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内蒙古草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牛、羊、马等牲畜被平分给个人。牧户虽然分得了“小而全”的牲畜，却也受限于牲畜数量，无法完成种群的繁衍。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不能凑成“种群”的牲畜被卖掉，自此，有利于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五畜结构被打破。
与之相伴的自然就是牧民纯收入的不升反降。与大集体时期细致的劳动分工相比，承包制迫使牧民将全部劳动力集中在牧业，琐碎繁重的副业被分摊到各家，过去由集体成员合作完成的剪羊毛、基建等工作，现在只能依靠雇工完成，增加了生产成本。于是，牧民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不断发展牲畜数量，而牲畜数量的增加，又给草场带来了巨大压力，直接导致了草场的退化。
很多时候，人们会将草场退化的原因归结于牧民的过度放牧，却鲜少关注畜牧数量剧增背后的“推手”，以及牧民被迫扩大畜牧规模，却仍无法满足自身生计与生产需求的无奈。
本文节选自韩念勇主编的《草原的逻辑》（第一辑），因原文较长，故分成上下两篇推送，本文为上篇。
作者｜郑宏，北京人类生态工程学会，《人与生物圈》前编辑部主任
《草原的逻辑》（第一辑）封面。这本书以内蒙古草原为调查对象，从第一现场、第一讲述人的角度出发，试图让牧民直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认识，追述他们的记忆，客观呈现草原政策承受者、环境适应者、文化缔造者们的生存现状。其中，第一辑从农区和牧区本质区别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从农区移植来的承包制度和舍饲方式在草原上的不适症|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到1984年内蒙古草原也开始实施这一制度，牲畜首先被划归给了个人。以前大集体时的一切以集体安排为准，甚至“不自由到哪怕想宰一只羊，想出去看看上学的娃娃也要跟大队申请，批准了才行。”这种管理过死、对个人的束缚早已令人们厌倦，也有牧民们抱怨大锅饭养懒不养勤，辛苦肯干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承包的出现，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由，刺激了生产积极性。然而随着短时间内牲畜数量、牧民收入迅速提升而来的，是草场退化的日益严重，部分甚至大部分牧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下降、返贫，各种对承包制度的质疑也开始浮出水面。
“我们知道牲畜平分给
个人会出问题，但为了公平，
什么都顾不得了”
丹增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某嘎查书记，他还清楚记得，1984年，当牲畜承包政策下来时，先不说对承包是否赞同，嘎查里更多牧民却将焦点集中在了分配方法上。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草原上的牲畜都是成群的，每群必须保持一定数量，一群羊最少几百只，数量太少它们会害怕，老觉得不安心，到处跑，不能安静下来啃草。牛、马、骆驼每群数量也要过百，或者在三五百以上，比如马群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每个家庭有一匹公马加上十几匹母马和它们的孩子，另外还有一些骟马，这是打破不得的。
一旦按人口平均分配，肯定保证不了最小规模，更别说经营了，就连让牲畜正常生存下去都困难。可是按群分吧，又没办法保证公平，谁能说谁家就该只分羊或者只分马？结果我们明知道平均分会出问题，但是为了公平，什么都顾不得了，所以最后还是按人头分了，我和其他牧民都赞同了。”丹增说。
这种矛盾心理也出现在其他嘎查的牧民中，最终大多嘎查选择了按人头平均分配。虽然牧民们考虑到打破原有畜群肯定会出问题，却没料到问题比他们料想的要多得多，不仅出现了放牧困难，甚至许多本应因为分到了牲畜而变得“有财产”的牧民家庭，却一下陷入了生计危机。
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的呼·巴特一家4口人，一共分到28峰骆驼，35只羊。他说：“我们这里是戈壁草场，生活主要靠骆驼。刚分的时候牲畜太少啦，日子艰难呢。”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必力格巴特说：“分牲畜时，我家5口人，一人分到6匹马，6.8头牛，1.6峰骆驼，2只山羊，30只绵羊，五畜倒是都有了，可都不多。”
在发展牲畜时，因为承包造成牲畜“小而全”，各家都分到几匹马、几峰骆驼，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群”都达不到，无法放牧，马和骆驼被首先卖掉，被留下来的多是绵羊和山羊。自此，草原上的五畜结构被打乱了。
锡林郭勒苏尼特左旗白音乌拉嘎查的白音昌说：“我们大队承包时每人分7只羊，5头牛，2匹马，1峰骆驼，我家4口人，一共分了28只羊，20头牛，8匹马，4峰骆驼。五种牲畜分下来，家里人手都不够，马和骆驼很快就处理掉了。”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必力格巴特家分牲畜时，在嘎查里算是条件好的，一家5口人，分了30匹马，34头牛，8峰骆驼，10只山羊和150只绵羊。那30匹马并不是一群，除了6匹母马其他都是骟马。他说：“马子没法放，很快就处理了。”
