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蹭”农民的“大锅饭”
那个“蹭”字可能刺痛一些人，好像谁在沾农民的“便宜”。虽然分析起来可以这么说，还是给它打上了引号。毕竟，那不是故意而为，个人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那些污蔑、砸烂“大锅饭”的人，应该摸着良心，如果还有——就应该扪心自问，“大锅饭”亏待你们了吗？没有。只是阻挡了他们及其子弟发大财。这才是他们不但要砸烂农民吃“大锅饭”的锅，也要砸烂工人的“铁饭碗”的根本原因。其它美丽的辞藻，动听的许愿，都是为根本原因服务。不如此，他们怎么能端起“金饭碗”，让子孙一出世就含着金汤匙！
要说谁“蹭”了农民的“大锅饭”，意识到的可能不多。其实意识到意识不到，归根到底还是对“大锅饭”的认识不同。如果叫真儿一下，恐怕谁与“大锅饭”的联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虽然他们不是砸“大锅饭”的人。
大锅饭，本来是农民的“大锅饭”。农民靠“大锅饭”养活自己，发展自己，这没有什么可说。
正是“大锅饭”，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甚至可以说最难熬的日子，没有形成全国性的“逃荒流”、“难民潮”。而且稳定了国家这个大局。他对国家的奉献，对社会的贡献，决不仅是供国人吃穿的农产品。
“大锅饭”不只是在土地不断的减少，人口在不断大增的情况下养活了农民自己。还让农民的寿命延长了。这也是事实。
人的寿命长短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卫生水平的又一个指标。在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思想指导下，曾经出现过全国性的送医送药上山下乡“运动”。一般农村，有了卫生室，有了受农民信赖的“赤脚医生”。
对于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麻风病”、“天花”、“瘟疫”等进行了集中专项治理，包括著名的“除四害，讲卫生”。虽然曾经一度冤枉了小麻雀，但是，很快被纠正。尽管被某些“公知”揪住不放，却也说明，共产党、政府一经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改正。体现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的“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
1949年，中国人均不足35岁。1976年提高到65岁，延长接近一倍。与人均寿命逐步提高相对应的是婴儿成活率由20%提高到80%以上。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大锅饭”期间。这个价值没有办法计算出来。
国民受教育程度，1949年85%以上的农民多是文盲。小学都没有普及。我的同伴虽然比前辈幸运，小学虽已经普及，不过，80%以上止于小学。到1979年，已经普及了初中，社社都有高中。即使是贫困村，可能没有解决温饱，恐怕村村都有小学，小学不出村。1949年至1965年，全国年均扫盲600多万人。六十岁以下的人想想自己受到的教育，想想许多目不识丁的父辈，难道不觉得“大锅饭”为初等教育付的很多么？此其二也。
对困难农民的救济与抚恤。那时农村中，每个大队都有“五保户”、困难户、烈军属。其中不少是丧失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文件规定，烈军属不能低于中等水平。烈属月不过几元钱的抚恤金，军属的补助及其他人员的补助只能来源于生产队、生产大队。那些人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乡亲、兄弟，或者为国捐躯，或者为国扛枪站岗，帮助、照顾他们，责无旁贷。他们吃的主要是“大锅饭”。没有人非议。而现在，这笔钱，恐怕是由国家出了。因为，广大农村已经拿不出这笔钱。
当农村中唯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解散之后，村委会本来就不是经济组织，承担不了对他们的抚恤、救济。个体农民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不负有丝毫责任。这个责任，只能落到国家的头上。国家只能为他们“另起炉灶”。国家每年付出多少？有司应该有统计，有预算。可推算当年“大锅饭”付出了多少。此其三也。
交公粮、卖公粮，支援国家和城市建设。那时叫“爱国粮”。卖的越多，越光荣，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这是集体农民的价值观。
部队的军粮；城里人，包括哪些高高在上，诅咒“大锅饭”政客、“精英”吃的商品粮；不小体量的工业、医药、饲料加工等用粮；供应城市的肉旦禽产品，包括“特供”的农产品，尽管凭票供应、为“精英”诟病，为“巨婴”不解，那也需要粮食饲养；还有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像小岗村那样吃“返销粮”的农民，吃的粮食都是他们的农民兄弟种的。
