《东西中国》讲中国东西差异，从社会学一贯“以人和结构互动”的视角来看，东西差异视角下如何理解农民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华中乡土派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历来主张以区域视角（南北中国、东西中国、腹地中国）、城乡视角（城镇化阶段与路径）、社会结构视角（分化与去分化、紧张与松散）以及家庭视角等切入，主张“目中有人”的大国学术。学习《东西中国》，首先要学习为什么提出各种类型学的认识工具和框架。笔者看来，本书的核心目标主要是解决谁是农民、如何科学制定三农政策精准服务农民的问题。结合阅读本书的知识收获和笔者到多地县乡实地调研的经验，进一步详细论证谁是农民的问题。
在大变革时代，谁是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东部的农民与中西部的农民，不是同质的；进城的农民与在村的农民也不是同质的；在村的农民之间也不是同质的。由此来看，讨论农民，必须对农民的地理区位（市场位置）、城乡区位（生计模式）与生命阶段（利益诉求）进行区分。
一是东西差异。东西差异下的农民是指中国东部地区的农民与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差异。东西差异的核心逻辑是市场经济差异。因为东部地区存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也有区域经济中心。故而，东部地区的农民是指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带内的农民，包括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区域中心辐射带内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是指处于非市场中心发展带内的农民，包括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和中西部地区普通农业县乡区域内的农民。以下从生计模式、城镇化路径、生活方式、社会分化展开讨论。
其一，生计模式。东部地区的农民靠近市场中心，大量的工业和非正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农民可以不离家、不离土就近务工，且往往是老人打零工，中青年人进厂做管理或者做销售。不少农民得益于本地的优渥社会关系，还可以创业，一次不行就多次创业。东部地区的农民很早就不种地了，务农的收益不如务工，他们将土地出租，用于厂房建设获得租金。或者土地规模化流转，由外来的农民种植，产生了“农民农”现象。由此，东部地区的农民是举家务工或者半工半商作为生计模式的，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不大。中西部的农民，因为乡镇工业的大量倒闭，农业过密化问题存在，只能在打工经济大规模兴起后外出务工，他们打工经历了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夫妻外出务工和代际举家务工等变迁。但总体来看，因为务工地存在户籍准入限制，一般的农民家庭都只能采取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在家门口打零工和种地的生计模式。农民家庭的收入是种地和务工两份，家庭生计就是以夫妻分工和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其二，城镇化路径。东部地区的乡镇和乡村差异不大，遍布工业企业，基础设施因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高而很早地实施了提档升级，几乎所有的乡村不存在“水电路网邮”等问题。当地的农民一般采取的城镇化路径是就地城镇化。农民较早买了县市的房子，或者因为拆迁获得了房子，农民中的老年人居住在乡村，年轻人则居住在县市区。甚至很多农民一家都住在乡村，因为乡村的房子设计都普遍是别墅化的，家居陈设布局都现代化了，城里的房子出租还可以再获得一份收入。因为早期买房，房价不高，又因为就地城镇化可以实现居住和就业的一体，他们的就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市化”，是主动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要进城，面临两种道路，一是在务工地实现城镇化，但因为较晚进入东部地区打工，一两个人打工不足以支撑家庭迁移，就需要两代人共同务工才可能供得起一套房。因此，这种跨区域的打工地城镇化对于缺乏足够劳动力的农民家庭来说，是很难的。第二条道路是户籍地就近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方式的生成有两方面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收入来源，通过教育资源为代表的公共资源县域集中来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是农民在当地婚姻竞赛、教育竞争和年轻农民价值体验追求下而自发或主动或被动进城买房。但买了房子后，县域仍然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本地就业机会，农民家庭就安排年轻劳动力中的男性到大城市务工、妈妈或者奶奶在县城陪读、爷爷在附近打工兼种地，以农民家庭的城乡分离和代际合力为基础的“一家三制”来应对城镇化压力。
