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时至今日，小农经济依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最普遍的农业生产模式，小农人口构成这些非洲国家总人口的六成，而他们又在占全世界耕地总量60%的广袤非洲土地上辛勤劳作和勉强维持生计。如此广博的农业用地，如此广大的农业人口，倘若有少数人能够标准化其生产，能够私有化其种子，那对于企业而言，将是空前的商机，而对于小农而言，将是空前的灾难。事实上，旧的灾难早已发生，新的灾难不断酝酿。
上世纪八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西方资本和世贸组织以援助和免债为名借机在非洲推行结构性调整，政府在农业投资和管控上的撤退和松绑为跨国资本的渗透腾出空间，西方垄断性的种子专利得以侵入这个本土品种丰富多样的地区。九十年代，种子公司的高歌猛进遭遇有组织的群众抵抗，随后他们又转换方法，国际慈善组织、国际农技组织和研究机构成为种子私有化最积极的政策倡导者。非洲小农将向何处去呢？
在本文中，我们将看到种了几千年豇豆的非洲农民被剥夺育种和用种权利，将看到触犯种子专利动辄遭判处1万日工资的荒唐法条，还将看到遍布山野草原各个角落的本地农民的普遍反抗。
作者｜亚历山大·扎依奇克(AlexanderZaitchik)独立媒体研究所(IndependentMediaInstitute)的研究员
翻译|于同、东格、丁卯、开心的贾鱼
今年夏天，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将非洲农业革命的方案细节拍板定调。这其中就包括一项有关知识产权的待议协议草案，这项协议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资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主体试图将所有54个非洲国家锁定在一种唯知识产权、重司法处罚的种植模式中，其目的在于将几千年来非洲农民世代延续的经验和习惯取缔殆尽。
它们的首个打击对象就是农民的权利，也就是农民能够根据个体和社群需要，保存、分享并培育种子和作物的权利，这一人权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但是该协议允许企业产权取代地方种子管理，于是围绕这份协议，全球粮食未来之争的最新战线由此拉开序幕。30多年前西方种子公司在日内瓦起草法律草案，而新一代的农业改革在此基础上试图在整个非洲联盟对未采用进口专利种子(包括本地的转基因种子)的农民实施法律和经济上的双重处罚。由此孕育的种子经济将把非洲农业转变为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淘金地，促进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栽培，并在气候破坏加剧之际削弱农民的灾害抵御能力。
这种新型种子经济的缔造者不仅包括大型种子和生物技术公司，还包括它们的赞助者政府以及大量非营利和慈善组织。近年来，这一团伙巧妙地扩大且强化了对种子的知识产权限制(美其名曰“植物品种保护”)，打着时髦的政治口号——“气候智能型农业”。这一宽泛的措辞误导人以为这是一套有关实用的和气候驱动的粮食生产升级方案，从而掩盖一个更为复杂和有争议的企图，即为了满足生物技术和农业企业的利益而重新设计全球农业，而不是为了保护非洲农民或应对气候。
种子产权法：收紧的绞索
在非洲联盟各地农场，愈发严苛的知识产权法，将代表全球经济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过去30年，这股势力就费尽心机瓦解农民管理的种子经济，当农民被迫融入全球农业企业“价值链”时，它们还要对这一兼并过程严加监督。这些变迁不仅危及非洲小农的生计，也使得当地集体的生物基因遗产岌岌可危，这其中就包括自农业诞生以来祖辈们保护和发展的一些主食，如谷物、豆类和其它作物。
面对全球市场的种子标准化和私有化攻势，农民所要维护的仅仅是其基本的经济自决权。2023年初，我花了几周时间在加纳遥远的北部热带草原调研，见到了那些号称是受益于“改良”专利种子的农民。该地区的旱季延续了八个月，旱灾持续恶化，这或许使得一些披着应对气候危机和人道主义外衣的农业项目嗅到了将这个地区打造成代表典型的机会。然而，在一个又一个村庄，农民们带着警惕、困惑和愤怒关切并讨论西方所支持的这一新种子制度的细节。
加纳与布基纳法索的交界处有一个集镇名叫帕加(Paga)。某天清晨，我到帕加郊区一栋政府的土坯楼里参加聚会，应邀前来的还有七位农民。发起这场会议的人是45岁的伊萨克-帕比亚(IsaacPabia)，他在加纳农民协会(PeasantFarmersAssociationofGhana)任职国家秘书，也是种豇豆和木薯的农民，而且他经常远赴全国各地向农民同胞讲解最新的政策变化和小农经济的处境。小农经济在今日依旧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为普遍的生计模式。
