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一书以食物领域内的选择为起点，回顾了世界食物体系的历史，讨论了推动食物体系形成的不同因素和主体。作者让我们意识到，对不同食物体系的选择，意味着选择了不同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食物问题不只是有关食物的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力问题，想要建立一个平等健康的食物体系，不只是关于有机农业，而是要反抗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不平等与剥削，要反抗这些不平等，我们需要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
拉吉·帕特尔(RajPatel)，粮食问题的国际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及联合国，但随后投身到反对这些前雇主的国际运动中，现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帕特尔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粮食战争：市场、权力与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经济学的缺陷(TheValueofNothing)》(被评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等，为《卫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供稿，并积极领导和投身于关于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中。
帕特尔认为“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这是一场复杂的战争，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力量和意志、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食品工业巨头、超市巨头，数量庞大但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民和消费者，以及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这些力量相互交织、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不同的力量的斗争形成了不同的食物体系。
无论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还是掌控着我们因美食习惯和选择的权力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是隐形的。不经过仔细的观察、认真地思考和不停地追问，我们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难以辨明他们的源起，不理解他们的作用方式。帕特尔在书中带领读者深入到食物背后，探究围绕食物体系不断斗争着的不同力量。
在第二章，作者主要调查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农民自杀问题和破坏全球农村社区的力量。第三章，作者对移民问题进行评价，并把移民问题放在现代城市变化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贸易协定中加以讨论。第四章帕特尔讨论的是二战后世界食物体系的演化过程。第五章对食物体系的几大赢家和农业综合企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第六章说明了上述企业是如何利用种族、科学和发展的观点进入了政府权力中心，进而进一步控制了生命最原始的来源：粮食种子。在此过程中，企业改写了国家历史，并暗示：人们必须接受巨头企业的控制，除此别无选择。第七章以大豆为例，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体现。第八章讨论了超市和最新、最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第九章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口味是如何形成的?帕特尔在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收回我们的主权，我们不应只做个消费者，我们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起新的食物体系，改写对粮食种植者和消费者进行双重剥削的权力关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地改变目前的食物体系，但如果连尝试都不做的话，我们必败无疑。
01
世界食物体系——
权力分配极为不均的沙漏状
书中帕特尔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全球人口过肥与饥饿并存。作者谴责从道德方面解释饥饿与肥胖的问题，即饥饿是因为懒惰，肥胖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坏习惯。帕特尔指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由个人选择造成的，而是因为当下工业食物体系的失败。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看似有选择食物的自由，实则只是隐形地被迫在一堆垃圾食品中进行选择。
谁拥有控制这个食物链的权力?是生产者吗?但大部分生产者没有决定自己要种什么的权力，也没有定价权，只能在既定价格下生产更多以求吃饱，更不说很多因负债累累而自杀;是消费者吗?消费者真的有选择权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产品，不过是表面罢了，比如苹果，在运输和利润的前提下，更多的品质被替代成既定的几种。这不禁让我回想到几年前去拜访一个育种公司，他们公司研发的青椒种子可以让青椒更容易储存，而且下面呈四角形，这仅仅是为了让超市更容易摆放这些青椒。
这样说来在食物链上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并不掌握什么主动权，而真正控制我们食物体系的是大型中间商，以及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护航的国际组织，比如WTO。
在现今的食物体系中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掌控粮食金融工具的金融大鳄、以四大粮商为首的粮食巨头、包括雀巢和麦当劳在内的食品巨头、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超市巨头、还有数量庞大但一盘散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一个整体呈沙漏状的食物体系。沙漏的上端和下端是数量庞大的生产者(农民或农场主)和消费者;沙漏中间细细的瓶颈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通道——是食物企业。他们决定向农民购买什么、经过怎样的加工程序之后，再向消费者出售什么。食物生产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为了盈利，他们同时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食物供应链瓶颈部分的他们，凭借最大化所处行业规模及自己公司规模，对处于供应链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双重控制。
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展开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博弈与斗争。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人战胜了无组织的多数，即金融寡头、粮食巨头等资本集团战胜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粮食战争的本质，其实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围绕粮食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处于这个食物体系中的消费者，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反而一直受到因利润驱使的食品企业对其饮食结构和饮食观念的引导和限制。我们需要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饮食和生产食物的方式，来替代我们当前的饮食方式。处于供应链两端弱势地位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应该联合起来。作者列举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以及农民之路运动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食物问题不只是有关食物的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力问题，想要建立一个平等健康的食物体系，不只是关于有机农业，而是要反抗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平等与剥削，要反抗这些不平等，我们需要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些激进主义，这些社会运动想让历史倒退，因为他们想把农民的不满情绪转变为守旧的沙文主义和仇外行为。
02
世界食物生产者分析——
农民的自杀与农村社区的破坏
城市人对田园生活往往有很多美好的想象：自给自足，民风淳朴，风景优美，悠闲恬静等等，然而现实往往与此不符。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中国等，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且农村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城市人口。
以中国为例，58%的自杀是由喝农药所致，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三倍。在英国和美国，农业是所有行业中自杀率最高的。在印度，绿色革命不仅没有为农民带来希望，反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毁灭与生存危机”，绝望的农民要么自杀，要么卖掉自己的器官，有的村庄甚至建立起“卖肾中心”。在美国和印度，凡是自杀的农民都是被债务逼迫所致。为什么会这样呢，农民的债务从何而来?
