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的历史沿革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在“生死状”上摁下了红手印，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开始，在1982年12月之前，中央政策统一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于是全国2.6万个人民公社被撤销解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土地承包制”。
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始于1983年前后，截至目前为止共进行了两轮土地承包，第三轮土地承包还没有开始：
第一轮承包是指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算起，我国大部分地方第一轮承包时间，普遍为1983年后开始到199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为15年。
第三轮承包尚未开始，拟定期限是从2027年开始205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又将再延长30年不变。政策要求“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其目的是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制稳定不变。
二、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必将终结的理由
土地承包制，其全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中国农业制度、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概括和体现。然而，通过40多年的实践证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非但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反而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理由如下：
（一）土地承包制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
土地承包制是否有效，衡量它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保障满足中国14亿人的粮食需要。根据1：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年增加177.6亿斤，幅度增长1.3%。换算为69541万吨，等于6.9541亿吨，即约等于6.95亿吨。根据2：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3年1-11月，我国累积进口粮食1.44亿吨，同比增长9.1%，累积进口金额518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
依据以上两组数据，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约6.95亿吨；2023年1-11月，我国累积进口粮食1.44亿吨，粮食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20.71%。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饭碗中有20.71%的粮食不是中国的而是外国的。而且大量进口粮食也会打击中国农民的种粮利益。当今世界危机四伏，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一旦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封锁海上运输线，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国家战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民以食为天，14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土地承包地，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小岗村农民的通俗易懂说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农民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向集体交了“三提五统”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确于2006年1月1日后完全停止了，国家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乡村集体也不再提取“三提五统”，从此终结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皇粮”。然而，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取消农业税有利也有弊。那就是，农民不再以粮食实物的形式给国家交公粮，国家没有了以法律形式保障的粮食实物收入。农民承包国家的土地，没有按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定的土地亩数给国家交公粮，“家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一句空话假话，土地承包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农民对国家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土地不想种可以不种，甚至可以大面积的撂荒。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没有了，只剩下无偿使用土地。
（三）土地承包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土地承包制，将集体的原本大块的耕地分成小块，使得土地分散化、碎片化，而且还把牲口分了、农具分了，把磨坊、油坊、养猪场、养鸡场、砖瓦厂分了、拖拉机、水泵分了⋯⋯把集体的公共财产能分的全分了。不仅如此还把属于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也私有化了。
农业现代化要求土地规模化、集中化、连片化、标准化，但是土地承包制却将土地分散化、分割化、碎片化。例如、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华里西村，全村共有10446人，1835户，全村共有38块地，总面积2114.7亩，人均不到0.1亩地。村民欧创炎家的承包地共1.014亩，确分散在全村的38块地中，平均每个地块0.0267亩。这与规模化、机械化背道而驰的。
我国向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中，已经实现了除了农业现代化之外的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按照联合国对全球工业产业划分，世界产业可以分为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产值规模高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具备了全面反哺农业，全面提升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的能力。但是，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的土地承包制，非但不能承接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反而阻碍、破坏、遏制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拖了现代化的后腿。
（四）土地承包制已经不能调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土地流转量越来越大，放弃种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加速了中国城镇进程
