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大学首席教授程恩富建议制定一部涵盖城乡各种合作社经济的《合作社法》，调动更多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因素。
程恩富教授还表示，我国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且全球的合作社立法也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合作社法》提供了丰富借鉴。
且不说这一建议究竟是否合理，但它反映了如今“合作社”已经摆脱意识形态标签，重新成为一个可以就事论事进行科学讨论的话题。
而当我们重新开始关注这一议题时，也可以发现很多打破“常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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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起源是50年代的三大改造运动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合作化运动。这场合作化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在日后的历史中褒贬不一。
对于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批评的声音往往集中在“大锅饭，养懒汉”“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上；而肯定这一制度的意见则认为，公社夯实了农村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避免了农村的贫富分化。
如果今天要搞合作化，能否尽量避免问题，更多发挥其优势呢？其实不需要“如果”，因为合作社还存在。
从北京出发，车程不到3个半小时，便可以到达一个名叫周家庄的乡镇。
周家庄乡里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
作为一个距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不寻常的点，那就是年轻人基本都没有前往大城市打工，反而大部分留在了老家工作。
据统计，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经商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
以北京强大的虹吸效应，这确实非常不可思议。
周家庄是目前唯一完全保留人民公社解散时制度现状的乡镇，保持了人民公社解散时的状态即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等经济形式没有变动。
在集体所有制下，集体安排干什么社员就干什么，不是社员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所有劳动由队长分配，不用社员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就要扣工分。
周家庄乡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10个生产队，全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的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
而所谓缺乏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在这里也并不多见，什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更是闻所未闻，因为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
村民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目前，周家庄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千亩成方，百亩一色，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并且乡里还会挑选效益最高的农作物根据订单生产，在10个生产队中分配，防止重复投入。
比如，周家庄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十几年来，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
集体化生产也让农机的使用变得更加普及和便利，所以，早在30年以前，周家庄乡的地就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
梁民志是周家庄的社员。他说，即使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觉得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提起周家庄，与该乡相邻的马于镇东四村的杜秋荣说：“他们那边在一起少费不少心，哪像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还挣不了多少钱。”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划一。
“将来老了，每月还会有生活补助。”梁民志觉得这些好处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周庄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说，周家庄乡从乡长、副乡长，到武装部长等，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分红收入只比平均水平略高一点。
2015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8048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相比，高出6626元。
依靠集体化生产的优势，周家庄不但弥补了小农生产的缺陷，还在为农民兜住底的同时，避免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更保障了农民的福利。
其实当年周家庄的合作社也面临解散的压力。1982年，解散公社的命令下达。周家庄的老公社书记雷金河是1937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县里和地区都有深厚的关系，故此他可以顶住政策变更的压力，让周家庄继续集体化的生产，但大部分的乡镇和村并没有这样的核心人物……
估计有人要说了：你用周家庄的例子说合作社这好那好，难道当年的集体化当真没有“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吗？
从亲历过集体化的人们的体验中，不难得出这种问题确实存在。
乌鸦之前曾推荐过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老师的演讲，他从自己60年代的亲身经历说明，“缺乏积极性”确实是他的直观感受。
但温老师也明确提出了这种问题的原因：
因为当年的农业集体化是新中国发展工业化的一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没有更新生产力的动力，无法实现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工业品下不了乡；所以搞合作社，尤其是大规模合作社，是当年进行工业化的必然需求。
而“养懒汉”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体系中产生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也带来了两者之间的剪刀差，这缔就了新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原始积累。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得越少，所以缺乏劳动积极性。换言之“大锅饭”不是问题，大锅饭的锅剩得太小才是问题。
（来源：第六届“中国制造日”温铁军老师现场演示文稿）
特殊历史阶段特殊需求造成的问题，恐怕不应该被视为合作社本身的问题。
而且抛开“工业化需求”，就谈“农业”的发展规律，集体化、合作社也有着广泛的认可度，绝不是共产党人照抄经书、闭门造车得来的秘法。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从小农生产走向合作生产，正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抗战时期，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在解放区的一些农村开始建立“互助组”，后来逐渐发展成初级社、高级社。在互助组时期，土地到户，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仍是私有制，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可以换工互助。
在国统区，则有乡村派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其内容也就是两条：一条就是让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有了团体组织；另一条，就是“引用现代技术”，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
乡村派教父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