作者认为，农民借债往往都是为了往耕地和庄稼上投钱，而政府和大型种子公司也鼓励农民先贷款购置农资，之后再将粮食卖到市场，用粮食换票子。印度在自由市场改革之前，政府会提供最低的粮食支持价格，此外还有一套支持付款制度和农产品公共配给制度，起到兜底的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套政策在改革和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被废除。自由市场导致物价下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3-2003年，农村收入下降了20%，而同期城市收入提高了40%)，农民过去所依赖的政府支持全部撤走，农民就此一倒不起。
新自由主义推行至今，全球农村社区不断遭到破坏，农村的生命、传统、快乐和环境在逐渐毁灭。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作者以韩国农民运动组织者李耿海的自杀事件告诉我们，“世贸组织不给农民留活路”，而世贸组织背后的动向和趋势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全球化，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和粮食的商业化导致富国越富，贫国越贫；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粮食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比如过去11袋大米相当于一年的收入，现在只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靠农业养家糊口，这导致了美国农场的数量在下降，而农场规模却一直在扩大，农民负债累累，只得把土地作为抵押，当银行来没收土地时，有些农民选择自杀以表示对失去祖辈一直以来的财产的耻辱感。那么，农民为什么还不起债务？因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下降，可对市场的控制权不在农民手中，也不在消费者手中，而在沙漏的瓶颈部位，巨头企业控制着市场走向和整个粮食体系[1]。【编者注：关于更多农民自杀的分析，可参考食物主权网站文章】
03
世界食物体系的发展历史
世界食物体系发展史可以看做是将低价食物供给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历史沿革，这一过程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以英国殖民主义为中心的食物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至一战前后)和以美国食物援助和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食物体系(二战后至今)。透过本书不难看出，全球资本主义的食物体系，是一个核心国家控制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供养核心国家的体系。
英国食物体系的形成依赖于英国国内阶级关系变迁，持续数个世纪的圈地运动让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其中一部分，为人所知，被转移进入城市构成底层工人阶级;还有一部分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步伐，进入美洲，在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家庭农场，并凭借愈发便捷的国际贸易航运，向本国供给廉价的食物。充足和价格低廉的食物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所催生的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诉求，也是希望维持低水平劳动生产成本的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
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物体系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食物援助为手段控制他国的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二是以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债务控制他国的阶段(7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adjustment至今)。在第一个阶段中，美国将国内过剩的农产品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向那些工人运动激烈和存在社会主义倾向的毗邻友邦，进行大规模输送，控制他国的食物主权。随着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粮食运输成本陡增，使得原有的控制手段不再能够维持。
在这有一个小插曲，一些对粮食问题一知半解的“南方系”媒体(不知道媒体的这些观点是否又来自其他一些学者)认为，70年代苏联在国际市场上以原油交换粮食的方式大规模收购欧美社会粮食，是导致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但只要我们观察当时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物供给体系就不难发现，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粮食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是长期由美国所控制和使用的。二战后，美国粮食输送的重心，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曾被部署在欧洲。而当欧洲农业复苏之后，西欧社会中的农民率先对美国的低价食物援助提出抗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决心将其粮食输送的重心转向于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更少政治话语权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做到物尽其用，在缓解本国产能过剩的同时，美国将粮食援助政治化，通过公法480(PublicLaw480)，这使得它能够动用国内战略储备粮食向第三世界国家输送粮食，为冷战而服务。据本文所披露，在这一时期，美国向第三世界出口的粮食占到其粮食出口总量的70%以上。
应该看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食物体系中，粮食的统治权是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粮食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人权公共品提供给穷人，而是一种资本的增值手段和控制他国主权的政治手段。
