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当代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两个层面的战略视角
张文茂(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中如何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是我国由农业国、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最后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这既是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所以，解决我国当代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两个层面的战略视角。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农民如何从传统的、分散的小农转变为现代农业有组织的生产经营主体，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需要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战略视角。
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必然要产生第二个问题，即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农村必然要产生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富余劳动力会成为城市的产业后备军，不断转化为城市资本的雇佣劳动者，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而被城市化。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和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和人口是否可以走同样的道路呢?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正在被现在的三农问题证实着。
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层面的农民问题，即解决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和人口通过非农产业转移融入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毛泽东解决我国当年农民问题的战略，是由农业的合作化提升到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化，使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既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又能承担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的工业化产业转移及城镇化集聚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的功能。这就把最终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战略视角和战略目标统一起来了。
这样，从全部农民的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一批：1.靠囯家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吸收一批，实现向城市的市民化转移。2.靠农村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本土性城镇化建设集中、集聚一批。3.靠现代农业和新农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这其中的后两个一批都是依托公社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来买现的。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大前提是国家对城乡产业布局的宏观统筹和政策调控。
我们改革中的失误，或者说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把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农业的问题，夸大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作用，却完全忽略了第二个层面即农民的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问题，使本来应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家庭经营政策上升为一种长期的、普遍的政策安排。
由此导致的第二个误区是简单化地否定和解散了人民公社，而不是按照发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革。其实，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与农业上一定阶段、一定范围的家庭承制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用农业上的承包制来否定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不但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成为当代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
出路呢?还是要靠村级组织起来，进而实行乡镇统筹，规划城乡产业布局，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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