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做关于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课题研究时，有人给夏柱智介绍了其老家湖北农村的一家“养老院”。80后的夏柱智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这家“养老院”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在一栋改造后的三层自住小楼中，三个年过六旬的老人，照料着最小75岁，最大93岁的8个老人。“养老院”同时还是附近老人的“活动中心”，白天有人打牌，读报，晚上有人跳广场舞。
相对于时下流行的“日间照料中心”，夏柱智更愿意称它为“小作坊式的养老院”。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变老”的整体趋势下，中国城乡老龄化已经出现倒置。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由于农村地区软硬件落后，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欠缺。农村养老、尤其是留守老人的养老矛盾已愈发突出。
在完成对中部三省9县农村养老状况的调研后，夏柱智认为，在大型养老院和小作坊式的养老机构之间，“显然后者更适合农村。”
“邓院长”
61岁的邓加丁被三洲村村民称为“邓院长”。
高中毕业后，邓加丁在长江上开过20年货轮，40岁后外出务工数年，回乡做了4年村干部后，因供养两儿一女读大学的经济压力陡增，邓加丁又外出务工。
2012年，83岁的母亲突然中风，两个弟弟又在外工作，邓加丁的打工生涯被中断，“只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偶尔在附近打一点零工。”
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邓加丁发现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家里老人无法照料。于是想到自己能不能办个养老机构，在照顾母亲的同时，“吸收”其他老人，也可以增加点收入。
因为做过村干部，关于养老的国家政策，邓加丁多少知道一些，“我如果能够搞一个养老机构，把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照料，年轻人也可以安心在外面打工。”
2018年，邓加丁向村里打了报告，自己要办养老院。
三洲村距离县城将近50公里，原属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2021年划归黄石市新港（物流）园区海口湖管理区管辖。
53岁的村主任张向阳介绍，三洲村目前全村户籍人口有6000多人，常年在外务工的有2000多人，包括老人小孩在内，留守的4000人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人,70岁以上的老人有400人左右。
张向阳说，60岁以下的村民大部分都在外地和当地务工。
而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总人口的36.11%。有专家认为，考虑到近几年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的趋势，普遍预计农村留守老人达1600万人左右。65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是社会中相对脆弱的群体。
而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如生活水平较低、经济来源匮乏，以及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农村留守老年人身边普遍缺乏年轻人照顾等。
“我记得当时的情况，邓院长写了报告。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免去了在外面务工村民的后顾之优。”张向阳介绍，申请交上去后，从村里到县里，各级政府都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在民政部门也备了案。”
由于达不到养老院的标准和要求，地方民政部门决定以村办的名义成立“日间照料中心”，由邓加丁经营，2021年，海口湖管理区三州村老年人（儿童）日间照料中心挂牌。
“口耳相传”
中午11点25分，邓加丁的妻子准时做好了午饭。两荤两素加一汤，是邓加丁定的午餐标准。每隔两天要有一个荤汤，排骨，猪脚，或鸡汤。鸡是邓加丁自己养的，“老人营养要保证。”
8个老人中，有一个老人吃素，要单独盛出来。一个老人卧床，要先给她端过去，看着她“动筷”。
饭菜端上桌子后，6个老人才缓缓“挪”进餐厅，分别在6张桌子上坐下。
2019年春节后，邓加丁的“养老院”开始运营。除了母亲，有4个老人是本村的，有两个人是从阳新县城的养老院转过来的。
一年后，老人增加到8名。三年来，最多的时候有10个老人，全部来自周边的村庄。年龄在75岁到93岁之间，多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上个月，年龄最大的93岁老人连着两天“不怎么吃饭”，邓加丁通知了家人，送往医院治疗，“养老院”里的老人又剩下了8个。
