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围绕在农村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自上而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在思想的激荡和理论的激辩中，渐渐形成了共识。于是，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20年底，已经有3045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烟台的农村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搞不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理论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理论来自群众和实践，最终还得回到群众和实践中检验。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社，再到包产到户，中国的农村经历和收获的，都汇成了“中国道路”不同寻常的历史跨越。今天进入了新的时代，在标注上一段征程的辉煌后，下一个征程该如何出发?
《思·享2021》节目组在探访烟台的过程中，带着诸多疑问采访了时任烟台市委组织部部长于涛(现任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她以烟台的探索和实践告诉我们，如何认识“组织起来”，如何认识“党建也是生产力”，如何认识乡村振兴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关系。由于节目篇幅所限，栏目编导对于涛的专访未完整播出，现整理成文字，以期与读者共同探讨。
关于起步
问
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为什么烟台
市委组织部要去抓农村集体经济？
于涛：我觉得，首先乡村振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大战略，是全党的大事。组织部又是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在这个大战略之下是一定要服务大局、有所作为的。
第二，可能很多人心里有疑惑，集体经济还要不要搞?我们在抓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就感觉到，集体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就会空壳，这将是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在我看来，集体经济不是要不要抓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的问题。
第三，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看到农村还有些地方过得很苦，有些农民过得很苦，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只要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利的事，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只要不是越权的事，我们就要主动作为，替党替群众多干一些事，这也是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
第四，作为组织部门，有抓基层党建、农村党建的职责，你要履行这些职责，总要有一个抓手。“三会一课”、政治学习等党务工作，是党建的载体，必须认真完成。同时，还要避免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党建一定要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抓集体经济，就是抓农村党建的一个平台和载体。所以这是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我们分内的责任。
问
抓农村集体经济，为什么非要
采取“党支部领办”的模式？
于涛：2015年1月我到莱芜任职之后，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到村里去转，看见谁家里开着门就进去坐一坐，听听他讲村里的情况。从莱芜到烟台，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前前后后走了三四百个村。通过进家入户地走访，我对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认识。农民也给我很多启发，他们也讲认为该怎么做。所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事其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农民有需求、有愿望。关于农村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归纳总结了这么五点：
第一，集体穷。许多村庄的集体经济是比较薄弱的。
第二，支部弱。农业生产的生产、经营、分配权都在一家一户手里，如果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实力，支部在农村就发挥不了作用，执政基础很不牢固。
第三，群众散。各顾各家，个人自扫门前雪。集体若是有事，一般是没人关心，也不太愿意参与，觉得集体和自己是无关的。
第四，产业衰。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是很难形成规模经济的，尤其像烟台，苹果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产业，我们这一茬苹果都是改革开放之初种的，盛果期就是30多年，这些年苹果的品质和产量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靠一家一户来更新改良品种，不太现实，因为家里留的都是老人，他们没有精力、财力来更新品种。而且苹果从种下去到产果，大概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如果靠农民自己更新，这三四年没有收入，不能糊口，只好另谋出路。如果这个时候再不重新组织起来走集约化的道路，可能这个产业真的就一蹶不振了。
第五，合作社也有些乱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想：怎么办?结论是，党组织要站出来，靠党组织的引领来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构集体和群众之间的利益连接纽带，这可能就是我们破解农村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问
有人会问，党支部来领办集体经济，
是不是符合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
于涛：一开始有些干部确实有这样的顾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会不会是走回头路?我想这个问题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当中来考虑。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农村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上世纪50年代，走合作化道路，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散乱的状况，这个不能否定。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瞬间激发了农民的活力，这也是立足于为改变人民公社到后期的一些弊端，实行的一种改革，在当时也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不能否定。
回头看这两个历史阶段，集体化道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分田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时间节点上，是不是应该综合前面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走一条新的道路，让这条路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本世纪初，习近平同志提出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道路，我们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是今天应运而生的一个新事物。因为它首先能够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新抱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合作社又是股权清晰的，实行按劳分配、按股分配，是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所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不是回头路，更应该是这七十年历史的一个螺旋式上升。
