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按
16日，学习强国号发布《乡村振兴》杂志刊登的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文章：《关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建言》。
张文茂先生这“二十字建言”，是他自青年时代投身乡村工作并长期孜孜以求地调查研究乡村建设才有的精辟见解，也是他在满头白发之龄远赴贵州毕节考察后，犹如从毕节的实践中颖脱而出的硕果。
2021年11月14日晚，张文茂先生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播出的报道中首次说出：“我对毕节经验有这样一个概括，五句话二十个字，叫做‘党的领导、村级组织、乡镇联合、市县统筹、城乡融合’，这五句话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篇大文章。”
之后，张文茂先生感到有必要将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展开，写成一篇建言，就是这篇。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旨是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新中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国开展过“农业学大寨”，大寨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自力更生的典型。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仅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还每年向国家纳税从数十万元至数千万元，已然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有河南省南街村、山西省贾家庄村等一批村庄。在新时代重走发展集体经济谋求共同富裕道路脱颖而出的有贵州省塘约村等日益涌现的村庄。这些都是党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取得优异成效的村级组织。
这里转发《乡村振兴》杂志发表的张文茂“二十字建言”，请我们班（毕节示范区骨干学习班）学员和更多关心乡村振兴的读者，特别注意“乡镇联合”和“市县统筹”这两个环节。比如张文茂先生在“乡镇联合”一节写道：
“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不可能在村自为战的基础上独立完成，必须在村以上、县以下的乡镇环节（含县城）建立产业经济发展升级和本土性经济、人口集聚的节点和平台，以便于在比村级更大的范围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置资源和发展产业经济，完成现代化转型。”
这只是其中的一段描述。对毕节而言，毕节在全市100%的行政村都建立了党组织领办的新型集体经济后，当前最需要也最迫切的就是要做实做强“乡镇党委统领”村级新型集体经济实体，这其中包括组织和支持“联村发展”等多种形式。毕节已有这样的多种实践，但尚需进一步总结推广普及，才能更好地促进村集体合作社稳步发展。
张文茂的“二十字建言”，具有普遍意义。贵州任何地方，全国任何市县乡村，理解认识了其中内涵，看到具体的可操作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在我国伟大的乡村振兴中抓住发展先机，创造辉煌的。
农村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向共同富裕。这应该是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客观需要。
近期，由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论坛2022”在清华大学举行，该届论坛主题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农业农村发展”，结合“十四五”规划，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收入等议题，深入探讨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和路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陈锡文，围绕“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发表了演讲。他说：“现在回过头去想，从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关注是不够的。某种程度上，用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的精力要比用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多。这可能是过去时代所决定的，也可能是眼光不够长远、胸怀不够远大。”他呼吁从事“三农”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同志，更多地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关键作用。
我由衷地为陈锡文同志的反思点赞。陈锡文同志长期参与我国农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可以看出，陈锡文同志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承认、也反对把农村改革说成是搞分田单干的私有化。近几年来，他多次发表文章或谈话，明确反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私有化倾向，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反对土地自由化流转和资本野蛮无序下乡兼并土地，呼吁避免造成农村两极分化。其政策着力点在于恢复或完善集体经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他又不赞成大张旗鼓地回到具有更多统一经营功能的集体经济，这也许还有其他的历史的原因。除此以外，也可能还有对现实干部队伍的担忧，担心搞急了会出现类似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严重问题。
第一，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当前一些学者仍然没有跳出城市化这个陷阱，还是在农民转移进城的问题上纠缠算账，把城市化率当成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指标。其实，在房地产开发已严重生产过剩的今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取代城市化率之类的指标，在重新振兴乡村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下功夫。
要解决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到底是靠农村劳动力进城，还是重新振兴乡村，实现本土性城镇化集聚转型？这里的本质是城乡关系问题。其实，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夺，是资本消灭农村。而我国的城乡关系，本质上应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一般是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工农关系。最初表现为农业支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后来表现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再继续发展则是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随着大批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又产生了农村内部的工农关系，而这种新的农村内部的工农关系，是集体经济体制内部工农一体的关系，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我调节的。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工农联盟和农村内部工农一体两层结构共存的关系，并由此走向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道路。这正是农村工业化即农村集体经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是乡镇（社队）企业发展引起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只有经历这个发展阶段，才能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面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城市化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这样简单，这主要包括三方面问题。一是被动城市化，即在原有城市扩张中被列入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农村，如何完成城市化改造。二是主动城镇化，即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如何带动本土城镇化集聚。三是农民的市民化转移，即农村地区分散进城的农民如何顺利地在城市落户，完成市民化转移。
此外，还有大批农村小城镇外围的保留村庄，如何完成现代化改造提升，即狭义的新农村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些不同的地区和类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因此，不能简单将农民进城这一指标来当成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指标。
第二，在集体经济体制矫枉过正的改革中形成的偏见。部分学者对集体经济体制简单化的全面否定，使人们形成了严重的认识误区和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过分夸大了家庭分散承包经营的作用，以至于使农村长期陷入了分散的小农经济陷阱；另一方面又全盘否定了在村级以上的乡镇一级统筹资源和统一经营的必要性。这不但使绝大部分农村陷入户自为战的泥潭，而且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也难以突破村自为战的格局。这种状况农村产业发展升级困难，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甚至关键环节易被社会资本或外资所控制。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出路有两条：要么最终突破底线，让资本下乡兼并土地，让资本改造农村；要么回到真正的集体经济体制上来，由双层经营体制向多级、多层的复合型体制发展。