邓加丁没做过宣传，一方面他觉得“养老院”还没批下来，另一方面，他觉得老人和家属的“口耳相传”比什么都重要。
“老人子女经常来看，会知道老人状况，他们的宣传比什么都重要。县里规定的硬件标准，有些我这里达不到，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老人照顾好。”
在向村里打报告前，邓加丁到县城和附近镇上的养老院考察学习过。
镇上的是“福利院”，只收“五保户”，国家免费赡养。县城的民办养老院，人多，床位多，价格高。
最初从县城养老院转过来的两个老人，一个是家人为了探视方便。“到县里去，来回两百里，早上天不亮就要坐车，到了晚上才能回来。”
另外一个老人，“县里的养老院人多，8点准时开饭，老人行动迟缓，经常吃不上饭。”
县里的养老院收费“也高”。
邓加丁制定的收费标准，是按项目“收费”：生活费每天20元，住宿费一个月400元。“护理费有变化，一般一个月500元”有的老人不能走路，不能上卫生间，要洗澡，洗脸，穿衣服，护理费就会高一点。“多出来的护理费都给护工了。”
“这里一个月在1500元左右。至少比县城便宜500元。”
冬天，天气冷，附近会有老人过来吃饭，洗衣服，就只收生活费和护理费，“每个月八九百块钱。”
三洲村村主任张向阳说，邓加丁的养老院“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收费很公道。”
2019年，做课题研究时，夏柱智和他的团队先后两次对邓加丁的“养老院”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观察。
在他看来，邓加丁的“养老院”能够维持常态化运营，收支基本能够实现平衡。其根本在于考虑当地经济状况，保障合理性消费。
“养老院”的日常开支主要有两项：一是一日三餐的食材费用，8名老人，共约5000元/月。二是两名护工照料费用。1名专门护理，工资3000元/月；1名厨师，工资2000元/月。与此对应，三洲村当地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进城务工，人均1.6万元/年，家庭收入在2万~10万元/年。
夏柱智介绍，相比于县城的养老院，村民认为收费价格“是他们能够承受的。”这主要是照料的费用，至于入住老人生病等其他的费用都是由子女额外支付。
“我们这里的收费与开支不能太高，而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邓加丁说。
夏柱智认为，中西部县域养老院中，由于养老院的高端化，且要匹配对应的服务，收费必然会脱离村庄的经济水平，从而导致一些养老院运营不可持续。
“朱姐”
邓加丁对于老人的“入院”有自己的标准：有传染病的不能收，完全不能自理的不能收，有精神疾病的不能收。除了风险之外，邓加丁认为“自己支付不了高工资来请护工。”
除了邓加丁，“养老院”开办以来，一直是两个护工，一个负责做饭的，是其妻子的姐姐，负责护理的则是邻居介绍的临镇的“朱姐”。两个人年龄都在65岁左右。61岁的邓加丁除了接待家人探访和其他外部事宜，主要的工作是种菜和养鸡。老人吃的多是自家土地上的产出。
“年轻能外出打工的，人家嫌工资低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更年轻的高工资也不愿意，我这里是老人照顾老人。”
65岁的朱翠花是8公里外的泵站村人，已经有三个重孙的她会笑着说：“我是一个护工。”而养老院那些比她大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的老人都叫她“朱姐”。
比她大9岁的老伴，5年前去世。嫁到三洲村的同乡介绍她到养老院来做护工后，打扫卫生，照顾老人早上洗脸，晚上睡觉，换洗衣物，吃饭吃药都是她一个人的事。
“这些老人都喜欢我，她们都比我大，却叫我朱姐。”朱姐说自己跟这些老妈妈们处得很开心。
她说邓院长管理得很好，很认真，“晚上10点，12点，凌晨3点，都要亲自查夜，每个房间都要查看。”在她看来，这些老人都是“有福的老人”，儿女们愿意花钱送到这里养老，“平时过节，都来看她们。”
这些老人在她眼里都是“老小孩”，“她们经常会把纽扣扣错，我再帮她们重新扣好。”
对每个老人的生活习惯，“朱姐”都了然于心，“她们每个人穿的衣服，连袜子我都认得。哪个老人吃什么药，吃几次我都记得，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有什么不舒服，都会给我说。”
2021年住进来的一个83岁的老人，已经“有些老年痴呆”，儿子在武汉打工，老人经常尿湿自己的衣服，一天至少要换三四次，“我要经常去看看，尿湿了就给她换。晚上还要给她洗脸洗脚。”冬天有一次，老人的衣服洗了还没干，朱姐把女儿给自己买的“七百多块钱的裤子”，给她换上了。
老人们有午睡的习惯，“朱姐”要等到老人都躺下了自己才去休息一会儿，“老人有一个不睡，我就不睡。”
邓加丁说，“照顾老人这种事情，只能是老人来干，年轻人往往觉得累和脏，尤其是半失能的老人一般脾气都不是很好。”因此，“邓院长”聘请护工有两个标准，一是老人不管怎么发脾气，护工不能发火；二是每天24小时必须在养老院，有事情的话护工需要处理。
在夏柱智看来，邓院长照顾的是自己的家乡人，有一定的面子关系，“经营不好他就破产了。经济上和信誉上都面临破产。”而一些大型养老院里，老板、护工对于老人没有多少乡土乡情的关系维系。