问
一开始基层干部和群众能理解吗？
毕竟过了这么久，“分”的概念已经
深入人心。
于涛：2017年3月，《塘约道路》一书风靡全国，我听说之后赶紧买了一本看。书一拿到手，我就连夜读完了，读完之后非常震撼。因为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跟我一直以来的设想高度吻合。
4月，我们就下发了通知，要求在“两学一做”当中，各级都要学这本书，就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切入点。
5月，我们请王宏甲老师到烟台，一方面是做调研，请他看看我们已有集体经济基础的一些村，另一方面是请他到烟台市委党校，给全市干部做了一次讲座。讲座之后，我们召集县级的组织部长、部分乡镇的党委书记和村书记，一块开了一个座谈会。
在会上，大家还是产生了很强烈的思想碰撞。我没有想到大家对这个事还是有各种顾虑：有的人认为集体经济是过去的一些提法，现在再提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有的人觉得当时分田到户的时候，集体基本没有预留任何资源和空间，现在再提发展集体经济，无从下手;还有人认为塘约之所以变化大，是因为有一个左文学(塘约村党支部书记)，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人物，所以干不出这样的事。多数人觉得，“明星村”在各地都有，莱芜有，烟台也有，但这些“明星村”的成功，往往是因为它们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推广不开。
有顾虑，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迁就于这些顾虑，裹足不前，而是要有所突破。
问
最后是怎样形成共识的？
于涛：一开始确实对这个事的认识不那么一致。有些干部都能直言不讳地给我指出来说“部长，我觉得这个事不该我们干”。我不怕别人给我提反对意见，愿意提意见，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干部还是敢说真话的，我知道了他们心里有什么不同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有交流，有碰撞。所以在他们提出来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我说我理解。
第二，在肯定他们敢说真话之后，我就要给他们不断地去讲理论。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工作一定要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掌握理论的过程，就是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过程。
我认真读习总书记的书，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也读各种观点的学者的书，然后形成自己的思路，最后讲给干部听。这些干部其实是有境界、有觉悟的，一旦把理论给他讲清楚之后，他自己就能焕发巨大的创造力，然后用自己的话再去讲给更基层的群众听。所以用理论去掌握干部和群众，这个是很关键的。
事实上，我们的干部在统一了思想之后，都能迅速地把我们大脑中的一些理念和思路，变成具体可操作的一些路径和办法，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比如东院头村，为了给群众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什么好，它不是走回头路，它应该怎么办等，村干部给群众召开了12次会议，还把外面高校的专家请到村里给大家上课。
诸如此类的事非常多，思想不破冰，行动就不能突围。这就好像蒸馒头，发酵不到必要的时候，馒头蒸出来就是个死面馒头。统一思想就是馒头发酵的过程。所以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在统一思想，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必要的。
作为上一级，第一我有责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第二有责任自己冲在前面，冲锋陷阵，带着大家一块干。有这两条，推进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难。
问
我们在采访时也感到，烟台的干部
确实工作热情很高，对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如数家珍。
于涛：过去我们也没有觉得周围会有这么多有境界、有觉悟、有担当的好干部，但是在干事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有一个吸铁石，大家都从地下被吸出来了，就这样在我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干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周围是有大量好干部的，大家是有潜质的，只是需要我们各级党组织去吸引他，去造就他，锻炼他、提升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组织的责任。
推广发展
问
许多人认为集体经济“明星村”的成功，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它们具有
独特的条件。那么烟台是如何让这种“特殊”变成了“普遍”呢？
于涛：从几个“明星村”到普遍推广，是量变到质变，确实不容易。如果仅靠下达一纸文件，就想往前推进，肯定是行不通的，需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首先，统一思想。思想不通，什么事也干不成。2017年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全市上下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认识是不一致的。没有人知道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该怎么干，顾虑重重甚至质疑重重。
我们以《塘约道路》这本书为切入点，给大家讲“穷则思变”“抱团发展”的思想，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本，点燃了大家头脑中的火种。为了统一思想，是逢会必讲：党课宣讲、工作会宣讲，挨个跟县(区、市)、乡、村各级书记讲。我们经常在吃工作餐的时候坐一块，我就说，你们一边吃着一边听，我光负责说，有时一中午在饭桌上不停给他们讲这个事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突破，慢慢地，就有一些干部开始接受这个事了，他们又再继续到村里去讲，层层发动。
到2018年，很多村在没有明显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仅靠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已经实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时候，为了解决一些基层干部思想中的质疑，我们趁热打铁，召开了一次全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场观摩会。那一处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发展场景，干部群众焕然一新的面貌，打消了大家所有的顾虑。包括现在经常有领导和学者到烟台来调研，我们很自信的一点是，哪怕带着最深的质疑、审视、挑剔来，无一例外地也都会带着激动、兴奋的感受走。
2019年初，为了进一步凝聚乡镇党委书记的共识，我们又举办了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专题培训班，围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怎么办的问题，我作了专题辅导，参训干部非常踊跃，我们直面问题、共同探讨，答疑解惑，大家也产生了许多共鸣。
第二，以点带面。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面推开，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先找工作基础好的村、认识比较清晰的村党支部书记，帮助他们做出典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