其三，生活方式。东部地区的农民家庭在长期的城镇化和市场化观念熏陶下，已经习得了现代化的生活观念，表现为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即家庭内部生活设施的现代化和村庄社会环境的城市化。表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东部地区的农民是自发追求人居环境整治的，是愿意为人居环境整治付出费用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缺乏压力，农民家庭特别是年轻人选择工资不高但是有双休的工作，周末城乡两栖，外出旅游、钓鱼等。家庭的生活性特征明晰，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不大，家庭关系情感脉脉。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老年群体则还是传统的“勤扒苦作”型的生活方式，他们缺少长期外出务工经历，厚重的代际责任观念下，生活以高积累、低消费为主。年轻人则长期在外务工，受城市化的生活观念和现代化的思想影响，注重生活体验，追求享乐和消费化生活，农民家庭内部就形成了传统和现代兼容的、以代际差异为表现的“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农村地区的农民还是传统的农民，生活以农业为主，人居环境整治标准以城市环境管理思维为指导，就存在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
其四，社会分化。东部地区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市场机会，这种机会包括经营和打工两类。农村中一部分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就会通过捕捉机会成为老板，一般来说，村庄有二三十个老板是很正常的。剩下的农民则是一般型的普通打工人。当然，先天或后天原因，村庄还有一部分需要依靠社会兜底保障的弱势农民。因为当地机会发达，村庄不仅不存在人口外流的情况，还有外来人口到村庄经营、就业的，这就导致村民日常生活所在的村庄社会结构是完整的，村民的群体分化是比较大的，从年入千万、百万的老板到举家务工的农民到半工半耕的农民再到兜底保障的农民，村庄社会就会存在富人的展演性消费而导致婚丧等仪式成本抬升，村庄社会就有竞争。表现在富人想当村干部的政治竞争和富人想带动社会风气的社会竞争以及生活方面的面子竞争等。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则远离市场，很难有超越性、垄断性的富人出现。农民中收入的分化是比较小的，最富的一般是小包工头、小经营主等，这个比例占据10%～15%。最穷的就是需要兜底保障的特困、低保和低保边缘户等群体，他们因为缺乏劳动能力而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这个比例也在10%～15%。中间层次的就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家庭和在村规模种植的大户农民，以及半工半耕的一般农户，相比半工半耕户，前二者要比第三部分群体收入略高，但总体收入差不多。因此，不存在经济收入方面较大的分化，农民就没有强烈的社会竞争。
二是农民的城乡差异。东部地区的乡村处于城市发展经济带内，故而东部地区不存在较大城乡差异。以中西部地区为分析对象，包括进城农民、正在进城农民和未进城农民。以下从人地关系、人村关系和生活诉求来分析。
其一，人地关系。70后之前出生的农民对于自己养老生活的预期是在农村完成，因此，农民一般都会种植土地来维持自养和支持子代。进城也主要是年轻人为主。年轻人中进城或者不进城的，都要依赖父代的半耕支持。因此，分析人地关系是主要对子代农民，即80后为主要对象。进城农民分为两种，一是实现进城地就业生活一体，一般是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或者在县城有经营或就业的人，他们这一群体的生活维持和展开不需要土地收入，也不会种地，是愿意放弃土地的。他们也算不上农民了。二是进城是依靠父母积蓄来支持的，年轻人还需要以夫妻分离的半工半读来维持家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懂得如何种地，也不知道地在哪里。但是生活维持还需要土地，对于土地的态度是模糊的。正在进城的农民则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外出务工，家庭积累进城，但是未来的城镇生活还需要农村父母支持，倾向于保留土地。一部分人则无法进城，他们则必须依赖土地作为退路。没有进城的农民也包括两个群体，一是不愿意进城的，如中坚农民群体，因为大量农民外出，他们获得了本地规模经营的机会，收入并不低。但是因为收入机会在村、社会关系在村，所以情感上和经济上离不开乡村，对于进入县城生活没有需求。二是进不了城的，包括老人和弱势农民群体，老人是因为家庭需要半耕来保障以及自我情感、生活等不适应。弱势农民则因为缺乏劳动力，没有足够积蓄，没有办法进城，农村社会土地产出的粮油蔬菜、可以售卖的农作物，反而满足了其低成本的生活需求。没有进城的人都是需要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
