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平在网站上发表了《实现共同富裕势必突破惯性思维》文章，该文在“三农”问题研究圈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在文章中提出三个观点，一、重新认识改革前的中西方差距；二、重新认识家庭承包制及农村集体化道路；三、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我很赞同何平的观点。
应该说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理想，儒家最高社会理想就是实现天下大同。老子的理想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主张废除
我认为，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所以会出现了曲折，是因为我们全
党上下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出现了偏差所致。《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农村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凡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不实事求是，没有密切人民群众，地方干部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而是揣摩迎合上级领导的心思工作，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则会葬送美好的事业和理想。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刮起了“五风”，掀起了“大跃进”，农村也搞毁林大炼钢铁，这是导致了后来的“三年低标准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全党调查研究，于1962年制定出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从此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大寨人在陈永贵郭凤莲领导下大干苦干，改天换地，是农村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但是，大寨经验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对于一个先进典型来说，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在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冒进了，脱离了大多数农村的实际，脱离了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意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学大寨运动的做法破坏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原则，这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在农村体制上，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大寨推行大队核算。六十条规定，社员劳动采取按劳取酬为主的分配方式，而大寨推行的是自报公议的劳动计分的制度，评分引入了思想表现内容，社员多劳动多挣点工分，成了工分挂帅，遭受到批评、批判。六十条规定，上马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必须得到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公社大队不能平调生产队劳动力；发展与积累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要量力而行。而在学大寨时期，这些原则都被破坏了。工程项目都是公社大队领导层所定，生产队和社员只有执行的份。而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出政绩，不顾生产队的实际，贪大求功，把生产队的家底都折腾光了。世人光知道红旗渠的伟大，却没有看到学大寨时期花架子政绩工程比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大的多了。比如，我所在的县建立了42座扬水站，只有2座发挥了作用，建了100多个蓄水池，无一起作用。到了1980年，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难以为继，这就有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举措。可上级领导只看到了这三分之一落后队，不顾起码另外有三分之一干的不错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要坚持集体经营的意愿，硬在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而有一百多个没有采取包产到户的漏网之鱼，坚持走集体经济，结果他们后来成了全国百强村。这说明我们农村改制中没有充分实事求是，没有充分广泛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更为可笑地是把小岗村抬高到全国改革先进典型，而现实是政府对小岗村大力输血，可小岗村就是稀泥摸不上墙，能把懒汉塑造成全国典型吗？这是实事求是吗？
如何看待人民公社，我同意何平的判断，人民公社办了近三十年，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成就，让不少流离失所的农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医疗保健网络，农民人均寿命增长了一倍，适龄儿童上了学，成人接受了扫盲教育，打下了集体经济的底子，培养了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何平在文章中引用了著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看问题，一定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经济、社会发达、人民普遍生活水平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达不到美国的高度，这是事实，但要知道这是历史环境条件所造成的，70多年前我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连一个洋钉都造不出来。我们要看到新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我们只用了70年的时间，就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切不可盲目崇洋媚外，丧失了自信心，甚至把社会主义原则，把公有制这个宝贝都要丢掉。
然而不可否认地是，人民公社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有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何平说，人民公社从性质上说官办集体经济，如今南街村等集体村是村民自治下的新兴民办集体经济。
人民公社是政社一体的体系，在其三级结构中，公社一级是政府机构，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与公社集体没有经济上的联系，生产队的收成好与坏，与他们的工资多少无关，他们不是公社的社员。公社干部首先要对上级政府负责，社员对他们的升迁影响很小。公社实行的计划管理，对生产队捆得过死，按规定，生产队丰收了，卖够了公粮，余粮生产队可以自主分配，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上面干部却千方百计地动员生产队多卖粮，粮食产的再多，都不能违反上级定好的每人360斤的分粮标准，内蒙古后来增到380斤标准。而新兴民办集体经济的领导人员都是本集体成员，虽然他们负有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政策的使命，要接受政府的工作安排，但在经济上只对本村成员负责，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管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法规，党组织和政府不能干涉过问其经济经营活动。有人认为如果人民公社坚持下来，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我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绝无可能成为如今的巨无霸，过去的体制和管理制度就不允许这样的村出现，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创造了生存发展条件。
从根上说起，百强村所以能够出人头地，主要在于其带头人有一心为村民服务的坚定的意愿，他们坚持因地制宜，工作中实事求是，唯实不唯上，有骨头，有主意。华西村书记吴仁宝是老先进了，但他不顾当时以粮为纲的政策限制，悄悄上马了小工业项目，为华西腾飞奠定了基础。周家庄带头人雷金河是老革命，老英雄，资历很老，上级组织给了他一点自主创新空间。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体制，而雷金河却坚持在周家庄实行生产队、公社二级体制，公社干部要由社员来担任。周家庄社员劳动实行的定额管理，干什么农活都有明确的工分标准。而大寨推行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周家庄这套做法在学大寨时期是受到批判的。全国都搞分田到户，在公社一级中只有雷金河顶住了。实践证明，雷金河、吴仁宝是言行一致地遵照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乡村振兴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出名堂的，没有集体经济，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就没有了依托，工作没有了抓手，就打不开局面。何平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我们在改革中盲目推崇西方资本发达国家的发展思维，惯用西方思维解释中国现象，套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否定改革，我们的许多改革还是做对了，但做错的也不少，有些决策和做法不仅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而且偏离了公有制的发展方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自己手中的法宝丢掉，偏离了公有制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应该看到，全国百强村都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贵州毕节市搞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打开了脱贫致富新局面。烟台市组织部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效斐然。当然乡村振兴，并非只要党组织牵头，新局面就会迎面而来。只有党支部和党员的积极性，没有组织发动起群众，一事无成，甚至适得其反。干部不是全心全意为当地人民服务，而是片面追求政绩工程，往往会干出了劳民伤财的蠢事来。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共产党人，只有与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开创出蓬勃兴旺的新局面。真正树立起群众是真正英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一个合格干部的起码素质。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对人民公社缺乏了解，我写的《麦颂》一书，以亲身经历，描绘了人民公社的全貌，以一种与多数作家的不同角度和方式，解读了人民公社的成败得失。欢迎阅读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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