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暑假到鄂东南宗族性地区调研，发现当地村民组特别重要，因为村民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房头，十几户到几十户，一个姓，自家人，又是村民组，过去的生产队，村民组组长往往也是由本房头最有威信的中年人担任。房头是私，因为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家人。这个私是相对于农民家庭这个“小私”的“大私”。村民小组则是公，是国家划定的基本管理单位，是村委会下设小组，且村民小组长一般要由村委会任命（可以由村民推荐或推选），如果说国家是公的话，国家的公是“大公”，村委会是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可以算是国家这个“大公”在农村最基层的代理人，则村民组就只是“小公”，是最小的“公”了。也正是在村民组一级，“大私”与“小公”重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有效对接，村民组长对内利用自己人的身份来低成本解决矛盾，达成集体行动，提供超出农户的公共品，对外则代表房头利益，维护房头利益。村民组或房头内的事情都可以自治，国家就可以进行低成本的简约治理。国家不介入村民组或房头内的事务，房头就有自治的空间与动力，房头内就需要且会产生唱黑脸的人，说直话的人，也就具有相当的主体性。
2021年暑假再到鄂东南宗族性地区调研，发现之前的公私边界早已打破，国家这个“大公”一直延伸到农户，之前公私同构的村民组和房头快速弱化，不再具有集体行动能力。国家权力延伸到农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去需要农户出钱出力建设的村庄公共品，由国家下乡资源来进行建设了，不再需要农民出钱出力了，之前村民组或房头内的公共事务需求没有了，房头退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价值倾向，从治理层面返回到社会与文化的层面，也就是从“公”的领域退出而仅保留“私”的领域。
一旦国家权力进入到农户家门口，国家就直接与农户打交道。国家要为农民做好事，上项目，项目落地就要占用农户土地，农户就可能索要超出应得利益的好处。因为不损害其他农户的利益，钉子户索要超额好处就没有心理上、道德上的障碍，也没有舆论上的问题，因为国家好处不得白不得。国家就不得不与钉子户讨价还价，外来工程队就不得不与钉子户死缠死打。一户钉子户获利，其他农户迅即成为钉子户，村庄没有人有理由出来“唱黑脸”、“说直话”，以阻止钉子户效应。这样一来，国家发现好事不好做。
小结一下，过去在国家与农户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公私同构的村组（宗族或房头）的，现在国家借资源下乡，将权力直接延伸到农户家门口，不再有公私同构的村组这个缓冲带，之前“大私”范围内部解决的大量细小琐碎事务外溢出来，变成国家事务，由此造成新的治理困境。甚至调研乡镇，有一农户家中老人去世，村干部没有上门帮助，农户就到村部大闹，说村干部为什么不去帮他家处理丧事。而实际上过去办理丧事都是靠房头而不需要村干部帮助的。
鄂东南地区是湖北宗族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相对鄂东南来讲，湖北省绝大多数农村宗族早已解体，是我们所说原子化农村，也就是说，作为大私的宗族房头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消灭或消失，村组建制都不再是依托宗族房头这样的大私，而是在地缘基础上，通过村社集体来建设地缘共同体。虽然缺少“大私”，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农民共同生产与分配单位，自治程度相当高。分田到户以后，实行村民自治，农民要承担“三提五统”，要分摊共同生产费，国家很少介入到村庄内部事务。村庄自治就必须要将农民组织起来，筹资筹劳，出钱出力，就要依靠积极分子，团结大多数，孤立钉子户，以达成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上的集体行动。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重要办法是召开会议，讲清道理，形成共识，实行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当然也要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简言之，在没有宗族房头的农村，通过村民自治来形成地缘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村社共同体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或联结纽带。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开始大量向农村转移资源，之前主要依靠村民出钱出力建设的村庄公共品，现在都由国家来建设，国家直接将服务延伸到农户家门口，农民再组织起来建设村庄公共品就没有必要。也是因此，之前通过自治来达到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就显得多余，村民自治就逐步被村级治理行政化所代替，村干部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不是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村级组织也就逐步丧失了解决村庄小事的能力，村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直接上升到国家的权力层面，国家就不得不进一步介入到农户之间甚至农户内部的琐碎事务之中。
国家为农民服务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而必须要在国家与农户个体之间建立起一个缓冲性的结构，这个结构无论是小公大私同构的村民组（房头），还是组织起来的村社集体。不将农民组织起来，由国家直接面对一家一户农户，农户之间各种细小琐碎事务将极大地降低治理效率，结果就是好事不好办和好事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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