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赴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甘肃等地开展教育专题调研时发现，农村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陪读是农民家庭“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陪读不仅增加了农民家庭教育负担，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家庭，制约了我国整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这一问题急需政策关注与解决。
陪读总体特征是务工母亲返乡，进县城全职陪读。具体特征是：第一，陪读群体从精英走向了大众，从高中阶段性陪读走向中小学全周期性陪读，据非官方统计，甘肃会宁县陪读妇女达到1万人；第二，主要是年轻母亲陪读，少部分是祖辈陪读。年轻母亲在务工与陪读间来回往返；第三，大部分母亲属于全职陪读，少部分是半工半陪。安徽东至县有大量的小服装厂，母亲可以边打工边陪读，其他地方缺乏工业基础，母亲无法半工半陪；第四，陪读以县城为主，租房陪读多于买房陪读。
一
农村务工母亲返乡陪读的问题
01
有陪无读，陪读效果差。
大部分中西部农村80后、90后的文化水平限于初中或中专，很难实际参与到小孩的学业过程中。母亲返乡陪读并不能够直接带来小孩成绩的提升，她们往往只能负责生活照料、监管手机以及督促作业。比如，湖北孝昌县一位从北京返乡陪读的80后母亲说：“我只能帮助她们养养生活习惯，照料她们吃穿，让她们放学了赶紧写作业，但我并不能帮辅导作业，学习还是靠他们自己”。小孩的学业成绩与母亲的陪读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湖北孝昌某男性对其陪读妻子说：“孩子成绩不好，你陪读没有效果，我干活都没有力气”。
02
经济成本高，经济压力大。
陪读导致年轻母亲被束缚在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减少了农民家庭收入；为了进城陪读，农民需花费几十万元的务工积累购买房产，或者租房进入生均收费2万-3万元/年的民办学校，若有2个小孩，进城陪读要花费至少要4万-5万元/年，但大部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由陪读产生的教育开支就占家庭总收入40%-50%，透支了农民家庭财富；而且从小学到高中全阶段陪读后，由陪读带来的经济压力持续时间增长，部分家庭因此陷入致贫返贫风险。
03
学生、家长精神负担重。
母亲返乡陪读，时刻监督学生学习，不恰当的说教会不断地激化学生学习压力；陪读母亲一切生活围绕小孩转，没有收入，没有朋友，容易产生自我怀疑与否定，比如安徽东至县一陪读母亲说：“陪读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天天洗衣服做饭，过着重复无聊的生活”；年轻男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极大，正如安徽东至县一父亲所说：“感觉生活被推着走，不敢停下来”。
04
抑制农民生育意愿。
高昂的陪读成本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选择“少生优陪”，尤其是刚实现稳定进城的新生代农民，他们是最想生但又最不敢生的群体；因为年轻人经济压力大，母亲陪读需要老人经济和生活支持，所以老人也就不愿意子代多生。湖南省武陵区芦荻乡一个老人说：“原本想劝儿媳妇生二胎，一说这事，她说生可以，但你们必须出10万元，我就觉得生不生不关我们的事情了，懒得管了”，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一退休农村老教师说：“我60岁进城带大孙子已经10年了，现在70岁了，他们再生一个，我完全带不了，我当然不能支持他们生二胎了，否则我完全不能养老了”。
05
加剧“起跑线”竞争与底层焦虑。
陪读使家长不得不参与到小孩的教育竞争中，加剧教育竞争，催发底层焦虑。一方面，陪读群体从精英走向大众后，一些不打算回乡陪读的母亲，为了跟上社会竞争形势，也不得不返乡陪读。湖北孝昌一位陪读母亲说：“别人陪，你不陪，这就说明你不重视教育，那就对不起小孩，我虽然不能保证比别人优秀，但是别人有的，我也不能让我小孩少”，加剧了“起跑线”竞争。另一方面，农民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和教育能力与较高的陪读成本投入和期望不匹配，引发底层发展焦虑。河南吕县某年轻父亲说：“我们这样来来回回，奔奔走走，让老婆回来陪读，如果他们成绩不好，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二
中西部农村务工母亲
返乡陪读的原因分析
01
一是农民教育需求提升，县域教育供给不足。
随着经济收入增加，农民对小孩的教育资源质量以及食宿环境要求都有所提升。然而，县域公立教育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农民家庭的需求。第一，乡村学校的优质生源和师资不断流失，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质量差，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农民不得不将小孩送进城。大部分受访家长表示：“如果乡镇有不错的老师和优秀的学生，教育质量和升学率有保证，我们也不愿意大老远到县城陪读”；第二，撤点并校后，农民小孩上学距离变远，中西部学校宿舍、校车等食宿交通服务供给不到位。比如湖南衡南县的多所乡镇初中，住宿条件差，墙上经常掉墙皮下来，学校没钱给学生提供热水洗澡，学生冬天都只能用冷水。为了保证小孩上下学安全，提升小孩的食宿条件，农民不得不安排年轻母亲返乡进县陪读。第三，学生快速进城导致县城公立学校学位紧张，优质公立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好的公立学校除了房产还需要社会关系。大部分没有房产、社会关系薄弱的家庭为了进城就只能选择更为昂贵的民办学校，这些民办学校也因食宿条件较好好、军事化管理也更受家长欢迎。