在我们调查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8个嘎查中，最低人均只分到3只羊，最多人均分到49只羊，牛从人均1.5头到5头不等，骆驼人均1峰、马人均2匹。可以看到，即便牲畜数量相对较多的嘎查，条件稍好些，但是对于畜群来说，要有相当数量的基础母畜才能维持畜群的良性周转，小群牲畜是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繁衍生存的。牧民们固然因为承包牲畜而得到了财产，却同时面临因为牲畜数量过少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的尴尬。
另一方面几十只牲畜难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据牧民们反映，一个四口之家至少需要200只以上的基础母畜才能维持日常生活，于是每家每户被迫着力扩大牲畜数量。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那仁满都拉说：“因为牲畜太少了，到个人手里没办法生活。大概也就是三五年时间畜群就发展起来了，特别快，还有些人从外头买牲畜进来。”
阿拉善盟孪井滩的好斯巴伊尔说：“承包牲畜时，我家9口人，只分了80多只羊。1986年底已经发展到了将近200只，那时我结婚成家，从家里带了30只羊出来分家单过。到1995年，我这个小家，已经有600只羊了，除了已经出嫁的两个妹妹，父母家还有200多只羊，二哥家200多只羊，大哥家300多只羊。我们这一大家十年间，牲畜数量从80只增加到1300只。据我知道的，其他人家也都差不多，至少翻了10倍吧。因为当年承包时，每家分到手里的牲畜太少了没法生活嘛，大家只好多多发展自己的牲畜。”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加德纳说：“我们家是兄弟二人，承包时候按每人5头牛，4匹马，49只羊分的，牲畜太少活不了，只能发展牲畜数量，现在家里2000多只羊。”据调查，仅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一个苏木，1984年承包前牲畜还不到4万头只，到1990年，已经增加到9万多头只了。
显然，承包是牲畜数量大增长的推手，而增长的动力是畜群被拆散后的不得已为之。
畜群增加，游动受阻
除了牲畜数量增长给草场带来的直接压力，一些牧户还发现，承包带来“畜群点”的增加，以另一种方式将放牧压力放大了。
大集体时是按“畜群点”来进行生产的，几家人联合组成一个点，一般每个点上有一群羊，一群牛，马和骆驼另有专门人家管理。承包后，畜群点的数量和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畜群点从原先的几家一个点变成了每家一个点。
“牲畜承包之前，我们大队有21群羊，1984年承包后一下变成了38群羊，每群的数量少了，但是群数多了。”锡林郭勒苏尼特左旗达尔罕乌拉苏木的达木海·贾穆苏说。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范曹格都仁说：“过去我们嘎查一共20多群羊，七八群骆驼，也就是20多个畜群点。分牲畜时，有80多户，家家户户都有了畜群，就成了80多个畜群点。”阿拉善盟左旗的巴特说：“以前我们嘎查有25群骆驼，20多群羊，1群马，1群牛，也就是20多个畜群点。分牲畜以后，家里什么牲畜都有了，一家一个点，嘎查有了近60个畜群点。”
仅以我们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了解到的情况为例：有4个嘎查，在承包前分别有11、35、58、60个畜群，承包后成了50、50、83、131个畜群，畜群数量普遍增长了一倍以上。
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那仁满都拉老人已经80多岁，在他看来，畜群点的增加是绑住游牧脚步的第一根也是最重要的绳子：“牲畜点太多了，我们这里一口井周围原来只有三个畜群点，承包后一家一户一个点，就有了十来个点，三五年后每个点的牲畜都从几十只发展到过百，这就是对草场的破坏。而且那时候起就不能游牧了，虽然没分草场，可到处都是畜群点，实际上已经把你的草场定下来了，你总不能到别人家门口去放牧吧。”
在有限的放牧范围中，畜群点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放牧范围收缩，出于生存和生产的多重需求，各个畜群点上的牲畜数量还在迅速增加，更给这一时期的草场增加了巨大压力。
“草场明显退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些老牧民们在回忆这时期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动到定，草场就是这么退化的。”经过多年调研的草原专家刘书润说。
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畜种结构变化引起的放牧压力”。
草原上素来都是五种牲畜搭配放牧，绵羊、山羊、牛、马、骆驼，每种牲畜都有各自的采食偏好。牲畜承包导致小畜替代大畜，在只有绵羊和山羊的草场上，它们只采食自己喜爱的细小的牧草，细草被过度采食，其他牧草又被来回践踏无法生长，牧民们说这是草场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却很少被外人了解。