土地承包制设立的初衷，也是根本动因，就是能够调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40多年过去了，土地承包制已经不能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了。农民的几亩承包地，已经不能承担起一家老小的生活所需，已经不能承载农民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致使大量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农村已经留不住青壮年劳动力，现在农村种地的多数是50-70岁的老年人。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情况严重、农民离开了土地，将承包地出租收取租金，土地流转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报道：2021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涉及2亿多农户，确权到农户约15亿亩承包地。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超过确权承包地的37%。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数据：全国土地流转面积逐年攀升，2017年4.68亿亩、2018年4.93亿亩、2019年5.10亿亩、2020年5.32亿亩、2021年5.57亿亩。根据安徽省农业厅数据：2023年11月7日，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面积5134万亩，流转率占全省面积的61.7%。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11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了0.5%。”。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为75%，中国按每年1%的增速，今后10年左右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土地承包制造成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复杂紊乱动摇了土地的根基
土地承包制，派生出来土地“三权分立”，即“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这种制度看似“设计合理”，实际上扰乱了当前农业的生产关系，一块土地同时给它赋予“三种权利”，增加了矛盾隐患，为纠纷埋下了伏笔。目前土地流转的形式：一是、从农民手中的直接流转。二是、从村集体手中的间接流转，土地租金分成租金1支付给农民，租金2支付给村委会，增加了种地成本。三是、流转人在从农民，或者村集体手中租到承包地后，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再将该承包地，流转给其他人，更增加种地成本。
随着土地流转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土地租金，也在逐年上升。从200-300元/亩年、上升到500-600元/亩年，现在多地
延长土地承包期，国家政策是“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这样做的目的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度，保持长期不变。然而，在现实中，土地承包矛盾重重。第二轮承包是从1997年开始到2027年为止，土地承包期30年。这期间很多人去世了，还要很多人出生，按照“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必然产生“死人仍然有地，活人必然无地”的情况。因此，无承包地的农民（或者是农村户籍），在第三轮承包（从2027年开始2057年为止承包期30年）拟将开始之际，对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强烈。在我国耕地资源原本就紧张的情况下，如何满足无地农民的要求，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六）土地承包制产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
中国农业在全面走上“小岗模式”道路，实行土地承包制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四十多年风雨兼程，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现状甚是堪忧，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日益尖锐、积重难返。
农民退休制度和养老问题：土地承包制撤销了人民公社，农民没有了组织。农民获得的承包地，成为他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用承包地来养活一家人。因此，农民没有融入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职业身份，没有“五险一金”、没有退休制度、没有养老金，广大老年农民每个月仅有100多元生活补助，无法满足老有所养。
农村基础设施和厕所问题。中国农村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村落，没有规划、没有布局、没有公共服务设施，庭院里种瓜种菜、养猪养鸡，土厕所旱茅坑没有上下水。乡村振兴虽然政府大力修桥、修路、修厕所等，但是没有解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设施匮乏的根本问题。例如、农村厕所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没有上下水的条件下，仅一个塑钢材料造的厕所空壳，仅仅是个摆设而已。
三、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转变为土地国有制的可行性操作
前文已经阐述了土地承包制必将终结的理由。那么如何将土地承包制转化为土地国有制呢？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立“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
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原则。具体来说：“确权”就是明确农民对承包地的承包权。“确股”就是在明确农民对承包地权益的同时，使农民脱离实物形态土地的经营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以“一股为一亩”（可以精确到0.01亩）为标准，按照亩数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不确地”就是对于农民原有的承包地，只是确定权利、确定亩数，并不确定对应于实物形态的土地，没有土地的四至田界，土地实物形态虚拟化。通过“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农民将土地交还给国家，国家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实际操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置换“土地股权证”，实现承包地有偿退出，完成土地承包制转变为土地国有制的转换。
（二）建立属地城镇化制度
属地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让农民享受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农民在承包地有偿退出之后，也可以选择宅基地有偿退出。承包地有偿退出是宅基地有偿退出的前置条件。当农民承包地有偿退出之后，改变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与村庄和土地相伴为邻、共相厮守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农民不再需要耕种土地为生，脱离了土地的羁绊，那么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原生态村庄，迁移到城市、城镇居住生活。此时，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将宅基地交给国家，在县域内通过“合村并镇”的方式，农民可以获得基础设施完备、社会服务齐全的现代化的城镇住房，实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属地城镇化。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人民公社都已经实现了属地城镇化。实际操作“农村宅基地不动产证”置换“城镇房屋不动产权证”。
（三）建立农民退休养老制度
建立农民养老制度，给农民发放养老金。可以从建立“承包地置换养老金”制度入手。农民应该有退休制度，有养老金，让农民安度晚年。城镇退休职工，在工作时，由单位和本人缴纳养老保险金，退休后领取养老保险金。他们是“无产阶级”，退休后在城镇没有生产资料。农民，有承包土地，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保障，农民是“有产阶级”（承包地30年延长期）。农民老年以后，无力耕种承包地，可以将承包地交还给国家，国家可将土地交给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耕作，国家向新型经营主体收取土地租金，或者征收农业税（土地使用税），再由国家支付农民的养老金。用承包地置换养老金，建立农民退休制度，从而解决了农民养老金来源的问题，以及农民退休后土地由谁来的耕作问题。
（四）建立“土地使用税”征收制度