对帕比亚来说，眼下最紧要的是该国2020年颁布的种子法条款，它引起了一些负面传言。早期报道显示，首都阿克拉的官员已经将邻里之间和当地市场上保存、分享和交易种子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坊间也在流传，农民如果分享受专利保护的种子，会被投入监狱，而专利保护的概念，和转基因的概念一样，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都是舶来品。西非人的主食豇豆也未能幸免，农民们尤其担心政府预计批准一种转基因豇豆。有没有一种可能，警方会得到法律授权从而能给豇豆种植者安上买卖和加工“非法”自留种子的罪名呢？
“确有此法，”聚会上，帕比亚用方言解释道，“企业想要控制我们使用种子的权利，因此制定了这条法律。”
他拿起一本加纳的《植物品种保护法》(该法与拟定的非洲国家联盟协约采用了相同的草案)，用英语缓慢而清晰地念出关于处罚措施的第60条规定：“蓄意犯罪的农民，一经简易程序定罪，可处以五千以上罚金……或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听到这条重磅消息，屋内顿时鸦雀无声。豇豆作为一种富含蛋白质的豆科植物，北美人称之为黑眼豆；加纳东北部的农民种植豇豆的历史可上溯至青铜时代(五千年前的)。而在五千年后的今天，人们种植世代传承的豇豆却可能招致侵害私产的起诉而招致15年牢狱之灾，何况这些新的私有品种还是在当地原始种子基础上改良得到的，岂有这种道理？
三月底，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Harris)旋风式造访加纳、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次访问是自去年夏天白宫发布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性文件以来，美国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问，但在访问期间副总统对种子产权的关键问题只字不提。哈里斯在三个国家分别重申了文件中提出的承诺，保证要在非洲大陆消除粮食不安全，“繁荣”农业生产。在赞比亚的一家农场，她公布了共70亿美元的公私混合投资，以帮助将“新技术(和)创新方法引入农业产业”。她称，该款项有“非洲领导人、非洲公司、美国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慈善家”共同参与。
哈里斯没有公布具体的参与者名单，也没有细说她和美国的国际援助组织打算对非洲农场实行何种“创新”。相反，她抛出了“气候智能型农业”这一技术官僚的诱饵，借以名正言顺地重构该地区的粮食经济。
非洲绿色革命的由来
向地区和全球小农耕作所发起的战争，企图全面收编小农进入工业化食品体系，加纳的《植物品种保护法》是这种战争的国家变种。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首先要面对的最顽固的对手就是看似不起眼的种子，因为种子具有天然的复制能力，对专利控制具有独特的抵抗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综合企业及其赞助国政府和慈善联盟巨头将这种顽固性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用法律或威胁作为武器，推动全球南方各国政府引进受专利保护的杂交和转基因物种。最直接受益于该计划的四家寡头公司，也控制着全球种子市场的半壁江山和75%的全球农用化学品市场，他们分别是：拜耳(前孟山都)、科蒂瓦(前陶氏杜邦)、巴斯夫和中国化工的子公司先正达。
自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以来，发展主义的农学家们把化学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奉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的万灵药。曾经，他们提倡用外国实验室研发的专利品种取代农民种植的种子，几十年后，这个具体案例已经发生改变，如今，他们转而强调气候变化时代的“粮食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如加纳这样的国家中惯常地将这种话语运用于对所谓种子“提质”的鼓噪之中。而到了2022年夏天，这种宣传鼓动的后果就是加纳同其他六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数的一半)，即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肯尼亚，一道准许了转基因物种的销售。
“我们绝不能接受这项法律”，帕加会议上唯一的女性农民，35岁，种植大豆和辣椒的福斯蒂娜·巴纳克沃耶姆(FaustinaBanakwoyem)如是说：“种子公司会不择手段地推销，称他们的种子‘更好’，让我们对无法留种的种子产生依赖。我们的种子来自这片土壤。他们妄想规定我们用什么种子，如何用这些种子，这是殖民主义。”