“朱姐”平时吃住都在养老院，一个月休息两天。“可以回家看看”。回来还要给每个老人带礼物，家人探访时带给老人的礼物，她们也悄悄给她吃。在养老院做护工，最让朱姐高兴的是，“自己快70岁了，还能挣钱养活自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半开放”
5月13日，老人们吃过晚饭，不到7点，跳广场舞的人开始陆续聚集到“养老院”。
有人聊天，有人在院子里玩健身设施。
健身设施是“邓院长”从黄石买回来的，考虑到老人的安全和场地面积，邓加丁采购的是可以“手握的”和“蹭背的”。
邓加丁的三层小楼建于2000年，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2018年，扩建了50平米的前院，50平米的厨房以及200平米菜园。
决定开养老院后，原来的房屋不适合老人的集中生活和活动。邓加丁利用后院菜地扩建了一间餐厅和休闲后院。改造后，餐厅面积约100平米，里面放置了十几张桌椅，以及用于冬天取暖的火炉。
扩大的休闲后院约100平米，增添了健身设施，石凳，还种了树、拓展入住老人的安全活动空间。“冬天天冷在火炉旁烤火，天晴就在院子里晒太阳。”
原来的三层小楼，邓加丁把一层的客厅、1个卫生间、4间卧室进行了改造。每间房面积大约20平米，安装了空调，隔出2~4张床位，就近搭配一个卫生间，方便入住老人如厕。在大厅添置了沙发家具，成为老人会见家人、看电视、聊天的场所。
2021年，在相关部门的要求下，邓加丁又辟出了办公室，阅览室。2022年上半年，还在后院的两排房屋上加盖了隔热层。
“现在，我这里最多可以接纳20个老人入住。”
前后持续的改造，邓加丁说自己投入了三四十万，一部分是在外工作的儿女们支持的。一方面，邓加丁希望自己的养老院能够达到标准，可以获得一定补贴，另一方面，他希望这里可以继续成为村里老人活动的中心。
“老人最怕孤独，我照顾母亲照顾了八九年，她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我了解她，她最怕孤独，很想有人陪他聊天。”
村主任张向阳说，村里对邓加丁的要求，除了确保老人安全，有人护理，还要解决老人的孤独。“要有人跟老人聊天，老年人在那里，娱乐设施都要有，我们希望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个养老机构。”
邓加丁去过城里的养老院，自己的养老院里前后有一半老人曾在县养老院住过。在邓加丁看来，城里房租贵，不可能有农村的便利条件。同时，由于人多杂乱，也不可能开放管理。
为保证入住老人的安全，邓加丁规定入住老人不能随意出养老院。但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进，“是半开放的”。他一直提供村民看电视、打牌、跳广场舞的场地，还有免费茶水。“村民跳广场舞的设备一直放在我这里，用电也是免费的。”
“不做事的白天来玩，做事的老人晚上来玩。”在夏柱智看来，正是这种半开放管理，构造起非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集体活动的场景空间，使得入住老人感觉到没有被禁锢，体会到舒适感与自由感。
“他很聪明啊，不作为村里公共的娱乐中心，他的养老机构就没有吸引力。”夏柱智认为，很多养老院都存在一个最大的缺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封闭状态。精神需求需要一定的开放性，城市里考虑到安全，不能开放，农村是熟人社会，人比较少相对安全，可以是一种半开放状态，“这种半开放状态增加了邓加丁的养老院的吸引力，也增加了老年人的精神福利。”
“家门口的养老院”
江面上暮色刚起，经过村里已经撤销的小学和旁边的黑爷庙，晚上6点，还没顾得上吃饭，下了班的陈峰（化名）和妻子带着熬好的药水，赶到养老院看望自己的母亲。
作为养老院年龄最小的一个，79岁的王姓老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一天前老人出现小腿浮肿，皮肤瘙痒。
“婆婆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儿媳一边给老人要药水热敷，一边感慨。“这里的好处，就是方便，老人有什么不舒服，家人随时可以过来看。”
接近50岁的陈峰夫妇，两个人都在当地打工，丈夫是泥瓦工，妻子在附近的钢厂开航吊车，“我们白天做事没有时间照顾她。离得远就没有办法了。”
孩子读书正用钱，19岁的儿子在武汉读大二，女儿在镇上读初二。“如果不是邓院长解决了后顾之优，我们只能有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没办法出去工作挣钱。”陈峰说，村里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人家，有的兄弟多，只能轮流照顾。
每个月1800元的费用，陈峰和两个哥哥共同承担，哥嫂也忙着打工和带孙子，“谁有空了谁过来看一下。她一个人在家又不能自理。”
新港物流园区成立后，三洲村成了开发区，村民成了“失地农民”，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发的养老金加上征地补贴，一个月有将近400多块钱。