就像我们调查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某嘎查，从1984年牲畜承包开始，首先是骆驼被迅速卖掉，接着因为劳动力不足，草场分到每家过小，马被卖掉，最后连牛也被处理了。截至2006年我们调查的时候，嘎查已经将近20年因为没了马匹不再开那达慕（赛马会），也有将近10年时间只能吃外面市场买来的冷冻牛肉，用奶粉做奶茶了。这种畜种单一化的事实在草原上普遍发生，而畜种结构改变对草场造成的压力以及五畜之间的配合对放牧的重要价值往往又被人们忽略了，也只有在牧民们遥远的游牧记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记录。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一片被羊吃得不行了的草场要休息的话，不是不放牧，而是放别的牲畜进去，比如牛。这样比单纯的不放牧的草场恢复得快得多。一片草场，如果早春时候先把马群放进去，吃掉高草和粗草，适合牛羊吃的细草就能长得更快更好。”牧民们说。
畜群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与生活的双重需求。本来为了能激发牧民生产积极性同时也能实现保护草场的目的的牲畜承包制度，却使牲畜数量被迫增长，畜群点的增加导致无法自由转场，又为已经开始承受过大压力的草场带来更多额外压力。
吃牧业饭的人多了
在牲畜数量大幅度增加，畜群结构进一步单一化的同时，承包给草原上还带来了一个新的悖论：人手不足与劳动力浪费并存。
当前，在针对草场退化的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认为草场上人太多了，为了养活更多人，致使牲畜数量增加，从而造成草场退化。另一方面，认为无法重新游牧的观点中，同样提到因为人口太多无法回归游牧。然而，承包让我们看到了人口增加的另一种过程以及同时出现的劳力浪费的矛盾。
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老牧民加德纳在我们2006年调查时就表示过，现在的草原，就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草场才越来越差了。人口增加，除了本地牧民的自然增长之外，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外来雇工。牲畜承包将以前的“放牧专业户”转变成“放牧全面户”，各家都分到了几种牲畜，劳动力严重短缺，只能雇人帮忙。当地人又大都有了自家牲畜，不可能给别家打工，只有从外部雇人。“在我们嘎查，放牧的人家每家至少雇一个羊馆，还有一些临时工和搞基建的，全嘎查100多户，就至少有100多个外来的雇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白音昌说。
这些外来雇工很多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农业区或草场极度紧张的牧区，他们多是拖家带口而来，一边给雇主干活，一边以羊羔作为部分酬劳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畜群。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离开雇主家，租草场放自己的羊。这种雇工们发展出的畜群，既增加了草场上的牲畜总量，又再次增加畜群点的密度，使草场压力更大。可如果不雇工的话，当地牧民又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生活。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达·阿拉哈说：“放牧从来不是一家一户能够干得来的事儿，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做以前一个大队的活儿。一般一家就是夫妻俩和两个孩子，孩子去镇里上学，老人要跟过去照顾、陪读，这样一家只有两个劳动力，就算现在没有骆驼了，光是牛马羊三种牲畜，两个人就干不过来。另外还要搞建设、销售、租草场、买饲草料等等，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女人就得去城里陪读，只剩一个劳动力了，人手根本不够，不雇工就没法生活了。”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白音昌说：“大队时，打井、打草、基建（主要是修棚圈）、兽医、运输等等都是统一安排的，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做。我家常年雇两个工，一个专门放羊的羊倌，一个管基建、打草。工人基本上都是外地来的，整个嘎查大概有百十来个这样的外来雇工。”
牧民们一方面承认草场上有着过重的人口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从外面雇佣工人继续增加这种压力。与大集体时期的劳力分工相比，这又是一种对劳动力的浪费。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达布海·嘉木苏说：“大集体时，一群羊就是1000多只，一个羊倌负责放牧，需要接羔子剪羊毛的时候，就是大家合作干，集体抽调劳力过来。承包以后，哪怕不到一百只羊也得雇个羊倌，活儿还是那些，人倒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