约瑟夫·卡里门加(JosephKarimenga)，另一位种植辣椒、洋葱和玉米的农民，现年30岁。他说：“用无法留种的外国种子取代我们自己的种子，谁来确保新种子万无一失？邻里间分享种子，还要提心吊胆？这是要我们的命。”
20世纪30年代第一批植物获得了有限的专利保护，自那以来，要求为所有现存生物赋加专利的运动就一直在发酵。但直到最近，这些呼声才在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之外掀起波澜。借助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债务危机，华盛顿以贷款和援助为筹码，要求债务国削减农业投资，为西方农业企业打入非洲等地区的市场扫清了道路。也正是这些国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将西方专利全球化。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初始，便要求成员国“运用专利或某种有效的特别制度”，亦或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用以保护植物品种。
设有生物技术部门的农业综合企业尤其热衷于在非洲建立据点，商业媒体将非洲的农业部门吹捧为“最后的掘金前沿”，估价数万亿美元。为了向非洲农民推销新型种子和农用化学品，这些公司与西方政府达成了公私合作关系。其中最显赫的西非种子联盟(WestAfricanSeedAlliance,WASA)，就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诸如孟山都与杜邦先锋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联合打造的。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一家名为“农业新阵线培育”(CultivatingNewFrontiersinAgriculture)的行业联盟援助组织声称，西非种子联盟与各国政府合作，便利获取“改良种子、化肥和农药产品”，以此“改造西非农业”。
但这些公司面临着一个问题：90年代中后期，人们担心转基因生物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由此爆发了一场旨在延缓转基因技术入侵的抵制运动，该运动也迅速壮大起来。在全球南方，这一运动采用了一种“农民权益”的新话语体系，以对抗日益横行的全球北方“育种者权益”话语。1993年成立的国际网络——“农民之路”，主张“人民有权定义自己的食物和农业体系”，它是由众多反抗自上而下强推转基因种子和农资密集型农业的团体汇集而成的。“食物主权”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与其一同诞生的还有捍卫这一理念并抵制世贸组织全球化议程的运动。“农民之路”的组织和参与者之一勒妮·维尔维(RenéeVellvé)说：“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要求落实种子私有化，这是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众人头顶，并迫使人们接受和执行！”
2003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签署通过，这标志着食物和种子主权运动在初期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该协议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附录，它要求签署国设立生物安全法律和监管机构，监督转基因作物的检测、生产和销售。该协议立即遏制了非洲转基因绿色革命的热潮。
“如果没有得到该协议的保护，非洲和其它地区的几大商品作物就是人人皆可争夺控制的了。”非洲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执行主任马里亚姆·马耶特(MariamMayet)如是说。“倘若无此协议，那些公司就会让转基因生物得到与传统种子相同的法律注册；如此一来，生物安全的讨论和监管规范都将不复存在。这些协议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发出的信号：转基因生物不同，它代表着风险。”
“挺转派”调整策略