从2017年，先是选择11个村“试点先行”;到2018年，许多村庄开始做了，但是质量良莠不齐，有些做法也不规范，所以我们挑选了100个村做示范，叫“百村示范”;到了2019年，提出“千村覆盖”，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2019年底覆盖了1470个村;2020年初，我们提出“全域推进”，目前(2020年8月)覆盖了2779个村。就这样由点及面，层层切入，确保稳扎稳打，不出问题。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合作社能长治久安，归根结底靠制度。我们设置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规范和标准，坚决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2019年底出台了《关于促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比方说集体占股不少于10%，单个个人占股不超过20%，以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建立了“六统一”机制(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立规矩、严标准，从一开始就规范起来。同时，要求合作社对外签订经济合同、支出1万元以上大额资金，需经乡镇街道审核同意。这些做法有效地防控了风险，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平稳运行。
总之，我们的路径就是逐步推进，而不是一阵风、一刀切。坚持一年接着一年干，渐渐水到渠成，就形成了强大的氛围，到最后都不用我们再推着干了，有一些没干的村，看到那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民自己都会找党支部问，我们村什么时候也这么干?还有的村，一开始不是所有村民都愿意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但是看到加入合作社的人收益都非常好，他们就坐不住了，也申请加入到合作社当中来。这就是典型引路，群众用实实在在的收益教育着其他群众，到最后就是星火燎原。
问
我发现烟台农村涌现出了许多好干部。有的村支书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到家乡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的村两委干部为村集体产业干活不领一分钱；还有许多村支书自掏腰包垫钱办合作社；甚至有的把自家果树砍了，带头把土地贡献出来搞集体经济等等，为什么烟台能出现这么多无私奉献的“好人”？反过来问，这么干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
于涛：如果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这些现象好像不合常理，他们应该要另有所图，这也是很多人会给我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深入中国农村去了解我们的农村农民的话，可能就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了。
首先，人在满足了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之后，有一种被尊重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村里都是父老乡亲，这些人是打心里愿意为家乡奉献、付出，得到家乡人的尊重的，他们不单纯是自私自利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农民。
其次，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给村支书做了规定，如果干得好，是有奖励的。
再次，如果村干部在合作社也占一定的股份，那么合作社发展越好，他和其他村民一样，也有越来越好的收益，并不是说他所有的付出都只是牺牲，连生存都不能保障。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东院头村合作社，去年(2019年)分红，现金入股1万元本金，年终分红5000元。土地入股，每亩分红是4000元，相当于两年就能回本，从第三年起净赚。相比较而言，如果是其他形式的合作社，群众单纯获得土地流转收入，每亩的收益顶多是500多元流转费用，经营的收益大部分被拿走。所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收益前景也是很可观的，它能给支部书记充分的保障和激励。
问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好班子，特别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头雁，组织部怎么保证挑人不出错？
于涛：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初，经常有同志提出，我们没有左文学(贵州塘约村党总支书记)这样的人，所以就出不来塘约这样的村。我说我们要打破“左文学神话”。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像雷锋，他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当年很多普通农民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能成长为军长、师长，靠的是什么?靠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培养、选拔、锻炼，给他舞台去展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刚开始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时，正好赶上山东全省农村“两委”换届(2017年)，烟台又是全省换届的试点市，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既然是全省换届的试点，我们就可以有所创新。我说选出来的人必须得是有公心、有担当、愿付出的人，因为群众把钱都交到集体手里边，我们得替群众把好这个关。
于是我们提出：第一步，自荐参选，你先要报名，我们对这些人就大体有个数。
第二步，县乡村三级对自荐参选的人进行三级联审，相关部门要对这个人平时的表现情况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画像，如有没有涉黑涉恶，有没有刑事处罚等。设置了“两委”成员候选人正面清单和“十五个不得”“十五个不宜”的负面清单，取消了770名有黑恶霸痞等不良记录的自荐人资格。
第三，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提了个口号“好人加能人，才是当家人”。有的参选人没有什么案底，但是平时表现不好，在投票的时候就得靠群众把他们筛掉。通过这次选举，储备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党支部书记，为后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次换届，确实重塑了烟台基层的党组织。在换届之前，我走了很多村，每到一个村就问老百姓：这个村怎么样?在有的村，老百姓说很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村里边的书记是个“混社会”的人，所以老百姓都不敢闹事。后来我在大会上讲，如果我们党组织要靠这样的人来维持基层的稳定，那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共产党要依靠的是群众，不能依靠这些有黑恶背景的、“混社会”的人来把控我们的基层。这一点我们看的还是很重的。
选出了这么一批好的带头人之后，就要加强教育培训。我们把他们送到浙江大学去培训，让他们开了眼界，激发了干事的热情，触动很大。很多村书记当时记笔记就说知道该怎么干了，看到了先进的榜样，觉得我也能干成。
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乡村振兴学院，专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干部，甚至我们自己的干部干得好的，就要让他到讲台上去也讲给别人听，在讲给别人听的过程当中也提升自己。
事实上，好书记不是选不出，只要我们肯下深水找。中国那么大，优秀的人才很多，能挖掘的人很多，我们党组织再跟上去教育、引导、培训，是能造就大量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的。
问
从给自己干到给集体干，
群众的积极性会不会不如以前？
于涛：其实农村走到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已经出去打工了，“一家两制”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统计数据上看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在家里种地，保着本，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工资回补农村。
