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有一家五金公司，李、王两位厂长均是“70后”的农民工，他们是我的访问对象。
这家公司过去制衣，设两个分厂，最开始厂里工人不足100人，最高峰时劳动力达到1200人。2014年，公司放弃制衣转向五金，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两位厂长的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公司为其买了中山市社保，全家都在中山，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从经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应该说是脱离农民工阶层了。不过他们并非完全融入了中山，他们未来的预期是回到家乡，至于其子女是否要融人中山市，成为真正的新中山人，还不确定。
李厂长出生于1976年，老家在广东省江门市，17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2000年，他来到中山市，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制衣行业，工资每月1500元。他从普工做到师傅，最后成为厂长，有技术，是典型的实力派。对于为何选择制衣行业，他说:“一是当时进厂很不容易，需要凭关系，还有送红包;二是当时制衣行业招工多，相对容易进。”对于融入中山市，他说:“(打工)20年也不是中山人，中山人就是中山人。”他在中山没有买房，现在主要住在公司的宿舍。李厂长有4个孩子，大女儿中专毕业在深圳工作，小女儿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大儿子天生残疾，只能请人照料，每月花费3000元，小儿子在中山市上高一。对于小儿子，李厂长说:“肯定要上大学，没文化怎么行，我那时是没有办法。”
王厂长，1972年出生，湖南人，也是初中毕业，1992年外出务工，2008年来到公司，目前是一个分厂的厂长。最开始工资就达到了每月4000元，属于技术人员行列，主要是负责医疗器械的生产和技术研发。他的妻子是厂里的焊工，计件领工资。最高峰时，她月工资能有八九千元;不景气时，每月也有四五千元。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6岁，大学毕业已3年，目前在中山市沙溪镇就业，小儿子16岁，在中山读中专。他本打算2020年在中山市买房，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面积15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比中山市房价低得多。
这两位厂长属于“精英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然而他们依然难以在中山市买房，也不准备在此安家。论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山市属于发达地区，房价很贵，平均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他们作为厂长，工资也不过1万多元，而且不是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难以承担过重的房贷压力。另一方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认同并不在中山市，王厂长说:“虽然我和本地人打交道比较多，很多朋友都是中山人，比如厂老板、同行业比较高一级的——车间主任、厂长等，但我也不会在中山买房。我在中山只是个过客，还是要回老家落叶归根。打工打到退休为止，就回老家农村。农村空气好，有人情味。城市没有多少亲情。”两位厂长和本地人打交道多、社会关系发达，但这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当地的认同感。
厂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工人，管理能力最为重要，这是通过长期积累、学习形成的。工厂的管理主要包括:生产安全管理，这至关重要，下面会说到;考勤工资管理，涉及工人核心利益;技术管理，厂长按照要求执行统一的产品技术标准;日常福利管理，如供给免费的工作餐。厂长还需要调解工人之间的矛盾、向工人传递各类政府公共服务和政策信息，如积分入学、社保管理、反诈骗等。
总体上，工人工作安全程度高，并不怎么危险。“最危险的就是与开机器相关的生产工序，比如冲压等。10年以来，只出过两三例安全事故。”目前李厂长在生产安全管理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每周要开半个小时的生产安全会，督促员工要注意安全;厂长会在现场督促教导，也会有对工序比较熟悉的老员工教授指导新员工或普工;要到五桂山街道进行安全学习，同时还要考安全管理证，有证件才能教授;每天检查员工是否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具，比如切管要求戴耳塞、烧焊要戴护目镜和口罩等，还要检查消防栓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厂里每个月都有专人去车间检查，政府也会不定期抽查。