“挺转派”意识到，在后卡塔赫纳时代，他们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推广策略。由此，有产业联盟背景的新兴慈善团体得到蓬勃发展，它们着手扫清法律障碍，并直接赢得非洲官员、科学家和监管者(如果还未涉及真正的农民的话)的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曾促成这种联盟的原始版本。那还是在20世纪中叶的绿色革命期间，当时，美国在全球南方能够十分轻易地部署外科手术式的援助和技术，而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更新了游戏规则。2001年，洛克菲勒代表会见了五大种子供应商的高管，包括杜邦先锋、孟山都和陶氏益农(DowAgro)。这次会晤孕育了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ATF)，它的作用类似于西非种子联盟，但是将关注焦点放在了非洲农学家和研究人员，而非政客。剑桥大学研究西非农业政治的人类学家乔瓦·肖恩·洛克(JoevaSeanRock)认为，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希望在生物技术公司和非洲科学家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成立后不久，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就吸引了盖茨基金会的关注和慷慨捐助，该基金会是全球慈善界中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力量。它曾在美国国内倡导诸如学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现如今它资助抗疟疾倡议和其它公共卫生运动，以此着力稳固其作为非洲慈善领导者的新形象。2007年，盖茨基金会联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旨在加速实现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和西非种子联盟这些机构所一贯谋求的法律和政治突破，并声称这么做有“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必要性”。
然而，这种必要性的内涵在全球南方小农那里是不言自明的。盖茨基金会刚启动非洲绿色革命联盟项目，农民之路就在马里的赛林盖(Sélingué)召开了一个名为涅莱尼【Nyéléni；编者注：《涅莱尼宣言》中对这一名字由来的解释为“将我们的集体事业命名为‘Nyéléni'，以此向一位传奇的马里农妇致敬”】的峰会，有超过500名主张种子和食物主权的代表参加。一名来自GRAIN的组织成员勒妮·维尔维(RenéeVellvé)认为这次峰会标志着运动走向成熟，她说运动正“坚定地步入正轨”(GRIAN是一个国际小农联盟，农民之路的前身)。
“涅莱尼会议将农民组织、渔民、土著居民和食品工人聚集在一起，构建了‘食物主权’的理论框架，并围绕它制定战略。”紧接着第二年，代表2亿小农的200个非洲团体组织了非洲食物主权联盟(AFSA)，以对抗由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推广的化学工业食物系统。GRAIN批判化工食物系统“把由企业控制的农业种子和化学系统强加给小农，侵占非洲本土种子，削弱非洲丰富而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破坏种子和食物主权。”
在产业金主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非洲政府为转基因生物的引进建立了初级监管系统。借着这一趋势，到2010年代中期，许多公司都在竞标申请第一批试验许可，以种植地区性主食(豇豆、高粱)和全球大宗商品作物(玉米、棉花)的转基因品种。在加纳，令人忧虑的新闻已经传入农民耳中，他们的邻国加快了批准转基因作物。在北方的布基纳法索，农民抱怨转基因棉花种子纤维太短，这一品种专利就来自孟山都；在东部的尼日利亚，农民质疑一种号称具有抗病虫害能力的牛油果品种，该品种经过基因改编产生了大量的苏云金芽孢杆菌(一种土壤细菌)。
“人们都说转基因豇豆的味道不好，需要蒸煮的时间更久，如果用它来作‘蒸豆布丁(传统的豇豆菜)’还容易粘不到一起，”帕加的豇豆农民约瑟夫·卡里门加(JosephKarimenga)如是说，“当黑市运输的豇豆开始出现在加纳市场时，我们便明白传闻都是真的。”
2012年，八国集团(G8)不顾小农的种种担忧，通过了一项名为“新食物安全和营养联盟”(NewAllianceforFoodSecurityandNutrition)的提案，该提案进一步加快了转基因生物在非洲的扩散，这一新联盟将10个非洲国家与西方援助机构以及孟山都、先正达和挪威肥料巨头雅拉(Yara)等公司进行对标匹配。
与此同时，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也在非洲官员和全球投资者中间扩大其魅力攻势。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常任主席艾格尼丝·卡利巴塔(AgnesKalibata)博士常常乐此不疲地告诉他的听众：“为食物安全而来，为经济机会而存。”这句话已然招徕投资的非官方口号。
这些呼吁对小农而言是空洞的，而这些小农就构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口总数的60%。2013年，加纳民众的普遍抗议推翻了一项允许开展转基因生物试验的生物安全法提案，被一同挫败的还有政府设立惩罚性种子法的首次尝试。加纳土著知识与组织发展中心(CentreforIndigenousKnowledgeand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的副执行主任威利·拉特(WillieLaate)表示：“我们与地方传统权威(即酋长)接触，以此对人们进行法律教育和宣传。这些传统权威比阿克拉(Accra)议会成员更具合法性，也更有效忠度。”
