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莓茶（一种纯野生的藤茶）是个好东西！前几年很火，好茶可卖800元/斤，一般品质的茶也在300元/斤以上。5斤鲜叶炒1斤茶，去年的鲜叶价格落到了15元/斤以下，市场上的莓茶均价从300元/斤落到了80元/斤，甚至更低。
茶农收入大跌！
不能出现大规模返贫是底线。当地党委政府很着急，多次开专题会议讨论莓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一个决定：不许一家一户的茶农私自炒茶，实行“办证炒茶”。当地领导及专家们认为“办证炒茶”可以提高莓茶品质、进而增加茶农收入。
我前天写了一篇小作文，讥笑张家界农业局“办证炒茶”的做法。小作文很快被张家界的领导们看见了，火速派人来北京找我喝茶。我在乡建院三里屯办公室接待了张家界永定区的四位领导。
交流是愉快的。
张家界的领导们为增加茶农收入真是操碎了心，想了很多办法，“办证炒茶”只是办法之一。听了领导们讲的故事，我被张家界的领导们为茶农增收想出“办证炒茶”等办法感动了，实属是没有办法之办法呀！
谁有让张家界莓茶价格回到300元/斤的好办法，我敢打保票，张家界的领导们一定会照你的办法做。谁有办法？没有。既然没有，就没有资格讥笑张家界“办证炒茶”的举措。所以，我把我在网络上发的嘲笑“办证炒茶”的文章全部清理干净了，以示对张家界的领导们为茶农增收所做努力的尊重！
张家界的莓茶，黄酮含量很高（据说别的地方的莓茶含黄酮量较低），有很高的保健及药用价值，比白茶、红茶、绿茶、黑茶、青茶…甚至赤水河的虫屎茶都有特色、有故事。莓茶从暴涨到暴跌，像坐过山车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猜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这是由农产品的特性决定的。农产品有一个共性，即价格弹性系数偏低，即容易暴涨暴跌。以柑橘为例，价格弹性系数0.33，即供求平衡后，流通中每增10%的供应量，价格则下降30%。莓茶前几年供不应求，价格被炒高，茶农一窝蜂的增产，价格随之急转直下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这是由中国农民的特性决定的。中国农民有两大特性，一是小，叫小农；二是散，叫一盘散沙。因此，一盘散沙的小农就只能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无法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更无法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绝对定价权收益。当某种农产品供不应求时，千万小民增产增收，勤劳致富；当供求平衡之后，千万小农再追求数量增长收益，就会增产不增收或减收，就会进入勤劳致穷的无穷反复——越减收越增产、越增产越减收的怪圈。当供大于求之后，就不能再追求数量增长收益，就应该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但高度分散的小农是无法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的。只有小农组织起来，高度组织化，才能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
张家界的领导们看到茶农增产不增收或减收，很着急，引进了企业，扶持了龙头，搞了“公司+农户”等等，有用吗？没有用的。因为还是在追求数量增长收益为主。于是，领导们越来越着急，就搞了“办证炒茶”这一招。据张家界的领导们说，一斤鲜叶，去年是10元，“办证炒茶”后涨到了15元。为什么能涨价，据说“办证炒茶”后茶的品质提高了，所以茶价涨了。据说农民很高兴。如果真是这样，我讥笑张家界农业局“办证炒茶”就是无知者无畏了，应该向张家界的领导们道歉才是，顺祝张家界的茶农勤劳致富成真！
不过，我还是想举几个例子反证一下“办证炒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个例子，是生猪定点屠宰、集中屠宰，办证宰猪、办证养猪。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是农民不再养猪了——被挤出了生猪产业！
第二个例子，是办证行医。结局呢？是真正的中医越来越少了，能看病治病的中医越来越少了。
日本农民、韩国农民和我国台湾农民也是小农。为什么农产品价格高且农民收入高呢？因为高度组织化。一乡一个农协，分户种茶，农协统一标准，统一加工、统一收储、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按品质和交易量分配。这样，组织起来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都归农民。
一般而言，办证准入，便利权力寻租，便利权力和资本合谋。只有在农民高度组织化的前提下，把证办给农民组织（一种有公益性的共富特权），“办证炒茶”才能帮到茶农。否则，好心可能办坏事的。（注：炒茶环节是整个茶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猪产业链的屠宰环节一样，是对上下游都有定价权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具有定价权的环节不能控制在极少数私人资本手中，应控制在县级国企或乡镇集体企业手中比较合适，这个环节的利润属于“共同体”利润，大部分利润要返还给共同体成员。如果张家界每个乡只有一个炒茶厂，如果这个炒茶厂属于乡镇集体所有，今年收茶农鲜叶的价格涨到15元/斤是肯定的，且正常情况下应该在茶卖掉后还可以给茶农二次返利10-15元/斤，甚至更多）。
农业有个定价权规律，如果某个县的某种农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超30%，这个县就有对该产品的定价权。价格暴跌之后，短期内把其价格升回去，是不难操作的事，但可持续维持该产品的较好的市场价格，进而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是有条件的：第一，组织化；第二，组织化；第三，还是组织化！不把提高农民组织化放在第一位的所有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最终都无一例外的好心办坏事——导致农民增产减收、勤劳致穷，或最终把农民挤出农业产业——农业非农民化。
我强烈谴责自己不设身处地替张家界干部群众着想、不负责任的嘲笑“办证炒茶”的文牍主义作风。与此同时，我也负责任、很严肃地建议张家界的关心茶农收入的领导们，一定要在提高千家万户小农组织化水平上下大功夫。一乡（镇）只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代表最广大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排他性的），这个农民组织只能有一个品牌，只能有一个炒茶厂，只能有一个“茶叶银行”，只能有一个统销部，政府的莓茶产业扶持政策只能通过这个组织支农强农。只有这样，莓茶产业的各个环节的价值和价格收益增长，才是农民的。为农民增收的初心才能实现。
再次感谢张家界的领导们不远千里赶来北京请我喝茶，并介绍张家界莓茶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我再次为我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向张家界的干部群众道歉！
祝福湖南张家界的莓茶质量节节高、莓茶价格节节高、茶农收入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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