关于实施的方式，梁先生是这么表述的：“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嗨，这不就是合作化的另一种说法吗？只不过梁先生只能在农村做做呼吁，做做调研，然后到处拉赞助在一两个村做做实验，中国共产党则是有能力把这件事在全中国铺开。
至于集体化的效果，也并非如现在很多人谈之如洪水猛兽。即便到了1980年，农业部的报告对人民公社进行评估，其结论为：好的，比较好的，差的，各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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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庄的例子说明，在当代背景下，合作化集体化生产中的许多弊端，并非不可解决。其实放眼全球，“集体化”、“合作社”也压根不是一个跟“社会主义”绑定，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概念。
甚至，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的规模还不止一个周家庄。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作为犹太人的他，年轻时曾在以色列的一种集体农庄“基布兹”里生活过，正是在这期间，桑德斯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教员的思想。
基布兹（kibbutz）是一个来源于希伯来语的音译词，原意为“集体”。它原本是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高潮的产物，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组织。
以色列工党从48年到77年长期执政，而以工党的前身则是“锡安工人党”和“青年劳工运动”，这两派的理论家戈登和博洛霍夫正是基布兹的创始人。
这等于是明教光明左右使的后继者掌握了国家权力，基布兹也得以在以色列蓬勃发展。
1909年，戈登派的开拓者从“犹太民族基金会”租得加利利湖区的土地，创办了两个小型“基布兹”(当时叫“克武察”)，实行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集体主义原则：土地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者自我管理、集体决策和集体劳动，一切收入归全部社员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
私人农场在当时的氛围和自然环境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几乎所有的定居点都是基布兹一统天下。
在基布兹里面，成员们过着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员间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兹的财产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
大部分基布兹在发展过程中也进行产业的多样化，从以往主要从事农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产业。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兹经济的多样化同时也为成员们带来更多的保障。
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中的不同岗位，具有更多样的能力时，基布兹整体面对风险的能力便会提高。例如当牛油果种植不景气时，塑料工厂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冲击，基布兹作为整体的经济也能够稳定。
从1920年最初的12个基布兹，805名成员，到以色列建国后，1950年共有214个基布兹，人口达66万成员，甚至到1980年全国共有255个基布兹，人口超过11万成员，基布兹迎来蓬勃发展时期。
同时，因为原则上拒绝雇佣外部劳工，基布兹更有动力发展新技术，创造了许多农业上的新生产方式，包括后来著名的滴灌技术。在工业方面，从1960年代起，基布兹便拥有超过100个工厂，从食物加工、家具生产到后来的塑料、橡胶、金属、电子产品，都对以色列工业发展带来重大贡献。
到1970年代，基布兹成员可以住在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园和绿化，以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尽管在80年代之后，由于以色列右翼崛起，左翼失去了执政地位，双方开始轮流掌握政权，各种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始在社会上推进，这让基布兹面临不少的困难。
但如果没有基布兹农场，实际控制领土不到3万平方公里，其中2/3还是沙漠的以色列，不可能发展出可以出口农产品的农业。如今以色列的车厘子、葡萄酒闻名全球，这无疑是基布兹的功劳。
同样是自然条件上极其不适合开展农业生产的北欧地区，也通过合作社的模式发展出了世界先进的农业。
丹麦合作社选举各级管理职务时，一人一票，不论各个加入者的财力多大，都具有相同的投票表决权。
目前，丹麦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是由合作社社员在各地选举产生地方代表会议，地方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代表理事会，代表理事会在选举产生联合会的最高管理机构，即合作社理事会。
理事会是为社员争取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机构，不管合作社的具体经营业务，日常事务由合作社聘请的管理人员负责。
而且，北欧国家普遍在对合作社的帮扶和管理上做得更加完善，在对农民的教育上，也有独到的地方。
丹麦建立有面向千家万户的农业咨询服务体系，遍及全国各地。咨询服务工作由被服务者来管理，机构由农民建立；咨询服务获得国家的经费补助。
这个机构是干嘛的呢？就是农业合作社今年想种什么东西，需要来这个咨询机构问清楚，整个市场前景的分析，人家都给你做好了，种什么能挣钱，种什么能保本，种什么会亏钱，全都告诉你。
有农民说了，我也知道今年种梨挣钱，但我们合作社没这个技术，也没有这人才啊。
别着急，技术上的事儿，由政府保障，咨询服务机构会紧密关注科研进展，确保农民能从研究部门获得最新的科学技术。每年丹麦投入到农业研发的资金，高达农业总预算的65%。
人才上的问题，丹麦农民合作社的教育也给解决了。
丹麦合作社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一开始就会针对中小学生进行，合作社组织与中小学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提供教材、课堂教学和实地参观，增加学生对合作社的接触和了解；对有志于务农的城市青年，丹麦专门举办“农业预备训练班”。
等于一个丹麦农村的中小学生，在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做一个农业工人的必要准备。
而且丹麦的农业学校大都由政府补助，政府补助资金占办学经费的70%，国家所拨补助金交由合作社联合会或乡议会，用于对普通中学和农业学校进行补助，对贫困农家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农民只需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接受教育。
要是您家孩子在农业生产上有慧根，政府和合作社直接出钱，保送进丹麦皇家农业学院，成绩好的，送出国学技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哪儿技术好往哪儿送，别怕贵。您就是想学开拖拉机，丹麦农业合作社都能出钱送你去山东找蓝翔……
在挪威，农业合作社管理全国50000农民，既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也是市场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具有部分国家农业管理职能，同时还负责管理挪威农产品质量体系和农产品企业注册工作。
瑞典的“农家人”合作社，进入合作社的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向合作社交纳会员费，这成为理事会成员工资和管理资金的来源。政府也会为“农家人”生产作培训和指导。
单个农民的需求和供给规模太小，对市场信息的反应不灵敏，生产不稳定，承担风险的能力差，这是小农生产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市场化下，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波动，往往会给小农生产的农户造成巨大的损失，突发的随便一场气候变化，就可能让小农生产者血本无归。
而合作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可以帮助农民规避风险，也提升了农业创新的能力。
一提“集体化”、“合作社”，总有人就会往“时代倒退”、“恢复旧制”上靠，这思维实在该改一改了，市场经济中，合作社也许倒可以更好地发挥它的优势。至少，它也应当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公允地进行讨论、研究的议题。
参考资料：
新华网：中国最后一个“农村大集体”的变迁
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
tatler：从北欧模式的小农与合作社！看现代维京人如何打造富庶幸福的国家
第六届“中国制造日”温铁军主旨演讲《栉风沐雨重整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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