04
印度的绿色革命
关于印度绿色革命，最常见的叙事是通过实施绿色革命，印度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这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印度的食物援助起到了极大的杠杆作用，其结果就是得到了印度卢比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印度对美国的粮食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在尼赫鲁总统去世以后，美国示意，如果夏斯特里总统放弃尼赫鲁总统的土地再分配政策，美国会重新对印度进行食物援助，同时提供新的农业技术。所谓的绿色革命，其实就是给穷人提供一整套种子，化肥和空间组织方案，让穷人有饭吃，让富人不失去土地，利用技术来解决政治矛盾。但是绿色革命的这些种子不仅破坏当地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时还让小农们负债累累。
作者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例子。作者指出，了解绿色革命到底是什么，要把它和相反情况做比较。作者提供的个案分析，是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没有被美国的技术操纵控制，选择了一种政治解决途径——始于1957年的土地改革条例和教育法案。后来喀拉拉邦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寿命竟高于美国部分地区的水平。当喀拉拉邦健康和福利指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时候，绿色革命20年以后，印度其他地方营养不良水平升高了。
作者还在书中特别提到了与两次绿色革命息息相关的专利问题，举了美国格雷丝公司和美国农业部试图取得印度楝树作为特效农药专利的例子。楝树作为农药，在印度已经是2000多年的常识，但是最终这项专利花了整整15年才被宣布无效。像孟山都等美国的私人巨头公司可以随意获得印度的基因资源和印度生态多样性资料。知识计划支持下的美国企业例如化学药品公司是印度绿色革命的最终受益者。
作者分析了农药公司针对反对声音采取的三种策略：一是生产看似针对穷人的农作物;二是增加科技含量，增强可信度;三是使用和形成文化战。接下来农药公司还进入学术界来寻求给他们发言的学术专家，同时打击发表不同声音的学术人士。
作者还举了非洲饥饿的例子。美国通过一些国际货币银行组织对非洲施压，迫使非洲引入基因改良农作物。作者描述了看上去代表美国非裔人的种族平等大会是如何通过操纵语言向非洲售卖基因改良作物。作者在书中发出质问：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传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被利用的策略证明了食物体系内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05
以大豆为例
书中帕特尔选取大豆作为具体例子，讲述了大豆这一作物从在美国兴起到在巴西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动荡、国内运动、环境破坏与保护等各个重要因素的交替和影响。简单来说，在美国，一战时为了维持国内大豆供给，采取支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之后由于经济大萧条和沙尘暴，使得大豆作为一种固氮固土的作物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并且因为大豆本身的高油脂高蛋白特性，它一方面适用于榨油、一方面可以喂养畜禽，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市场。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希望可以用大豆来控制国际含油作物市场，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由于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崛起而破灭了。
二战后，巴西遵循一种正统的经济发展路径，推行国家发展计划，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于是可以生产进口替代物的工业开始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作为产业集群的基地——城市也要建设起来，时任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德·奥利维拉选择印制更多钞票来获得资本，于是国内通胀危机席卷，小农破产，掌握资本的人收购土地，小农变为产业工人或雇佣农户，农民苦不堪言、怨愤政府不公。而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厄尔尼诺南摆，国际市场大豆粉的替代物鱼粉、花生饼产量均大幅下降，大豆的需求急剧上升，需要新的出口供给来源。巴西政府考虑国内城市工人的营养问题、农民起义、大豆市场的放开和国内适宜的大面积的未开垦土地资源条件，大力发展大豆产业，几代政府的扶持之下大豆生产量超过国内的需求总量。美国企业由于巴西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低下，也选择来巴西投资，形成了巴西在国际大豆市场上长期的第一占有率。
大豆的生产带来了很多的发展机遇，也同时带来了很多棘手的问题，除了单一作物区破坏生态以外，新自由主义发展下掌握资本的大企业操控着土地，无地的农民饱受着低酬甚至无酬劳动的痛苦，农业产业背景的人还可以获得政治权柄、出任农业部长，他们出于大企业家的利益考量，要求自由贸易化和削减关税。
当新自由主义推行时，其实是伴随着对掌握资本的人带领更多的人走向利他、平等社会的美好愿景，但事实正相反，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矛盾拉大。由理想主义精英从草根社区中摸索出来一种称为无地者运动(MST)的生态农业运动，通过回归自然的生产技术及有组织的政治教育，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并远离城市地开展一种理想的食物生产劳动，这样的计划有力地打破了大企业的供应垄断，并提供给市场一种生态化、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但是大企业依然把持着主要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资助大豆协会获得政客的游说帮助，来维持他们使用化学药品、转基因技术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在产业链底层的农场主们人多但资本积累薄弱，无法直接面对客户、面对市场，还是按照大企业的安排进行生产，我们在产业链的终端作为消费者，远离农田，只能或主动或被迫食用农业产业化的大豆。