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位老人清晰地记得，大集体时期他们大队是以浩特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每个浩特都有一群羊和一群牛，几家人一起劳动，如果劳动力不足，队里还会安排一些单身的劳动力进入浩特帮忙。转场时通常是两三家一起搬家，互相帮忙。牧区工作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一年到头一成不变的，只有每年接羔、剪羊毛、骟牛马、给大畜打烙印等时期需要较多人手，日常放牧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有限，通常一群牲畜只要两三个劳动力就够了。那时，接羔剪毛等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大队也会抽调人手临时帮忙，而不是让一个畜群里保持过多的劳动力。
这种临时调配与合作，缓解了不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提高了效率。承包后，原先的互助合作被打破，又没有了临时调配的补充，只能从外部雇工。这等于在原先劳动力数量不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少“非牧业”、或“机动”的人口。
那么大集体时可以被临时抽调的劳动力难道就不会造成人口压力吗？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那仁满都拉说：“我们大队以前人不多，只有不到100人，1960年困难时期，从甘肃一下进来200来个逃难的人。这么多人可怎么办呢？大集体嘛还有合理的安排，不是你来一个人就都让你去放牧，而是50%人专门搞牧业，50%的人集中在农业和副业上，大队统一给你记工分，年底结算。
你会种田就安排你去种饲料地，每年收下来加工好，到入冬时候给各个畜群点送去。你不会种田就去搞副业，挖苁蓉和锁阳、打草、修棚圈，另外还有专门的皮匠、毡匠、铁匠、木匠，还有兽医、卫生员、赤脚医生、会计等等。到冬天就专门组织人手用骆驼把盐驮出去换粮食。到牧业集中需要人手劳动的时候，就抽调这些劳动力过去帮忙。所以虽然当时人多却没觉出多大人口压力。”
阿拉善盟左旗敖伦布拉格镇的呼·巴特说：“大集体时，队长管着全队的人。队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是搞服务搞副业的，比如拉驼队、种饲料地、种菜、搞基建（搭圈、挖井等等）等等，每年冬天组织他们拉驼队出去卖盐，夏天组织出去打零工。”
阿拉善盟右旗的达冷扣说：“我们嘎查的牧业和副业人手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一家5个劳动力，忙的时候都忙牧业，平时就可能有2个劳动力是放牧的，3个劳动力都是搞副业的，跑跑运输赶赶大车什么的，如果把种饲料地、打草、打井等等都算上的话，副业人口估计能达到44%。”
细致入微的“分工”，有效分散了人口压力，集体的统一调配也通过这种细致分工得到比较高的效率。牲畜承包却将这种平衡打破了，原先的副业人口都分到了牲畜，为了顾全“公平”，甚至连原先的小学教师也分了羊回家放牧去了。副业人口转向牧业，造成了极大的牧业人口压力，这也让放牧经营的人口和户数基数增加，造成我们前文提到的畜群点密度增加。
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斯琴巴图说：“牲畜承包之前，我们嘎查130多户，只有60多户是专门放牧的，其他都是搞副业的。但是承包牲畜时人人都分到了牲畜，为了公平，副业户也都分到了，光畜群点就一下多了一倍多。我们嘎查有个湖，湖的周边本来只有三四十户放牧的人家，承包之后就一下变成六七十户了。”
在我们的调查里，大集体时期，嘎查中副业劳动力达到总劳动力的20%至50%不等，在阿拉善盟南部一些地区，如斯琴巴图所在的腾格里苏木，因为靠近甘肃民勤等内地农区，大跃进困难时期接收了大批逃荒人员，副业人口甚至能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
这些人员所从事的副业绝大多数是为牧业生产服务的，尤其是一些针对传统畜牧业脆弱特点的服务性工种，如基础建设中的搭棚盖圈、打井、运输、生产饲草料等。这种安排既分散了直接作用于草原的人口压力，又满足了牧业生产的需要。但是在牲畜承包中，副业人口都分到了自己的畜群，直接参与牧业生产，单从数字来看，就导致经营牧业的人数迅速增加，畜群点数量大规模增长。
同时，牧业生产的多种需求仍然存在，这些人转移到牧业上造成服务环节的断档，在前文提到的牲畜细分后人手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最终还要从外部雇工进行副业工作。在这一过程里，人们一边抱怨人口太多了，却一边推动着人口的增加，人口给草场造成的压力自是不言而喻了。
“五脏俱全”，成本增加
承包后牲畜数量和牧民收入有过一段时间的大幅增加，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收入的快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飞速增长的支出。
1999年斯琴巴图在做阿拉善盟左旗的扶贫办主任时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调查。在他调查的嘎查里，承包之前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生产成本很低，几乎没什么投入。到1999年时人均收入已经3200元，提高了很多，可人均年生产成本也已高达3600元，意味着纯收入负增长。