但是，如果单纯看农村，因为空心化，土地撂荒的情况其实是比较严重的。而加入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可以用上先进的智能化的机器设备，节省了人工。如果老人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再以劳动力入股，也可以按劳分配领工资，群众是有积极性的。
我们莱州有一个生产金银花的合作社，到了收金银花的时候，群众中有90多岁的老人，都很愿意搬着小凳来参与集体劳动。他看中的不仅是我能在这里挣钱，也很希望通过参与集体劳动、过集体生活，获得归属感，这是老人很看重的。
我在基层工作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单打独斗的群众，精气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单打独斗的群众，哪怕是他自己有能力，他出去挣了钱，但往往也会感到没有归属感，没有灵魂。但是在集体当中的群众，就像一个大家庭，在一块欢声笑语，热火朝天，那种氛围是群众非常盼望的，这也有利于农村的治理和稳定。
共同富裕
问
听说您到衣家村调研的次数达到二十多次，能否说说衣家村如此吸引您是什么原因？
于涛：衣家村是一个只有130多人的小山村，虽然小，但它有大学问。
第一，它是一个既无区位优势，又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这么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山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办起合作社，靠着一群老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修起了公路，建起了大棚、养殖场，改变了村庄的旧面貌。这个力量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群众复兴了一个村庄，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特别打动人。
第二，衣元良发明了工票，工票真正体现了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过去我们一提起劳动，总是把它归到成本里。而在衣家村，劳动变成了股份，工票可以转化成股份，还可以换服务，它成了一种生产要素。“工票”的本质就是劳动入股，这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创新，体现了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不是被异化成了机器。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生动应用，我们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问
“工票”代表了一种希望，
这希望的背后是共产党的信誉在支撑。
于涛：对，党组织有政治优势，政治优势是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有些人觉得党建是虚的，事实上它不是，党的政治优势真的就能转化成经济优势。就像“工票”制度，群众相信党组织，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也都愿意投入劳动，其实就是信任转化成了物质的力量。
问
所以说“党建就是生产力”，
能否再充分解释一下这二者的关系？
于涛：党建是一个把方向、聚人心、筑灵魂的工作。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看，抓好党建是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是第一推动力。
我们党有9000多万名党员，全国大约16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是党员。如果每一名党员都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那么14亿人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什么大事都干得成。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那么结果必然是：
一是陷入“塔西佗陷阱”。就是不管你是干好事还是坏事，说真话还是假话，群众都不相信你。党委、政府说话没人信，别人一忽悠都相信，那一定会影响经济发展。
二是群众缺少组织，缺少公正，缺少依靠，只好被迫自保，结果是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只靠我们这些干部唱“独角戏”，不去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不激发群众的力量，发展也很难搞好。
三是干部作风慵懒散，改革发展稳定没有保障。
四是维稳压力增大，党委政府占用很多原来可以用于发展的精力来进行维稳。这就好像治病，维稳是治已病，而一个高明的中医，他的本事是治未病。如果各级党组织坚强有力，很多问题本来是可以不出现的，治未病才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在正常年景，可能靠着惯性社会也会往前走，不会出大问题。但是这个惯性是不保险的，一旦出现紧急或者是极端的情况，没有党组织的号召力，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增强党组织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共同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发展的正途。
我们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农业合作化本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实施乡村治理，维护农民利益，那么，由谁来组织农民?党组织必须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能充分动员群众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为最广大农民利益服务，才能赋予农民和农村强有力的组织、规范的制度，确保合作社发展行稳致远。我们在烟台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两张皮”。
问
很多社会资本也希望参与乡村振兴，
那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怎么
处理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呢？
于涛：首先，资本来参与乡村振兴，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欢迎一切力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要注意的是，农业合作化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如果合作社办成强强联合的精英社，也许能实现产业振兴，但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也难以起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作用。
相反，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就能有效整合农村零散的各种生产要素，社会资本也能获得更大投资空间，双方都是受益的。
第二，在引入社会资本过程中，要有必要的规范，防止到农村跑马圈地，所以我们提出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强调要在坚守共同富裕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双赢、多赢，提出单个社员出资比例不得超过20%，防止一股独大。
另外，党委政府对合作社经常给予的扶持资金、奖励资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承接上级的补助资金，就会把它变成集体的股份，实质就是所有群众的股份，这样上级的帮扶就可以惠及所有人，更体现公平。
问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经讨论了
很多年，为什么能在烟台取得突破？
是因为烟台有什么特殊性么？
于涛：很多人可能认为，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都有特殊性，包括认为塘约村也有它的特殊性。而烟台实现了全市范围全面推进，你说它还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不这么认为。