事实证明，这些酋长比当时最受瞩目的绿色革命布道者、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更有影响力。在数次访问非洲期间，奥巴马在“保障未来粮食供给”(FeedtheFuture)项目的宣传活动中向非洲人介绍转基因生物的益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是一个农业项目，与奥巴马政府的“非洲营商运动”(DoingBusinessinAfricaCampaign)相契合。
64岁的富塞尼·布博诺(FuseiniBugbono)是加纳北部贡杜格纳布达姆(GundougNabdam)地区种植豇豆和木薯的农民，在回忆起奥巴马涉足非洲农业的往事时，他不禁哑然失笑。“奥巴马来这里时说转基因生物是好东西，但他家在白宫后面有一个有机花园！”他回忆说。“所有西方领导人都像用毒药狩猎的猎人。他们自己绝不吃这些中毒的肉，但他们却拿出来卖给别人。”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时，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加强了公关攻势，这得益于其实际领导人比尔·盖茨(BillGates)的资金支持和战略指导。2015年至2017年间，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在加纳电视台制作了一档以农业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这是该组织新的宣传活动之一。每集节目中，农民都满怀感激地在专家指导下，了解并接纳“现代式”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实践的优越性。根据剑桥大学人类学家乔瓦·肖恩·洛克(JoevaSeanRock)的研究，该节目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推广国外培育并获专利的“改良”种子。
此外，由盖茨基金资助的几个最大的传播项目都是区别于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的独立项目。这包括非洲生物技术开放论坛(OFAB，全称为TheOpenForumonAfricanBiotechnologyinAfrica)，在一些转基因监管法律尚未出台的非洲国家，该论坛会为该国的科学家、农民和各种有影响力的人士举办研讨会。去年，加纳办事处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并邀请穆斯林高级神职人员参加，目的在于向参会者解释转基因豇豆是清真食品。总部位于康奈尔大学的“科学联盟”(AllianceforScience)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它所要做的就是在目标国家中串联研究生、科学家和记者。
与非洲生物技术开放论坛一样，“科学联盟”的最大资助者也是盖茨基金会，资助金额高达2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一项奖学金计划，该计划邀请有影响力的年轻人在康奈尔大学的伊萨卡校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免费驻留，以“为新兴国际领袖赋能”(empoweremerginginternationalleaders)，倡导其“在各自国家获得科学创新”(accesstoscientificinnovationintheirhomecountries)，并掌握“围绕农业生物技术进行有效沟通”(effectivecommunicationsaroundagriculturalbiotechnology)的技巧。
非洲农民的态度
与这些“挺转派”集团的知识生产相对立的是农民的知识生产，大约九千年前，中美洲农民就从墨西哥中部河谷茂密的野草中培育出了第一批玉米品种。更往南的农民(即现在的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效法中美洲农民，大约在非洲农民开始种植豇豆的那个时期培育出了其它玉米品种。这些古老的农作物育种者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们的后代却聚集在一起，开展了一场捍卫农业遗传基因生存的全球运动。
在这些广袤的玉米“发源地”国家中，反转斗争已经蔓延到了最偏僻的角落，比如洪都拉斯的康塞普西翁德玛丽亚(ConcepcióndeMaría)，该村庄地处西南部，靠近尼加拉瓜边境，坐落在高山上。该村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土著或者早期玉米育种者的混血后裔，他们在山坡上的小块土地上勉强维持生计。山坡下是肥沃、灌溉良好的山谷，而这些好地归大地主所有，波菲里奥·洛沃·索萨(PorfirioLoboSosa)就是其中一员，他作为洪都拉斯腐败的前总统，在2012年签署了令人痛恨的种子法。