这些支出都花在了什么地方？阿拉善盟腾格里苏木的斯琴巴图说：“以前打草、驮草等都有专人负责，队里有大型打草机，每年秋季打草队会集中打草，到冬天该用饲草的时候，有专人用大车拉了饲草往每个畜群点上送，都是不用钱的。现在都得自己搞了，光每年租外面的打草机就得花好多钱。还要自己种饲草料基地，就连给羊打针灌药，以前有队里的兽医，现在都得靠自己。
以前大队里有两辆货车就够全队用的，拉草送货，孩子上学，队里一辆车就给拉过去了。承包以后家家户户都得买车，再加上汽油费越来越高，这部分成本就不得了。另外，好多公共服务都没了。学校、卫生院、大型农机具服务都没了，什么都得一家一户解决。像我们嘎查离最近的城镇中卫和孪井滩都有100来公里，大队解散以后，以前的农机具修理点撤了，要给柴油机换个两块钱的零件还要跑出100多公里去，这中间的花费100元都挡不住。大队的学校也没了，学生都到城里念书，家长去看望一次路上就得花掉300元。同样，出去买东西看病都是这样。毕竟分散了嘛，不应该各家承担的都得承担了。
因为人手不够，就只能雇工，可雇工工资也越来越高，牧区长期工一天至少20块钱，或者一年给十几只羊。短期工劳动法里有规定，每天不能低于50块钱。这样雇一个羊倌一年至少要花8000元左右，还要雇一些临时人手打草、抓羊绒等，这开销太大了，结果日子越来越艰难。”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策登扎布说：“承包后，以前有明确分工的工作都落到了一家一户身上。每家都有5种牲畜，洗羊、药浴、买药、防疫这类以前一个兽医就能给全大队做了的事，现在每家都要做。基建（维修、搭棚盖圈）、打井、围栏（检修、买、安装）、交通运输、销售（牛、羊、畜产品等等）、买草料、打草、搬家等等，事情太多了，人手不够，只能雇工，工钱也越来越高。原来一个浩特好几家，你出去办事情还有邻居帮着看家，现在家里如果有个病人出去看病，还得专门雇人看羊看房子，不然看完病回来家里的羊都让人偷没了，房子都得让掏空了。
以前一个嘎查有3辆拖拉机就够用了，现在每家都得有一辆，嘎查50多户人家就是50多辆大大小小的机动车，这是个大浪费。另外棚圈、打井、种饲料、打草等等都是每家单独做，重复建设就很多。比如以前一口井就能支撑好几家饮牲畜，现在每家每户都得有自己的井，这里面浪费更大了，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比如营销，很多没有经营头脑的人被迫去营销，很快就贫困了。”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桑布说：“承包了牲畜，所有人包括以前外头来种地的，还有赶大车的，都开始经营自己的牲畜了，可原先的那些活儿还得干。每家都要自己打草、运输、销售、干兽医的事儿，开始时候还勉强着自己干，但是干着干着牲畜越来越多，活越来越重，只能从外面雇人来干。以前集体不用多少钱就干了的事儿，全搁在个人身上，这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副业的人口全部转为放牧，琐碎繁重的副业就被分摊到了各家头上，重复建设、重复投入的浪费极大，但又不能不做，即便是不怎么会算计的牧民们也都清楚看到了这一点。
最近这些年，因为沙尘暴频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新的“沙产业”。2006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遭遇特大沙尘暴和风灾，退化草场被风一吹，卷起的沙子很快就能压垮一些迎风面的围墙，有的房子旁边出现了与屋顶齐平的沙堆，羊都能踩着沙堆跳上房顶，必须及时清理。有的地方还传出山羊从屋顶上直接掉进饭锅里的笑话。沙子吹到一些本就乏弱的羊身上，在羊毛里越存越多，若不及时抖掉，最终会让羊因负重过多站不起来。于是推着小推车专门给人家清理沙子、抖羊的工人们开始出现在草场上。各家头上的副业成本越来越高，诸如此类的开销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能力差的牧户自然就贫困了，自己干不了就只能掏钱雇人，成本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少，直到返贫。而那些头脑比较灵活又勤劳肯干的人家，也同样承受着这些增加的成本，只能依靠发展牲畜数量来支付这部分不断增加的开销。于是这些副业成本成了牲畜数量增加的又一个推手。随着草场压力不断加大，退化程度日渐加深，产草量降低，又让放牧成本越来越高，为了抵消成本，只能继续提高牲畜数量。这样的恶性循环成了很多牧户摆脱不了的梦魇。
及至2000年左右，针对草场严重退化的情况，草原上开始推行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自然地将牲畜数量过多、放牧压力过大作为退化的主要原因，并将责任简单归结到牧民头上，却未考虑到牧民发展牲畜是为了应对高成本，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承担了怎样的代价。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选自韩念勇主编《草原的逻辑（第一辑）》
原标题：承包，牧民的集体记忆上篇：牲畜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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