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注中国三农问题，深度参与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贴近一线，能够与实践结合的理论与思考作为指导；何平老师正是这样一位熟悉基层运作，更能深度思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者。我们今后将尝试以专栏形式，推荐相关老师的研究成果，以飨乡村振兴领域的践行者们。】
实现乡村振兴，势必大力发展合作社。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多数合作社并不令人满意，主要是合作社的运行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此，有必要反思一下当代中国乡村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
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辩证法的观点认真总结农村集体所有制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就会得到以下启示：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只有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在经济上拥有当家做主的地位，却不一定在政治上拥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以往人民公社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就未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家庭承包制虽然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权，却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围，最终丧失集体经济导致农民失去更多的权利。只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确保党的集体所有制和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从而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进一步调动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我们今天提倡的合作社既不是家庭自治下的合作，也不是政府管治下的合作，而是乡村自治下的合作。时代楷模代村、战旗村之所以能摆脱困境，并且迅速发展壮大，不只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更在于他们选择了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相反，今天多数合作社之所以成效甚少，就在于合作社不仅受到家庭自治的困扰，而且面对政府管治的严重束缚。这样的格局注定农村两委工作处于更加消极被动的状态，注定合作社的实施更加艰难。同时，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即基层干部逆淘汰现象。几个月前，浙江省一位十分优秀的农村支部书记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农村干部除了组织群众打扫卫生不会犯错，别的事都有可能犯错。这位书记十分推崇集体经济，几年前就把村民的承包地流转回村集体，实现了集体经济不断增长，本想继续带领村民干一番事业，但因政府管治过多的束缚不能放手工作，于是，最近表示自己实在是干不下去了。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担忧。
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打破惯性思维，摆脱家庭自治和政府管治的束缚，实行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村社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这既是乡村自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与以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比较，村社一体化只是将政府管理农村过度集中的权利下放到农村党组织，使农村党组织拥有管理支配权。这样有利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进一步调动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家庄乡实行村社一体化就是很好的案例。周家庄乡在国家没有提供一分钱贷款的情况下，不仅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及村庄之间的融合发展，而且该乡的文化教育、居住环境、生活设施得到巨大改善。到了河北晋州市，便会发现晋州市最好的生活居住区以及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不在市区，而是在周家庄乡。另外，烟台市组织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实质是为村社一体化开了一个好头。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就地发展壮大。
2、提倡机关为农村服务。农村发展从第一个互助组到天下第一村；从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到个别村实行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日常所需基本免费的分配制度，都来自农村实践，来自农民首创，而不是机关作为。不可否认，在依靠集体所有制和乡村自治的条件下，农民群众创造的奇迹往往是机关干部事先想也不敢想的。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就应该提倡机关为农村服务的思想。机关对农村要多一些支持，少一些指令；多一些责任，少一些批评；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会议贯彻；多一些民间探索，少一些官方试点;多一些经验总结，少一些文件报表。
3、将改革的选择权交给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制定政策很难顾及到所有农村，甚至有些政策只适合个别农村，应该允许各地农民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除涉及底线问题的政策外，一般都列为引导性政策。引导性政策只能引导不能强制。正如习总书记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小岗村视察时指出;“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能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上级领导不包办，乡村自治不越轨，从而实现农民群众理想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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