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天价彩礼事件多次引发舆论关注，因高额彩礼产生的矛盾甚至恶性案件也日益增多。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
对此，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教授深入探讨了农村结婚商品化、生育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等现象及其对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从高昂的结婚成本到房地产过剩危机，再到激进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农村成本被推高的多重因素。同时，文章也展现了乡建青年如何在城市化大潮冲击下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近期，婚姻家庭问题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普遍观点认为结婚门槛高、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率显著上升。
众所周知，现在结婚所需承担的经济成本非常沉重，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结婚相关费用之高令人咋舌。
在许多农村的头婚市场中，彩礼金额常高达约30万元，就算一般地方也需15万至20万元不等。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近期在全国各地农村的一项调研显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了20万——30万元。在江西一些农村地区，50万元左右的彩礼数额占据主流。
因为头婚成本过高，除了要付几十万的彩礼之外，还要再加上房子和车子。据媒体报道，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包括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这是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支付不起的。于是就催生了二婚市场，其彩礼相对较低，约为10万元左右。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指出：“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形成攀比之风。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彩礼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此外，离婚手续的简便化也加剧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如春节期间网络流传的离婚排队现象，便是婚姻与家庭关系脆弱的直观体现。
从婚丧嫁娶等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视角来看，人与社会正遭受资本的深刻异化，这一趋势非常难以克服。而这个趋势和我们国家所要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相去甚远。
随着婚姻商品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的变迁导致了这一结果，还是某些特定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农村婚姻成本的飙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当前社会经济的整体环境紧密相连。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和激进城市化的推进，更是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温床。
我们进一步剖析应该看到，这些年随着房地产资本的扩张，深入到县以下，有些地方甚至连乡镇这一级都在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实际上是严重过剩，房地产捅下的窟窿，包括地方的债务、银行的借款等，这些都是泡沫化的。一个房地产泡沫带起来了金融泡沫、债务泡沫，形成“三泡危机”。
在此背景下，不少地方采取了不尽合理的政策措施。例如，强行将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县级城镇，尽管人口流失严重，却试图通过购房门槛来吸引周边农村居民进城，以刺激房地产消费。同时，医疗资源也向城市集中，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乡村医疗资源的匮乏问题再次凸显，多数村庄缺乏医疗设施和医生。
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化，社会风气逐渐败坏，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据有些资料显示，
在探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统一时，我们应回顾历史上小农村社体系的稳定性，
而当前婚姻关系的市场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生育率下降，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现象。
过去，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年，把农村的青年人抽空了，因为它要的是“掐草尖”嘛。我们知道，原来中国被认为是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上不去，因此沿海的企业就只去招收那些劳动年龄最优秀的劳工，就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六七岁的打工者。这样使得年轻人纷纷离土离乡。而现在，
这一现象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的目标背道而驰。当我们说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我们也应该包容性地看待各种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乡村振兴和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这一要求旨在纠正金钱关系渗透乡村、破坏社会风气的现象，以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
在探讨了房地产市场过剩危机对农村人文社会衰败的影响之后，我们不禁要思考，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如何能够保持其传统价值和文化，同时又能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在激进城市化的大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守正创新？
这就得提一下在我们十多年来开展乡村建设的各种活动中，参与到乡建体系的青年，他们的婚姻关系是长期、稳定的，他们的生育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社会上的生育率。
我们已经搞了两次集体婚礼，我当时去当了证婚人。参加集体婚礼的乡建青年可以说是零彩礼，没听说过谁一定要问对方要彩礼，要车要房子才能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住的是出租房，他们没车，也没彩礼。没有任何一个乡建青年愿意把自己像商品一样卖出去。
但有些青年人的家长未必支持，于是他们还得为了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去冲破各种庸俗的社会要求的束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我的两个博士生。这俩年轻人都在乡村务农，他们结婚的时候，男生骑着自行车，把女生放在后座上来参加集体婚礼。这批年轻人就算结婚了。
2015年1月18日小毛驴市民农园第二届乡建集体婚礼上，作为证婚人，我在致辞中对大家说：“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别人结婚，坐的是豪华婚车、奔驰开道；我们这则是在寒风中，毛驴开道。我们没有那些社会上世俗的东西，但是天虽然是冷的，人的心是热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缘分，叫乡建缘。我代表我们老一辈的乡建人，向新一代的乡建人表示我们诚挚的祝福！没有你们，就没有乡建事业，也就没有乡建缘。我给你们鞠个躬，谢谢！”让人欣慰的是，那些参加集体婚礼的乡建青年后来一直婚姻稳定，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在地上跑了。
还有一对夫妻，女方是海归，在高校当教师，男方长期务农。他们之间也没有那些高低贵贱的俗套，至今家庭关系很稳定，孩子已经挺大了。
早在2003年，我们在河北一个村里创办乡建学院时，早先来的第一批年轻人几乎都是男生。我那时候还对他们说：“我最大的担心是怕对不起你们的父母，因为怕你们找不着媳妇，生不起娃。我得想着你们父母的期望，可怜天下父母心。”实践证明我是瞎操心了，当年那批参加乡建的年轻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们通过集体婚礼完婚，离婚率为零、生育率很高，很多家庭都是两个孩子，最多的有4个。而且许多乡建青年至今还在农村从事乡建工作。
也就是说，
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乡建青年的表现与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农村精神文明要求相契合，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
这让我回想起年轻时阅读的俄国革命时期重要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书中描写俄国革命时期，有一批愿意严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人，是怎样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如今，乡建青年同样在劳动中锻炼成长，他们也是一批新人，应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最近，一位从大学时期就参与乡建调研的年轻人表示要撰写关于乡建的书。我建议他以《怎么办——关于乡建新人的故事》为题，记录这些在社会实践中勇于锻炼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他们所形成的家庭与党的二十大确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高度相关。
众所周知，婚姻、家庭、生育等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相关学术期刊（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均设有专门板块深入讨论这些话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团队需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本次提出的对比之上。
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激进城市化的浪潮下，众多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衰变。
因此，我们不能将当下热议的婚姻市场问题简单庸俗化，而应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我们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即大规模推进激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大肆破坏乡村。
若缺乏这一认识，我们很难在乡村振兴中真正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落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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