其二，人村关系。年轻人尤其是90后，因为长期接受教育和教育资源向乡镇和县城集中的原因，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活以及没有在乡村完成社会化。因此，对于乡村的情感是淡漠的。进城群体尤其如此，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因为户籍福利的问题，他们仍然会认为自己是农民，但是在实际上，农村社会的红白喜事，即便他们成家立业，除了内亲之外，往往都是父母在帮着走，他们对乡村整体是缺乏感情的。正在进城的农民则是双重脱嵌的，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追求进城，但是短期内难以进城。他们对乡村社会文化是不熟悉和不适应的，但是不得不在逢年过节回到乡村，但即便如此，对于乡村的人和事也是不熟悉的，故而也是脱嵌于乡村的。没有进城的农民，中坚农民利益、关系在村，且往往是他们在担任村干部，是对乡村社会认同且主要提供基本社会秩序的群体。老人和弱势农民也是长期在村的，对乡村社会生活认可且适应，是维持乡村的生力军。
其三，生活诉求。从进城农民群体来说，能够实现在县城就业的农民群体，面临的是融入和转变为市民的问题，即能不能完全成为市民，来参与所在社区的公共活动，是否享受和县域原居民一样的公民权利，包括福利待遇等。不能在县城就业的群体，则面临的是长期的一家三制来维持城镇化生活，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夫妻关系紧张、代际关系紧张等问题。如何能够实现家庭团聚的城镇化，是他们的核心诉求。从正在进城的农民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务工地城镇化或者县域城镇化两种方式都可，务工地城镇化面临公共服务获取问题，县域城镇化面临家庭成员分离问题，且他们还需要农村宅基地、土地等作为退路。没有进城的农民，他们需要公共服务资源的就地可及获取，即县域城乡范围内的均衡提供，农民不需要为了获取教育、医疗等资源而进城。同时他们还需要在农村社会的便利化生产生活，如中坚农民的土地进一步集中连片、水利条件兴修等，老人需要在村实现低成本、在地化的养老。弱势农民需要土地作为保障，也需要政策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等。
三是农民的代际差异。从世代的角度来看，农民群体发生了从传统小农到现代小农的转变，越来越受到现代化思潮和城市化生活的影响。从代际角度来看，农民可以分为40、50后为代表的传统农民、60、70、80后为代表的过渡农民、90、00以及之后的现代农民。从生命阶段、思想观念来看。
其一，生命阶段。40、50后为代表的传统农民当前正处于自理能力逐步丧失、需要通过家庭子女来完成养老的阶段。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在家庭和村庄完成养老。过渡农民中的6070后逐步要进入60岁，面临超龄农民工清退政策问题，如何顺利返回乡村，如何延长在城市务工时间，涉及种地和务工的权益保障，这是他们的核心诉求。80后一代则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如何增强家庭福利政策支持他们应对“一老一小”是核心问题。现代农民，即90、00后们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不是农民成为问题，他们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在城市以白领、蓝领等身份获取收入，虽然户籍是农民，但生活方式已经完全都市化了。他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的生活，可以通过个体奋斗实现。但成家立业，个体能力不足，家庭支持供给也不足以应对结构性的婚姻市场挤压、城镇化压力等。至于更为年轻的孩子，多数都是在县城、大城市出生和成长，对于农村社会完全是陌生的和不熟悉的。在这个意义上，80后中的一批人将是最后的农民。
二是思想观念。传统农民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发展建设，又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自身接受祖辈的家庭观念教育等，其个人的国家观（从国家发展能力不足来考虑自己的养老金问题，从而平衡心态）、社区观（熟人社会的规范化秩序的提供者和被约束者）、家庭观（为了子女可以“干到死”）、个人观（自我价值认可）和命运观（将无法解释的东西归咎为命运），五观俱全，生活心态相对比较好。60、70、80后是传统和现代思想共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韧性的家庭观念，尤其是通过强代际伦理来支持子代进城，他们的自我剥削，表明家庭的福利供给已经到了临界点，反过来说，也印证了家庭作为政策福利供给单元的可行性。90、00后一代则生活进一步去社区化，对乡村社会缺乏认同。个体主义思潮在他们身上的痕迹较重，追求个体体验。但是从成家立业来看，家庭化之后的他们会逐步嵌入到亲属网络体系中，成为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融合的个体。
以上的认识既是笔者自己调研的收获，也是所在团队二十年如一日践行“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共识下的智慧结晶。也可以理解为，笔者所做的仅是整理工作。中国那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城镇化加速、乡村社会分化等叠加因素影响下，农民是复数的农民，而非同质化的农民。理解农民，就要讲究时空视角和分层视角。认识农民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讨论村庄的类型。基于“土里长出来的理论认识”，指导制定三农政策，将真正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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