国家对国有土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能否得以实现，关键是要有支付能力。目前土地流转费（地租）是由种粮大户、合作社、公司企业等支付给农民，而后农民将土地经营权交给他们。今后，国家成为土地所有者，那些种粮大户、合作社、公司企业等，将原来交给农民的土地流转费，以“土地使用税”的形式上缴国家，从国家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国家再以土地有偿退出补偿费的形式支付给农民。实际上是恢复在2006年1月1日停止的“农业税”。但是，征税对象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而是具有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社会化大生产能力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了腾笼换鸟。另外，“土地使用税”作为地方税，可以成为地方财政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此举对于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国家，对于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榜样和路径选择以及实施方案
（一）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六大标志性指标体系
千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离农业现代化如此之近的距离。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是什么呢？概括的说，有六大标志性指标：土地国有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生产组织化、种养科技化。达到了实现了六大标志性指标，就实现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1、土地国有化。通过土地承包制有偿退出转变为土地国有制。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土地规模化、土地国有化。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现。防止土地私有化，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2、农业工业化。就是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引入农业。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工业化的管理方式、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的农业职工，从事工业化、工厂化、设施化、现代化大农业生产。用工业化的手段和方式，对所有粮食、农产品，形成大产业的强大的工业化产业链。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农村城镇化。实现属地城镇化。面对农村空心化，通过合村并镇，按照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标准和要求，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配套等，建立新型农民居住小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和落后的问题。既实现了农村的属地城镇化，又能够彻底避免大城市病，实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4、农民职业化。改变农民祖祖辈辈就是种地的传承的身份，使得农业成为一种现代职业，农民成为新型职工，享受“五险一金”等各种社会保障，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实现农民职业化。
5、生产组织化。现代化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基础之上。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以其它所有制为辅助的农业组织。例如、以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等为榜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集团等为榜样的“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
6、种养科技化。实现“互联网+农业”，打造“农业互联网”、“智慧农业”、“有机农业”，高标准农田、吨粮田、优良种业建设等。现代化农业，是承载现代科技、现代种植技术、现代养殖技术的载体和平台。现代科技的将广泛应用在粮食生产、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畜牧业生产等大行业、大产业之中。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会在现代化农业各个环节中得到运用、得到推广、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整个农业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种养科技化有几个重要指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机总动力、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率、畜禽水产养殖机械化率等。
（二）北大荒农垦集团完全符合且达到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六大标志性指标
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六大标志性指标”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可以发现“农业国家经济道路”，即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完全符合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六大标志性指标。因此，可以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作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榜样，作为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的模式。例加、据新华社采访报道：“2017年10月适逢北大荒开发建设70周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同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北大荒每年调出的粮食量，可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以及解放军全军等1.6亿人一年的口粮供应”。
北大荒曾经是地老天荒、人迹罕至的极寒之地。经过75年开发建设，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性变迁。北大荒人把亘古荒原建成国家重要商品粮战略基地，全面打造集粮食生产商、产品制造商、农地运营服务商、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商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农业企业集团，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为解决温饱问题、为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效实现形式。1958年王震将军率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大规模开发建设高潮。1959年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1978年达到52亿斤。改革开放40多年，北大荒出现井喷式发展，粮食产量连翻三番，四次突破百亿斤大关。1995年、2005年、2009年、2011年分别达到102.9亿斤、205.3亿斤、330.5亿斤、407.4亿斤。2021年4500余万亩高标准良田每亩产粮1038.9斤，粮食总产463亿斤。2022年粮食总产量451.3亿斤，比2017年增长了32.5亿斤，粮食商品量在428亿斤，粮食综合单产988.3斤，其中，水稻平均单产1240.7斤、玉米平均单产1330.8斤、大豆平均单产365.6斤。2023年预计粮食总产量在450亿斤以上。连续20年丰收，连续13年产量达到400亿斤以上。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一代代北大荒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生产的粮食从每年1亿斤到50亿斤，再到450亿斤的综合生产能力，每年400多亿斤商品粮保障能力，堪称人类农业生产的奇迹。2022年全年营业总收入1948.4亿元，实现增加值633.2亿元，农场职工人均可支配收入32234元，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6倍。垦区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9万和131万人；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实现全覆盖。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在第167位。目前，北大荒农垦集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77.07%，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10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9.7%。北大荒垦区全面推进工农一体、城乡一体、区域一体的新型城镇化群建设，实现了“属地城镇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7%。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农都”。成为了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成为了中国农业的航母。