02
二是农民教育目标升级，高中升学竞争加剧。
为了增加子女的高中升学机会，母亲们选择返乡陪读。农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和期望普遍提升。老一辈农民希望子女能够学的一技之长去打工赚钱，但80后、90后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是本科，底线要求是大专，这都要求小孩必须上高中。湖北一位陪读母亲为了让成绩中后的女儿考上普高，花费近10万元报补习班并找关系让女儿多读了一年初三。然而，高中学位供给却日趋激烈，尤其是2019年后，一些地方僵化执行1:1的“普职分流”，加剧了升学竞争，导致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担心小孩上不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成为如他们一样的体力劳动者。在较大的升学和发展焦虑下，为了获得更高的升学机会，母亲返乡陪读。
03
三是农村小孩沉迷手机，家长必须返乡监管。
调研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甘肃等地农村学校的老师和家长都反映小孩的手机难管，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明显沉迷手机。河南孟州一个4岁的留守男童每天沉迷手机游戏，他的大伯说：“这个小孩吃饭时单手刷抖音，不吃饭时双手玩游戏，他已经没有未来了”。一般来说，只要家长在身边监管，小孩的手机问题就不严重，如此，很多妇女返乡陪读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小孩沉迷手机游戏和抖音、快手等小视频。
四是教育责任家庭化，学校引导家长陪读。以陪读为表现的家校共育是近些年来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一方面，学生校外时间增长，家庭管教与参与的压力增大，为了丰富小孩的课外时间与活动，家长返乡陪读，比如给学生报班、补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活动的智能化发展要求年轻家长陪读，比如手机完成学生的作业打卡，这些任务祖辈无法完成，只能由年轻母亲返乡陪读。
三
缓解解中西部农民陪读压力，
逐步减少陪读现象的建议
01
第一，完善公立学校食宿服务。
相当一部分农民需要国家提供统一、有质量和全托式的教育服务，建议有条件的县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广全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让农民小孩大部分时间都在公立学校学习和生活，减轻农民家庭的陪读压力和教育竞争的压力，减少陪读现象。另外，义务教育服务供给的目标是用高质量的公立教育服务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而非单纯地通过免费的公立教育让家庭不得不以陪读开展教育竞争，大部分受访的家长表示愿意承担合理的生活收费，如此，应给与寄宿制学校一定的收费政策支持，制定允许学校收取寄宿费的政策。
02
第二，办好乡镇学校，让农民子女就近入学。
乡镇应该是教育服务供给的最基础单元，乡镇学校比“村小”有规模效应，较县城学校要节省成本。应根据乡村人口流动态势，因地制宜、前瞻性地调整学校布局，有序合理撤并小规模学校，集中资源改善乡镇学校的软硬件条件，尤其是校车和住宿；继续改善乡镇的师资水平，提升乡镇教育质量与升学率，让农民子女就近实现低成本入学。
03
第三，夯实国家减负政策，加强执行贯彻力度。
家校共育不能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负担，更不能因为小孩的手机管理、作业打卡而被迫让农民家庭一个全劳力限制在家庭内。应进一步夯实国家减负政策，加强执行贯彻力度。赋予学校更多权威与自主权，适当将家长引导到学校的手机管理中来；增加校内素质教育活动，开放校内图书馆，滋润小孩的心灵，用丰富多彩的生活充实农村小孩成长历程；完善农村休闲娱乐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社区图书馆、运动场，为农村小孩课外活动提供一个相对集中、安全的场地。
04
四、增加妇女灵活就业，减缓陪读经济压力。
整体来看，半工半陪兼顾子女照料与经济生产，能够半工半陪的家庭不仅经济压力小一些，而且妇女能够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生活更充实，亲子关系也更为轻松。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鼓励地方相关工厂、企业增加一些适应妇女陪读的灵活就业岗位，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让返乡务工妇女能够实现半工半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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