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BBC（英国广播电台）葡萄牙语报道的精简版。该报道介绍了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迄今为止，这项严谨的研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该研究表明，随着转基因大豆的生产扩张，草甘膦引起的水质污染导致婴儿死亡率大幅增加，同时，婴儿出生体重偏低和早产的可能性也提高。
草甘膦除草剂是巴西使用最为广泛的农药，占该国除草剂使用总量的62%。2016年，该化学品的销售量（千吨）超出该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其他七种农药的总和。
这种用于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除草剂促使巴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
正因如此，近几十年来，大豆生产州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远超该国的整体经济增速。同时，农业活动收益也刺激了产区的其他经济产业。
然而，一项由普林斯顿大学、FGV（巴西著名高等教育机构：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和巴西Insper商学院共同参与的最新研究揭示，这种创造财富的方式代价高昂。研究显示，在靠近大豆种植区的南部和中西部城市，草甘膦喷洒带来水质污染，导致婴儿死亡率增加5%。
这意味着每年因大豆生产使用草甘膦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人数比2004年种大豆种植之前增加503人。
“人们非常担心除草剂对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不直接接触农药的人群的影响，”Insper商学院莱曼基金会主席、该研究的作者之一罗德里戈·苏亚雷斯（RodrigoSoares）教授对BBC表示。团队的合作者包括马图斯·迪亚斯（MateusDias）（普林斯顿大学）和鲁迪·罗恰（RudiRocha）（FGV）。
“虽然超过50%的西部城市人口体内含有除草剂，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有害，”苏亚雷斯补充道。
“作为此类研究的先驱，我们的文章首次确凿可信地表明这实在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它证明了草甘膦会通过河道污染远离农业喷洒区域的地区，这样的污染方式是前所未见的。”
拜耳——自2018年起并购孟山都——认为该研究“设计拙劣、结果不可靠”，并表示公司最优先考虑的是产品的安全性。孟山都于1974年以商品名农达（Roundup）将草甘膦推向市场。
Aprosoja（巴西大豆生产者协会）也附和地表示，“研究中指出的结论并没有得到科学数据的支撑，也与巴西农业的实际操作不符”。
最后，代表巴西农药行业的“植保巴西协会”（CropLifeBrasil）表示，“40多年来，草甘膦已通过广泛的安全测试，其中包括15项对人体发育潜在毒性的研究和10项对潜在生殖毒性的研究。”
“巴西、欧洲、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已经审查了这些研究并得出结论，草甘膦不会对人体发育或生殖构成风险，”该协会表示。
批评和抵制
作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草甘膦于1970年由孟山都公司开发。该除草剂通过阻断植物生长中必需氨基酸合成所需的酶，进而达到清除农业杂草的目的。
草甘膦是一种非选择性除草剂，也就是说，它会杀死大多数植物。因此，它被广泛用于能抵抗这种化学物质的转基因作物，例如孟山都销售的名为“抗农达（RoundupReady）”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最初由该公司以农达（Roundup）为商品名出售。然而，2000年，草甘膦专利到期，该产品目前由多家制造商以不同的商品名出售。
转基因大豆最初于1996年由孟山都在美国销售。
1998年，草甘膦在巴西首次获得使用授权，但随即被法院禁止。2003年，政府授予其临时销售许可，但附带条件是要求焚烧剩余的种子以防止次年再种植。
但在同年9月，政府颁布一项临时许可，允许生产者可以来年种植这些种子，这项临时销售许可于2004年10月得到续期。最终，2005年3月，《生物安全法》永久地授权转基因大豆种子的生产和销售。
研究人员引述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表明，自2004年，转基因大豆在巴西迅速蔓延，到2015年左右，已占粮食种植面积的93%。
随着大豆产量的提高，草甘膦用量在该国也得到迅猛增长，2000年至2010年间增加了两倍多，从3.95万吨增至12.76万吨。
巴西与其他国家的差异
2015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在一份报告中将草甘膦归为“对人体可能致癌物”，即可能会引发癌症的物质。自此以后，欧盟就禁止使用草甘膦的可能性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在美国，拜耳已支付了数十亿美元，以解决有关草甘膦致癌指控的诉讼。
“与巴西不同，欧盟对农药的注册有具体期限。在巴西，农药注册却具有永久性，除非它在某一天被质疑”，来自“永久反对农药、支持生命运动”的统筹员艾伦·泰格尔（AlanTygel）解释道。
在欧洲，目前草甘膦的使用授权有效期至2022年12月。2019年，奥地利成为欧盟第一个禁止该产品的国家，而德国则计划从2024年起禁用该除草剂。
泰格尔也指出，巴西与欧盟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农药浓度在水中的最大允许值，即被认为适合人类饮用的值。
泰格尔称，“在巴西，每升水草甘膦含量低于500微克即被认为是可饮用水，而欧盟的标准则是最高0.1微克。因此，巴西的标准超出欧盟5000倍。”
巴西的农业企业甚至不满足于这些现有的监管差异，它们近年来一直在对第6299/2002号法案的批准进行施压，该法案旨在放宽农药审查和使用标准。
此外，在联邦政府内部，反对和支持农药使用的斗争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2016年前，在政府内部，农业企业的力量受到与小农生产和鼓励生态农业的公共政策的制衡，”泰格尔说。