（三）以北大荒农垦集团为榜样率先在黑吉辽三省及内蒙东部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的可操作性实施办法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具体来说是指：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四个市盟），称为东北“三省一区”。该地区地处中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大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密布、降水充沛、光照集中，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是玉米、大豆、水稻、小麦、高粱等的主产区，而且农林牧副渔都能够蓬勃发展。这种自然资源的禀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以农业为抓手，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契机，拉动第二产业的振兴，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东北全面振兴。通过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做法和政策法律的改革和建议。
1、建立统一组织：建立“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三级主体结构组织管理体制
“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地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地区，组织架构建设和保障是关键。必须建立精干、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三级组织：中央级、省区级、农场级。中央级以下组织，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即政治、社会、经济、企业合一的领导体制，对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进行管理。
（1）中央级。建立“国务院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进行统一组织、协调、统筹、管理。建议设置“副国级建制”。在大农业示范区，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能够发挥计划经济在国家粮食安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担当性关键作用。
（2）省区级。分别建立“三省一区”的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例如：“黑龙江省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其他省区以此类推。建议设置“副省级建制”。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的政治、社会、经济、企业合一的领导管理体制，统一组织、协调、统筹、管理大农业示范区的各项工作。例如、黑龙江农垦总局、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就是“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北大荒集团七十多年的发展壮大，是与这种“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制度密不可分的，如果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只能削弱党的领导、政府的领导、企业的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党政军企四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同样是适合其自身实际情况的，是行之有效的。
（3）农场级。在“三省一区”的大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下，设置农场级组织管理机构。建议设置“副厅级建制”。同样实行“党政企三合一”组织管理体制。农场级以下可设立“二级农场”，可以参照“北大荒模式”设立，或者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
2、确立榜样模式：对“北大荒模式”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整合修订，为推广和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标准模式
北大荒农垦集团，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是农业国家经济道路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大农业、大农场模式的典型代表，形成了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它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概念，是经历过七十多年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取得的，已经成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中国农业的航母、中国农业的脊梁。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六大标志性指标”作为标准，对“北大荒模式”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整合修订，为推广和运用提供可操作性标准模式。
基于此，以北大荒农垦集团的农业制度、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为榜样和模式，为建设“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提供制度、组织、人才、管理、生产、经营等模式，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具体来说：对北大荒农垦集团的组织、制度、体制、机制、管理、经营、生产等，进行归纳、整理、总结、修订、提升，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统一的政策制度教程，或可称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实施操作指南》，或可称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教程》。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建立“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教育培训学院”，作为“三省一区”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的培训机构、培训基地，进行全季节、全时空、全过程、全地域，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现代化教育培训。根据北大荒农垦集团的“北大荒指标”测算：如果按照“北大荒标准”全程托管的土地，与农民自种土地相比，黑龙江省内，大豆、玉米、水稻每亩增产分别为50斤、200斤、120斤；黑龙江省外，小麦、玉米每亩增产均在100斤以上，水稻、青稞每亩均增产120斤以上，每亩经济效益提高200-300元。建立中国式现代化大农业的统一生产作业管理标准，使农业生产标准化、规范化，有利于农业生产设施化和工业化。为建设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做好组织和干部的准备，同时为今后建立10个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应用做好准备。
总结：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作为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农业集团为脊梁主体，以周家庄和南街村人民公社等集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允许“小岗村模式”包产到户继续存在，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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