烟台有像衣家村那样的山区村，也有沿海的村;有丘陵地带的村，也有平原地带的村;有种经济作物的村，也有种粮食为主的村。这些村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下，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不是因为烟台有什么特殊的优势。烟台能做成，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成。
你非要说为什么先在烟台做成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还是愿意多出一些力，愿意多担一些责任，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就这么衰败下去，不能眼看着我们那么可爱的农民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我们希望能更多的担当，更多的作为，这是烟台的干部比较一致的地方。
问
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同乡村振兴衔接
起来，在烟台还会继续怎样的探索？
于涛：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设想。比方说搞“三位一体”的新型农业合作体系(注：2006年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业合作体系的农村改革新思路)，全链条实现集体化，已经做了一些谋划。另外，烟台一些乡镇已经开始探索在乡镇区域内建立联合社等。
乡村振兴确实是一盘大棋，需要各个部门、各个系统一起发力，联合推进。一开始可能我们组织部门就是一个“点灯的人”，越往后越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系统一块努力才能实现。我觉得这个氛围已经慢慢地形成了，各级党委政府都很关注乡村振兴，一定是能够有所突破的。
问
习总书记2020年以来多次指示要走好
农业合作化道路。习总书记关于乡村
振兴的思想，您认为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
于涛：习总书记讲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道路。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美国、欧洲、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很好，也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它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它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
总书记其实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那么中国的乡村振兴也肯定是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不是像西方那种乡村振兴。因为西方的乡村振兴是少数人富裕，这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不是得有这么三个基本的标准和要求：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基础。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乡村振兴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实现，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成果也一定要体现在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而不是削弱这个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各类的合作社当中，恐怕只有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才能既实现经济发展，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所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要求的。
过去，在一些村庄，党支部处于边缘化、配角的地位，这是农村许多问题的根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扭转了这个关系，让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合作社姓党。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并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二是坚持理事长在党。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坚持决策权归党。明确合作社中集体占股为“金股”，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和否决权，利润分红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
第二，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底线。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一旦动摇和颠覆了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一制度，农村改革必将失魂落魄，必将犯下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那些为了耕者有其田而牺牲了的烈士能答应吗?所以，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第三，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道路的一个本质特征。因为共同富裕是共产党的价值追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个追求。我们之前是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途径。先富怎么带动后富呢?只靠转移支付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只有党组织站出来，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自己去实现富裕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方向。
编者的话
为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半月谈》杂志于2020年，对全国31个省份175个县区、1684名基层一线干部展开一对一访谈。调研中，许多扶贫干部认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增强农业实力、美丽农村环境、富裕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破题点和必经之路，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发展集体经济的引导，为贫困村庄衔接乡村振兴打下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8月，烟台市在施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2779个村中，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关于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壮大集体经济，烟台这一积极探索以及积攒的宝贵经验，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
今天，中国大地铺展着农村发展与变革的生动画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从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这几乎凝聚了我们对于时代、对于国内外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深刻认识，也包含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理想的孜孜以求。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寻找必须遵循的规律，在充满变数的历史发展中寻求不变的真理。
我们的奋斗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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