一名刚过60岁的村民说，虽然工地在清退超龄农民工，但自己还要想办法打些工。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孙女读初二。“孩子们自己要生活，自己养家，不会有时间在家里伺候你，这是普遍的现实情况。”
在村民看来，虽然邓加丁的养老院收费公道，老人也照顾得很好，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老人还是不会来，“一年近两万的费用，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压力不小。老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有儿有女，住养老院脸上无光。”一位刚过50岁的村民小组长说。
开办养老院，邓加丁最初是为了照顾母亲的同时能够“做些事”。母亲病了9年，2021年走了，邓加丁觉得自己投入了钱，地方上也支持，以后国家的政策“肯定会扶持养老”，他动过扩大规模的念头。
但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扩大规模，就意味着要支付租金找新的场地，还要再雇人。“只能做着看。”
两个儿子已经在深圳安家，女儿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省会武汉。邓加丁和妻子说，自己以后“不可能住孩子家里，也不会在城市养老。”
“我们这一代人肯定将来是要进养老院。”在邓加丁夫妇看来，作为家门口的养老院，“乡里乡亲都互相认识，只要吃得合口，住得舒心就行。”
“嵌入乡村”
“像邓加丁这样，把养老做得比较纯粹的很少。”
2022年春节，从武汉返乡过春节的夏柱智又去了三洲村，“看了下他的适老化改造的设施，一起聊了聊养老制度的设计，雇工和经营理念。”
夏柱智用“嵌入乡村”来形容邓加丁的“养老院”和乡村的关系。
立足于村庄实际，在初步建立与维持常态化运营过程中，邓加丁的小微养老机构充分考虑了农村特点与农民特性，盘活闲置房屋，考虑经济条件，运用人力资源，结合空间特色，“有效嵌入村庄社会，实现了农村老人低成本、高品质的养老生活。”
正常情况下，邓加丁的养老院每年腊月24关门，正月初八开门，但因为急于进城务工，“有儿女初四初五就打电话，说要送老人过来。
“这个事情也是政府非常关注的事情，农村老龄化背景下，高龄难以自理或半自理农民该如何去照料。缺乏这种机构，也需要这种机构。”
夏柱智说，国家目前的养老体系设计，注意到了两种人，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一种是五保户，国家统一兜底，还有一种是有退休金或者有积蓄，能够到中高端养老机构去进行养老的群体。
但应对中低收入家庭，主要是农民工家庭的，这种农村的小型化的养老机构，目前还缺少相应的制度设计。
“目前的养老机构主要适用的是往现代化的高端的方向在走，农村的很多老人去不起，负担不起。现在这块是一个真空地带。在这个背景下，我关注到了邓加丁这样的养老机构。”
相对于“日间照料中心”的叫法，夏柱智更愿意称邓加丁的养老机构为“小作坊式的养老院”。在夏柱智看来，利用农村闲置农房，进行简单化改造，具有乡土特征，嵌入农村的养老照料机构“很少，很少”。
在2021年进行的中部三省九县养老机构调查中，夏柱智和他的团队发现，在每一个乡镇都有这样的需求，“一个乡镇如果有20个村，每个村像这样的10个老人是有的。就有200个老人需要进入这样的小作坊式的照料机构，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还会进一步增加，一个乡镇有五六家这样的机构是很正常的。”
但现实是，据其了解，阳新县就邓加丁一家这样的养老机构。“目前规模太小了，上面根本就看不上。但它填补了一个空白。”
“这样的养老院大家都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投入不大，也没有钱做推广。只能靠熟人宣传。”
三洲村村主任张向阳说，虽然当地认为邓加丁的养老机构“是一个好事”，免去了在外面务工村民的后顾之忧。但由于“政策限制”，除了提供一些沟通协调上的便利外，并没有实际上给予补贴，“平时有老人在他那里吃饭，偶尔去的都是免费的。作为老人活动中心产生的费用也都是他自己承担的。”
在调研过程中，夏柱智发现，当地政府虽然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但目前的制度设计，政府补贴多倾向于大型的、标准化的养老机构，像邓加丁这种改造农村自有住房，只有十几个床位，按照严格标准去监管的话，又不合格，没办法去给予支持。“这就存在一个矛盾。”
“中国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空巢老人如果行动不便谁来照料，如果精神孤单谁来陪伴？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会越来越改善，但高龄老人的照料难题和精神孤独现状会越来越凸显。”
在夏柱智看来，应该鼓励小型的养老机构，利用农村闲置房屋、闲置校舍，鼓励有公益心的乡贤去办这种小规模的养老机构。“很有必要。”大型养老院和小型的小作坊式的养老机构，哪种更适合农村，在夏看来，“显然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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