一条土路从村庄广场蜿蜒上坡，通向洪都拉斯南部生态委员会协会的简陋办公室。十年来，随着种子法之争愈演愈烈，这座屋顶由铁皮铺就的建筑成了作战室，一位名叫费利西亚诺·卡斯蒂略·阿维拉(FelicianoCastilloAvila)的瘦弱农民在这里领导着当地的反抗运动。58岁的阿维拉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抗议活动时，平日里朴实憨厚、快人快语爱讲笑话的他，一提到“孟山都法案”(theMonsantolaw)，立马变得严肃认真起来。(2018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30亿美元收购了孟山都公司及其科研资产)。
译者注1：原文中的“孟山都法案”指2013年3月在美国通过的法案，该法案原名为农民保障法案(H.R.933“FarmerAssuranceProvision”)，又叫孟山都保护法(MonsantoProtectionAct)。该法案允许农民在联邦政府判定某种转基因作物种植违法的的情况下，仍可以继续种植并收获，即保护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的利益。法案于2013年9月被废除。
译者注2：2018年孟山都被拜耳收购后，现为拜耳旗下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新公司延用拜耳为公司名，孟山都为拜耳旗下的品牌名称。
阿维拉说：“这项法案侵犯了我们的遗产，侵犯了我们养活自己的权利。”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上面写着“LEYUPOV”，意为“UPOV法”，这是一部给全球南方国家起草的“植物品种保护”(plantvarietyprotection)示范法案，起草者是一个名为“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UPOV)的亲资本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阿维拉的文件里有一份洪都拉斯2012年《植物品种保护法》(LawforProtectionofPlantVarieties)的打印件，已经卷了角，沾上了些泥土。他翻了几页，把文件递给了我。
他让我看看第51条。
与加纳种子法第60条类似，第51条所说的是洪都拉斯农民最熟悉的东西：它罗列了一系列针对侵犯专利种子行为的刑事处罚，从出售或分享种子，到因意外污染而造成的“未授权发明行为”。与加纳的种子法不同，该法案并没有直接提到判刑入狱。但阿维拉认为，该法案所规定的罚款最高可判处“10000天的收入”，即27年的自给农作收入，这将带来比蹲监狱更糟糕的后果：剥夺农民的财产。
“高额罚款是剥夺农民土地的一种手段”，他说。“我们宁愿坐牢，也不愿卖掉我们的农场。在监狱里，你一天至少能吃上三顿饭。”
由于国家媒体对该法案保持缄默中立态度，阿维拉是在与一个哥伦比亚的农民集体(farmers’collective)磋商后，才了解到该法案严苛措辞和残酷意图的严重性。“哥伦比亚同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次会议，并告诫说‘必须阻止这项法案，否则你们就完蛋了’。”阿维拉说：“哥伦比亚农民也有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验，他们和我解释了转基因种子和农民自有的种子区别，告诉我为什么转基因种子无法繁殖育种。”
回到洪都拉斯后，阿维拉在山区组织了一次会议。五千名农民出席并起草了一份声明，反对转基因生物和《植物品种保护法》。阿维拉说：“我们奋起反抗，拒绝承认这项法案。为此，我们提起了诉讼并成立了种子银行，以确保我们的种子随时可供社区使用。”
2021年秋，洪都拉斯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废除了种子法，该裁决援引的是国家宪法以及2018年《联合国农民权利宣言》(UNDeclarationoftheRightsofPeasants)中规定的农民权利。但是该宣言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声明，其中有一条专门申明：农民管理种子的人权高于贸易协定和专利法的主张。全球对于这份文件的态度有着清晰的南北分歧(strictNorth/Southlines)，全球北方尤其是八国集团中的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此宣言。
2014年，洪都拉斯的故事以一种更暴烈的形式在危地马拉重演，当时类似的种子法引发国内左翼的愤怒，爆发了一场久经考验、组织严密的农政运动。在十天内，农民就让危地马拉陷入瘫痪——一条主要公路关停，全国各地的城镇也聚集了反抗力量。中美洲永续农业研究所(Meso-americanPermacultureInstitute)的主任伊内斯·库伊(InésCuj)温和地评价了此次运动：“农民了解情况的严重性，这让政府和公司的后续应对变得更加复杂。”该研究所是一家有机农场和政治教育中心，它位于危地马拉西部田园诗般的阿蒂特兰湖畔。