那些“精英”可能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那时国家可没有多余的外汇进口粮食。朱自清是有而不吃“嗟来之食”。他们想吃“嗟来之食”而没有。不吃农民种的粮食就得饿死。他们显然没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的豪气，硬是饿着肚子，运用近乎原始的方法，在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了镇国之宝——“两弹一星”。也没有朱自清那样的骨气，虽然没有少吃一口，却时不时拿“吃不饱”说事，好像他们是多么体恤民生，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或者说，只是一些蝇营狗苟之辈。
那些“精英”或许知道知道而装不知道，农民宁可吃不饱，提供的那些粮食，并不是按照“市场价”卖出。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形成了“剪刀差”，即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用于工业生产。而工业
庞大的民工派遣，也是出自“大锅饭”。国家的诸多工程，在缺少大型机械的情况下，完全是靠人的两只手，靠“人海战术”，就少不了农民，甚至主要是农民的参与。如，遍布全国的大小八万坐水库，工地上主要是“民工”。
所谓“民工”不同于现在的“农民工”。民工都不拿工资，受原生产队派遣，而都是身强体壮，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的壮劳力。由生产队记工分，而且记的是最高分，纳入年终“分红”。并按照一定的时间进行轮换。即使在十年中最乱的时期都没有中断。如河北省的根治海河工地。那时候的农民，他们以此感到光荣、感到自豪。这是集体农民的情怀！
有人计算，仅八万坐水库创造的GDP就可达120万亿元。有谁计算过全国各地农民的付出值多少钱？这些水库，许多都是城市的供水水源。如成为北京重要水源的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及十三陵水库等，都是“大跃进”，即“集体化”初期“大锅饭”的产物。此其五也。
土地被国家征用，从来，包括现在，就不是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交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其实毫无发言权，就不要说定价权。所谓国家征用即“征购”，即开发商按市价从政府购买。钱的大头到了政府与开发商那里。农民想在自己的土地上搞“开发”，或者想在“开发商”那里以土地“入股”分红，以保障农民生活，却不行。即使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盖几座楼，也只能算是所谓的“小产权”。政府把征购的土地的钱从“开发商”那里拿走之后，就可以成为“商品房”，买高价。全国在几十年中卖地所得到底有多少？国家、政府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了多少钱？应该有个数，起码能够估算出个数。事实上，恐怕连个准数都没有。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财政收入仍然靠卖地或者转让土地指标。此其六也。
几十年来，中国数以十万公里计的高速公路，数以万公里计的高铁，无数的高楼大厦，城市的市政建设，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艰辛的付出而收入微薄。他们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创造了多少“税收”？那个统计学家能够统计的出？可以说，农民的“大锅饭”在“市场”的名义下，被一些人“吃起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此其七也。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或许就是农民为国家、为社会奉献的“剩余价值”。只是，这些“剩余价值”，有一部分的被贪官污吏、个人收入囊中。有一部分成为一些人合法的“高收入”。当然，也有一部分用于国家建设，人民的福祉。这种“价值”在国家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作用，恐怕是金钱衡量不出来的。也是个体农民创造不出来的。
试想，生活在中国大地的国人，哪个与农民的“大锅饭”没有联系？所谓的“大锅饭”，到底是谁的“大锅饭”？是农民自己的吗？是农民自己在吃吗？有人是“蹭”了而不自觉。有人是“砸锅卖铁”还大言不惭的指责，这正是一种悲哀！决不是农民的悲哀！
时下农村中的农业状况，靠农民自己已经很难支撑下去。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生存，国家不得不“反哺”农业、农民。农村，农民，好像真的成了国家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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