上述两位厂长都不仅懂管理，还懂技术。但这并不是指多么高深的专业技术，厂长只需要懂得技术的标准并且指导、监督工人执行即可。
从阶层的角度分析，厂长不是工厂的投资者，并不是“老板”，而是典型的受雇用的中层管理者。他们的地位，包括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及主观的地位认同，介于工厂老板和普通农民工之间，且更靠近农民工。他们的特征是处于中年、长期务工、懂技术、懂管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于中小规模的工厂来说，厂长并不是高薪职位，他们的高工资只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他们的好处是不需要加班加点，也相对自由，不用待在工厂流水线上。他们的家人可以在中山市居住，虽然依旧可能承担不起当地的高房价，却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子女在中山市积分入学，他们也负担得起中山市私立学校的学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很难通过成为“厂长”而融入大城市，因其在务工及管理岗位上很难积累足够多的经济资本。
厂长和一般的“城市中产”不同，后者中比较典型的是进入城市的大学生，他们在体制内就业或从事大中企业的技术性、管理型工作，要么有体制保障，要么掌握专门技术，收入相对高且有保障。他们是可以融入城市的。尽管短期内，他们在一线城市实现经济自立还相当困难。有人说，在深圳、北京这样的城市，年收入没有20万元根本没有可能立足，更不可能有体面的居住条件。
由此可见，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城市中产”非常艰难，因此比例非常小。至少在“70后”这一代中年农民工里，能融入打工地城市的少之又少，他们最终是要回到家乡的(回到村、集镇或县城都是可能的)。就如李厂长这样的“高级农民工”，仍然要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预期回家乡养老，年轻的子女则继续在外面奋斗，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尝试融入城市。
对普通农民工，两位厂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点出了当代制造业农民工的特征， 据李厂长介绍，工人工资收入一般在每月五六千元，最高多元。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会加一两个小时的班:厂里根据订单的多少来决定工人是否加班。工人肯定希望订多，出来打工不容易，都想多赚点钱。由于最近两年经济不气，订单减少，加班减少。因此工厂员工走了十几个。其中两三个技术人员，能拿1万多工资。”剩下的员工就比较稳定。“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离开，要走早就走了，没有其他心思。”主要是公司待遇好及工人习惯了工厂。“一是公司包吃包住，其中宿舍很舒服，一厨一卫一卧室，面积有20~30平方米。只要一人在公司住，全家都可以住。我的儿子暑假就在宿舍做饭。孩子上学后，我就吃厂里的免费餐。二是工人工作习惯了，熟练了，不想再换工作。”
工厂的福利主要分为五类，社保占比最大。一是车费补贴，主要适用于员工回家过年的情况，统一按照一次300元发放。二是工龄奖，每年按照15%递增。三是全勤奖，根据公司要求，工人每月上班26天，奖励30元。四是高温补贴，这是政府严格要求的，企业必须给员工发放。五桂山街道有专门的企业群，街道领导会在群里发布补贴信息。五是社保，公司给所有员工都购买了社保，目前每人每月公司出600多元，员工出200多元。“以前员工是不知道，现在员工都知道，比较关注，毕竟这关系到员工自己的切身利益。新员工都会要求买社保。现在员工知道社保用处很大。一是住院可以报销，且退休后有退休金;二是主要由公司出钱，个人只出一部分。”这和我在浙江金华调研遇到的小厂、工地不同，可能和行业有关。
在制造业工厂的工人就业稳定、工资较高、处于中年，对社保有需求。不过全国总体按照城市标准缴纳社保的人的比例仍然不高。
工厂男女性别平衡，绝大多数已婚，单身的只有4个，男性主要负责焊接、喷粉等工序，女性则负责产品组装。工人普遍在厂里工作了很长时间，一般8~10年，主要来自广西、湖南和安徽等省份，只有几个本地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有些人有高中学历，年龄则分布在40~50岁之间，40岁以下的非常少。从收入、加班情况、年龄和学历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工厂，不同于新型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用工特征。
李厂长还介绍说，工人在工厂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可以长期做下去。“一是哪里打工都一样。工人在这个厂里已经做熟了，习惯了，不想走来走去。在这里是打工，去其他地方也是打工。二是认真做事工资自然就会提升。工人性格朴实，做事认真，懒懒散散的情况比较少。不认真做事，老板也不要。只要认真用心做事，老板和师傅都看得到的，也会加工资。”对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王厂长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老板赚了钱，工人工资才会涨。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在微观场域中，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更多是合作的，有订单老板赚钱，工人也能够赚钱。农民工的逻辑并不是劳工理论所关注的劳资冲突的逻辑。