库伊在研究所的种子库里为这些抗议活动建了一个小型纪念馆。纪念馆的墙上挂满了陶罐，里面装着该地区的种子遗产——包括数十种红、黑、白玉米品种。墙上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身材娇小、外表凶悍的玛雅土著妇女。她们身着传统的粉色上衣，头戴饰品，和孩子们站在一起，面对着一排高举警棍的武装防暴警察。
“这些妇女反对政府的说法，即种子公司只是想让我们的种子‘更好’，因为我们的种子不需要改良。”库伊说道，“我们的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使种子变得强韧。而这些公司竟然想让我们产生依赖，让我们每年都反复购买无法繁殖育种的种子。你试过转基因玉米种子吗？种出来的植物是畸形的，长到一半就死了。”
盖茨基金会的野心、动向与失败
盖茨基金会是迄今为止致力于非洲农业转型的最大资助者。盖茨拥有630亿美元净资产，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他的地位与国家元首相当甚至更高，更不用说什么首席执行官、援助机构负责人和其他基金会官员了。
不仅作为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盖茨集团还是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的主要资助者。自2006年以来，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的10亿美元预算中有超过6.5亿美元来自盖茨集团。(根据9月份宣布的五年战略进行调整后，这一数字可能接近9.5亿美元。)盖茨基金也是“非洲农业生物技术开放论坛”(OpenForumonAgriculturalBiotechnologyinAfrica)和“科学联盟”(AllianceforScience)的主要来源，这两大组织都致力于在非洲大陆传播和推广转基因生物。自2008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对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fricanAgriculturalTechnologyFoundation，简称AATF)的支持总计1.41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9700万美元，后者是该基金会的第二大资助者。在此期间，AATF的预算中至少有4600万美元直接进入了其最大承包商拜耳公司(前身为孟山都公司)的金库。
研究组织“美国知情权”(U.S.RighttoKnow)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编斯泰西·马尔坎(StacyMalkan)认为，盖茨基金会对这些组织的慷慨支持并不是真的那么高尚无私，人们往往忽视其在农业生物技术和工业化食品体系领域所获得的直接的物质利益。
“在盖茨基金会，投资就是项目，”马尔坎说，“通过减税，美国纳税人实际上为(盖茨基金的)项目投资补贴了数十亿美元，这笔巨额投资直接带来基金会捐赠的增长。只要盖茨基金会所谓的慈善部门为非洲的工业化农业提供资金，就可以使该基金会在当地投资的公司受益。”
目前尚不清楚盖茨基金会的支出还服务于哪些利益集团。但是，作为盖茨基金在非洲的旗舰业务，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虽以其利他主义的衡量标准自居，却已经招致彻底失败。去年2月，由盖茨基金会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发现，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该目标是使3000万小农家庭的产量和收入翻一番，并将粮食不安全状况减少一半。现实却是，在11个国家花费了12年时间和超过10亿美元之后，非洲的饥饿人数反而增加，而作物产量几乎没有变化。批评人士说，这是一个可预见的结果。
“如果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的目标是粮食安全，那么针对少数商品作物的‘改良’种子则完全达不到这个目标，”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明日饮食：农业企业、家庭农民和粮食未来之战》(EatingTomorrow:Agribusiness,FamilyFarmers,andtheBattlefortheFutureofFood)一书的作者蒂莫西·怀斯(TimothyA.Wise)指出，“杂交和转基因种子的设计，是在充分灌溉以及大量使用化肥的前提下才能生长，而这种种植方式是小农所不具备也负担不起的。即使实现了更高的产量，单一作物也会侵害土壤，并取代更有营养和更重要的作物。”