不同形态的大豆或者由大豆喂养的畜禽、榨出的油脂，都可以卷入庞大的全球—地方政治经济网络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对这一过程知之甚少，被迫通过消费行为巩固了其背后的阶级压迫、环境破坏式生产模式。当然如今城市居民开始通过订单农业提供的产供销途径，选择生态化农产品进行消费，摆脱大企业在其中的遮蔽，直接与农田农户接触，便是一种很有未来潜力的尝试。
06
超市与有机农业
帕特尔在书中以超市为切入点讨论食物体系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影响。长久以来，政府就对“农民+超市”和“农民+企业”进行背书，但事实上，小生产者始终都不是大资本所愿意服务的对象，对健康食物的消费从来都存在阶级性的歧视。在资本主导的超市中，有机食物的发展是否有前途，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农民+超市”的模式催生一整套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的有机认证标准，这一模式，显然不是为广大的小生产所服务的。另一方面，有机食品之所以为政府和资本赋予期望，也在于这一模式，按他们的话说，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和当地经济的收入。但是谁又是这些“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消费者呢?显然不会是底层的工人阶级，常常只会是一小部分城市居民。
食物歧视在文章中有更鲜明的证据，譬如在美国的社区中，城市的超市比农村能够储备更多的食物产品，白人社区中的超市往往储备更多的健康有机产品，而黑人社区则要么没有要么显著地少于白人社区。这不能够说明资本对种族有什么偏好，它只说明资本偏好收入水平更高的人群，人流更密集和公共交通更便捷的地区。如果我们真正决意走一条全面的有机农业道路，把健康食物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基本人权去践行，那么关键就恰恰在于给消费不健康食物的人和给边缘化的小生产者民主管理和决定食物体系的权力。这就是有机农业的组织基础。
07
结论
当今的世界食物体系是脆弱的，资本主义以世界为范围，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导致农夫和农业工人都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亲资本的官员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作者认为，农业综合企业导致市场中充斥了廉价且高卡路里的食物，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也是对当地经济的放血，不仅使我们离应该吃的食物越来越远，也使我们远离了品尝食物的乐趣，而很多消费者们对这些毫不知情。作者强调，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指明不管现在的食物秩序在什么时候、在哪儿对我们造成了伤害，人们已经组织起来反击了。
作者从正义、公平和机会均等的角度，从环境、持续发展、享受生活等语境中，提出当前的食物体系是完全失败的。这个食物体系使肥沃的土地出现问题，更限制了我们的感知和怜悯。
作者指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它是由世界上少数最有权力的人控制的，所以世界粮食系统天生就是虚弱的。
比如英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人们在商店里恐慌性地购物的行为让大家记忆犹新。在2000年出现的以运输业为首的抗议浪潮中，货运和物流完全停摆，导致英国甚至短暂地出现了食物短缺，原因是数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食物供应已经形成了依赖别处供应的传统。作者毫不奇怪地表示，英国人的胃已经被燃料供应所劫持，英国公路上四分之一的车是在运输食物，每年每个英国家庭会驱车136英里来购买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支撑，传统的食物供应体系就会渐渐停摆。
再比如巴西的变革积极分子传达给作者的一则消息，由于当今食物体系中，每生产一千克谷物需要一吨水，而一公斤牛肉需要七公斤谷物。所以这种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在全世界的推广，将会导致水资源的耗尽，甚至引起战争。而化石能源、土壤肥力和水资源的逐渐耗尽，也将成为当今食物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有美国养殖业造成井水中的亚硝酸盐超标，大规模养殖动物带来的排泄物对土地、水和空气的破坏，尤其是空气，家畜饲养产生了地球18%与二氧化碳相关的气体，对气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小汽车，更包括疯牛病、禽流感等等一系列恶果，都说明工业化农业的前景并不美妙。
以上种种都告诉读者，食物体系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想办法索回食物体系从我们这里带走的东西，比如尊严。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食物主权。并为大家提供了可行的行动方法。
第一，改变我们的口味。
第二，吃本地产的季节性食物。
第三，吃生态农业产品。
第四，支持本地人拥有的产业。
第五，所有的工人都有尊严权。
第六，农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第七，所有人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
第八，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食物体系结构。
第九，打破食物体系的瓶颈。
第十，承认过去和现在的不公正，并提出补偿。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发出号召，就像MST的宣言那样：“对付野蛮用教育，对付个人主义用团结。”我们是该组织起来，施行教育，改变口味，收回我们的食物主权和打造一个新体系了!
参考资料：
严海蓉访谈范达娜•席瓦：新自由主义、农民自杀和农业系统性危机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574
转基因棉花酿印度农民自杀潮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609
为什么当前美国农民自杀率空前高企?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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