“从那以后，米歇尔·特梅尔（巴西总统）上台后，政府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撤销制定有机农业政策的农业发展部。之后，农药登记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泰格尔说。
仅2020年一年，巴西批准注册的农药达493种，这是农业部自2000年有汇总数据以来的最高历史纪录。
草甘膦和婴儿死亡率
“顺流而下：草甘膦的农业使用对河道周边居民的生育影响”这一研究的作者称，由于使用转基因种子及配套除草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决定研究农药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Insper的罗德里戈·苏亚雷斯（RodrigoSoares）说：“我们本来认为这个争论比较情绪化，缺乏事实依据。不过，随后我们意识到，转基因大豆在巴西的扩张会是研究分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转基因大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种植，在引入转基因种子后扩张迅速且显著。”
允许在巴西使用转基因大豆种子的监管变化产生了经济学上所谓的“自然实验”——一种由外部原因引起的事件，它改变了个人、家庭、公司或城市的运作环境，从而有可能对比受此事件影响和未受影响的群体。
苏亚雷斯说，“其中一个担忧是可能产生水污染，因为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的毒理学研究都检测到了河流中残留的草甘膦，但这样的检测都只是一次性、且非系统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为了评估这一点，我们参考了有关该国的水文流域地图和各市相对位置的信息——是位于草甘膦密集使用地区的上游还是下游。”
“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转基因大豆和草甘膦在某个城市的扩大使用对农药使用区域下游城市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人员随后分析了2004年至2010年间除草剂密集使用地区“下游”城市的生育情况数据，这段时间巴西转基因大豆的种植扩张最快，草甘膦使用量翻了三倍。
Insper的教授说，“我们已经证明，位于大豆生产扩张区域的下游城市，新生儿的健康指标比之前下降。”如出生体重偏低和早产的可能性更高，甚至最严重的——婴儿死亡率上升。
“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以证明新生儿的健康水平下降实际上与水有关，也就是说与大豆种植面积扩张有关。”
分析草甘膦的孤立效应
研究者发现，与“下游”各市相比，“上游”各市由于水源没有流经草甘膦使用区域，其新生儿的出生数据并没有恶化。
研究者也证明，暴露于草甘膦施用期的孕妇其新生儿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在巴西，草甘膦的喷洒通常发生在10月至次年3月，因为10月至次年1月为该国的大豆种植期。
研究者通过比照新生儿的健康指标与降雨量数据表明，出生的健康指标会随着草甘膦施用季的雨量增加而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降雨导致的水土流失越严重，河流中草甘膦的残留就越高。
研究的作者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马图斯·迪亚斯（MateusDias），解释了研究者决定分析上游与下游各市的数据，而不是仅仅分析施用草甘膦的城市的原因。“对处于草甘膦使用农区的当地居民来说，草甘膦的使用影响大豆产量，这对婴儿死亡率可能会有相反的影响，比如，农业产量上升可能会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会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
研究者也评估了由于大豆种植扩张，毁林造田是否会对土壤可侵蚀性造成的影响。
“研究表明，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因为这些林区在开始种植大豆之前在进行放牧活动，所以植被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没有显著的土壤可侵蚀性改变。”
研究结果或有助于改善监管
研究者表明，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妖魔化”草甘膦，而是促进巴西农药使用监管方面的公共政策完善。
Insper的苏亚雷斯教授表示，“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使用农化产品——肥料、除草剂、杀虫剂——的意义。它们确实促使农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我相信，权衡得失，这样的影响会是非常积极的。“农药的使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才有这样的产量，才有这样的食物价格，不少农业人口也从增产中受益。”
“然而”，他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注意农药的潜在负面影响。”
苏亚雷斯坚持认为要推动政策改变，以对农药的使用与管理、河流与地下水的保护加强监管。
“永久反对农药、支持生命运动”的艾伦·泰格尔（AlanTygel）则持更激进的观点。该机构于2011年创立，由上百家社运组织、工会与劳工团体、NGO、合作社、大学与研究所组成。他说：“我们认为，核心目标应该是完全禁止农药的使用，尤其是在今天，毫无疑问，即使不使用化学合成类农药，我们也有技术能力来生产足够的食物。”
他指出，该运动的倡议包含在PL6670/2016的提案中，该提案建议设定一项“全国农药取代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禁止空中喷洒农药，国家支持生态农业，以及禁用那些在原产地国家已禁用的农药和取消农药免税等。
泰格尔表示：“我们将会为我们可能获得的每一个小进步而奋斗，因为我们知道农药使用量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生命被挽救。但我们也知道，有机农业生产和大规模使用农药之间不可能共存。我们憧憬的是，未来，全国都能采用一种完全没有农药和转基因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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