从现实来看，现阶段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思路：一是根据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宪法精神，在原有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调整承包关系，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更好地发挥集体“统”的功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二是在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三位一体（生产、供销和信用）的合作制。其主要特点是用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避开（绕开）村社组织，另行构建农村的产业化组织体系。但这一设想的难度在于不好处理加快土地流转集中与农村社区组织的关系，也难以解决新型主体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矛盾。
第三，关于回避党的领导和排斥国家调控功能的政治偏见。也有一些人认为，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可以像个体和私营经济一样，离开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也不能接受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政手段的调控。这也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
讨论乡村振兴的问题时，是不能离开党的正确领导这一政治前提的。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灵魂和政治路线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党的领导作用，也要有城乡关系、工农联盟这样的战略高度，给发展集体经济留下空间。
因此，从发展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的角度看，在基本理论上，有两个大前提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必须要有国家的指导、调控，即国家的计划指导。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最终发展目标，一定要实现与国有经济的融合。若离开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下，任何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都逃不出恩格斯批判过的杜林“经济公社”的最终下场，即“将在金融寡头的控制下，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恩格斯的警告实际上在某些领域已经变成了现实。
关于乡村振兴，笔者认为要坚持二十字方针，即“党的领导、村级组织、乡镇联合、市县统筹、城乡融合”。
党的领导。这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口号，而是先决条件。农村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向共同富裕。这应该是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客观需要。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和发展集体经济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农村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而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应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改革和发展。所以，“党的领导”这句话在这里也可以用“党建引领”来代替，因为把党组织自身建设好了，才能真正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的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进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全面提高组织工作质量，承担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村级组织。行政村或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村为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性工作。这种“村社合一”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才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实现形式和组织载体，是不能被其他组织形式替代的。比如：村民委员会、专业合作社、公司企业等等，都不能代替村社这个集体所有制的组织载体。
要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构村社”。这包括：把土地承包权固化，进行股权化集体改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然后允许股权自由流转，资本下乡兼并等步骤，肢解社区集体，使农村社区演变为类似城镇社区一样的组织，彻底失去土地等集体资产所有者组织的经济功能，最终架空土地集体所有权，瓦解集体经济组织，取消集体统一经营功能。这是有问题的。
村级组织是重新建立或恢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基础。村级组织化可以兼容一些合作制（包括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但合作制的组织形式不应替代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至于集体采取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向多层复合型体制发展，则应视实际情况确定。
乡镇联合。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不可能在村自为战的基础上独立完成，必须在村以上、县以下的乡镇环节（含县城）建立产业经济发展升级和本土性经济、人口集聚的节点和平台，以便于在比村级更大的范围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置资源和发展产业经济，完成现代化转型。这一趋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跨越村级组织的经济共同体，即乡镇一级的产业经济联合组织，并以此种集体经济体制为依托实现本土性城镇化集聚。
此种联合体一定要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产业升级扩张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其成为村级集体延伸产业链条，在更大范围上配置集体资源的主要形态。
可以探索乡镇联合的多种形式：可以有多村组建乡镇联合社，联社办公司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多村直接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即联营公司模式。当然，具备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采取总社办公司的形式。
市县统筹。这里主要指县级和县以上城市政府对农村的统筹功能。主要包括：农村区域性的产业空间布局和村镇体系的规划调控、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完整性建设、产业化龙头企业环节的引导控制、农村集体经济与城镇集体和地方国有经济形态的融合等。
市县统筹。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考量：一是从有利于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的角度，大力培育区域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根据城乡产业发展的需要，构建链接城乡的产业化组织体系，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与城市国有经济的对接和融合。这些战略性的发展趋势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还要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调控来完成。市、县党委和政府绝不能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市县委书记绝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和社会资本。
市县统筹形式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两种。行政手段包括土地和建设规划部门规划调控，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导向，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等；而经济手段包括探索发挥地方国有经济组织（公司、基金平台等）的带动作用，推进市、县供销联社系统的大集体所有制公司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也可以探索由各乡镇出资组建的市、县级联营公司等等。
城乡融合。从根本上讲，“三农”问题或乡村振兴问题其实是一个城乡关系和工农联盟的问题，需回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城乡关系的总趋势，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长远趋势看，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方面，只有以城带乡、以工哺农，遏制农村生产要素的单向外流，才能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重新振兴农村产业经济。所以，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工农联盟新的经济基础。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注意探索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布局或生产力布局要下沉，特别是县及县以下的重点乡镇，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中城市。二是城市的人才、技术、财政、信贷、信息等资源的“下乡”，给农村输入新的“血液”。例如出台像贵州省毕节市的“四个留下”等相关措施（“四个留下”是贵州省毕节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对下派干部提出的工作目标，即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是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城市国有经济（含城镇大集体企业）的融合发展，研究总结村级、乡镇到市县的体制问题，构建新型和谐的城乡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从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把握乡村振兴，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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