2022年，可能是意识到其雄心勃勃的绿色革命复兴失败了，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从其名称中去掉了带有历史意味的内容，变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虚名。怀斯认为：“完全可以说，如今的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没有任何实际内涵。”
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微妙地重塑了它的品牌，这种重塑有其背景。在有关捐赠者驱动的农业发展政策领域，一种广泛的政策转向和新兴诉求正在形成，它主张以“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agriculture，简称CSA)应对“食物不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9年提出了CSA，以此描述一种能够提高农业恢复力，同时减少全球粮食系统碳足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7%)的农业实践。然而，观察人士说，从那时起，CSA就为盖茨领导的企业联盟所篡夺，诸如非洲节水玉米这样的项目就是以绿色生态之名，行产业利益之实。
非洲生物多样性中心(AfricanCentreforBiodiversity)的马利亚姆·马耶(MariamMayet)说：“依靠监控和数据驱动，CSA是一个由农业企业主导的去农民化的农业构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最大的推动者是拜耳、麦克唐纳和沃尔玛等大型企业。从气候的角度来看，它巩固了企业为主导的食品体系所带来的全球不平等，因而根本无法带来任何系统性变革。”
头发花白的奥克塔维奥·桑切斯(OctavaioSánchez)是洪都拉斯有机农业促进协会(Honduras’s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PromotionofOrganicAgriculture)的主任，他认为，真正促进农业恢复力的政策必须集中在如何恢复土壤肥力，比如通过使用有机肥料、作物轮作和保存能够适应气候条件变化的本地种子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三十年里出现的以种子和食物主权联盟为代表的全球农业生态运动的基石。
农民领导的农业生态运动——以农民之路和非洲粮食主权联盟为代表——拒绝接受农业综合企业推动者那些老生常谈的说法，即农业生态运动将使农民和农业陷入永久贫困和停滞。相应的，农业生态运动的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文献和科学农业生态实践发展的支持。
2006年，当盖茨基金会官员准备启动非洲农业工业化联盟时，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农业生态实践使57个贫穷国家的1260万个农场的产量平均提高了近80%。该研究的结论是，“所有(农业生态实践下)作物的用水效率都有所提高，因而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基于世界各地开展的类似研究，联合国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在2019年建议各国政府支持农业生态项目，并重新调整“目前有利于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的补贴和激励措施”。
农业生态学倡导者认为，只有赢得对种子的控制，地方主权下的可持续食物体系才有可能成功。“比尔·盖茨的‘神奇种子’将加速化学破坏的循环，这种形式的破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使地球上的土壤破坏殆尽，”危地马拉永续农业研究所所长因萨梅斯·库伊(InésCuj)说。“气候变化的答案在于几千年来的传统知识和来自我们祖先的种子。我们不能让对它们的进攻得逞。这是对生命本身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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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TheNation
原标题：
Thenewcolonialistfoodeconomy:howBillGatesandagribusinessgiantsarethrottlingsmallfarmersinAfricaandtheGlobal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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