工人都是在流水线作业，一件产品的生产分为多道工序，主要有切管、烧焊、冲压、抛光、组装等。除了少量工序发包给其他工厂外，绝大部分都是工厂自己加工。“生产工序分得很细，每道工序就较简单。工人掌握这个工序，达到标准的质量要求，只需要半个月。如果想要成为一名熟练的工人，至少需要半年。”工人一般只负责某一道生产工序，主动学习其他生产工序的并不多。“由于工资采取计件制，工人只要更加熟练，就能提升效率，花更少时间，就能生产更多产品，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工人难有动力去提升自己。
工人也有一定的消遣娱乐。“在工作以外，工人主要是在宿舍看手机，看电视，喝啤酒聊天，去江边钓鱼，爬爬山，到水沟里摸鱼抓虾。”周边村以及当地政府过年过节会放电影、举办演唱会等文艺活动，通常一年两三次。“政府主要是通过微信群宣传，希望员工参与。很多员工不愿意去，懒得走，90%都是低头族。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抖音，什么都看，看笑话最多。经常听到他们哈哈大笑。”
对于农民工的工资，这里再讲几点。工资普遍采用计件制，这有利于管理。农民工正常的工资水平，把加班(一般两个小时)工资都算上，一个月能拿五六千。景气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万多。不景气时候，工资只有三四千。最低时，为了留住工人，也会保底，每月2400元。技术性很强的工种，如焊接工每月能拿到1万多元，这个工资赶得上厂长了。这种工作既需要技术，又要吃苦耐劳。按照王厂长的说法:“一般负责的工作多，工资就高。吃苦耐劳无意义，光吃苦不会做也没用。”
我们一般将加班理解为强制性的、不平等的，或者是一种“文化”(比如互联网大厂的“996”文化)。从普通工人的角度来看，加班是受欢迎的。“普工加班一般两个小时，不超过3小时，可收入60元。如果企业订单多，就会排单，分派任务。工人也喜欢加班。”
一位工人说:“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8到10个小时，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加班。由于赚不到钱，35岁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几个。对于他们而言，家里有很多负担，上有老下有小，不赚钱养不活。剩下的员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工资每月五六千元，他们年龄大了也不好找工作。”其他工人为什么能够留下来?有一个原因是:“继续工作，企业买社保，去其他厂可能都不买。买满15年，一个月至少一千多，养老是可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制造业工厂中的中年农民工比例大，年轻农民工一旦遇到工资低的情况，就要流失。
有人说，能不能不让工人加班呢?比如说提高正常上班时间的工资，满足工人所需，工人就不用加班了，工厂多招工人也可以不用工人加班。但是卷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制造业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强制改变是不可能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最低工资很难提高的前提下，工厂计件付工资，工人多劳多得。工厂订单是不稳定的，是时多时少的，如工人说的，“忙季忙死、闲季闲死”。忙的时候，工人感觉到累，但是能拿更多的工资;而闲的时候，虽然轻松，心里也很慌，因为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多赚钱，闲的时间多了，就不得不另外找工作。
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按照中山市政策，公立学校实行积分入学，总计需要360积分。大部分工人并不关注，因为小孩子并不在这里读书。李厂长工厂里有50多个工人，包括厂长在内只有4个人的小孩在本地读书，厂长和一个电工的孩子读公立学校，另外两个孩子读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少则1万多元，多则两三万元，再加上生活费，读私立学校的小孩一年最低花费两万多。就学困难也是工人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原因。
摘自 夏柱智 著《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重新发现中国 贺雪峰 沈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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