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因为一位耄耋之年的钢琴家与小他37岁的太太生了一个女儿的消息，令余涅想起了一位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就是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中的冯乐山。
在《家》中，冯乐山被处理成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总是被人谈论，但很少正面出现。
在高老太爷等人的描述中，这位冯老太爷似乎是一位酷爱传统文化的绅士，他担任着省城的“孔教会”会长，满口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从早到晚，整年都是天上文曲星降凡的样儿，仿佛刚出了佛堂就进了孔庙⋯⋯”
但在骨子里，冯乐山却是一个热衷于玩弄女性的淫棍，他不仅好色，还以折磨女性为乐，用饱受冯乐山残虐蹂躏的婉儿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不是人！”
既要玩弄女性，又要维持道貌岸然的形象，冯乐山发明了一个“完美的”的办法：收“女弟子”。
他说：“遇见一个有慧根的孩子，我不忍看她堕入污泥。佛说‘慈悲’，孟子日‘不忍’，都是一片爱惜好生的心肠，世上断没有眼看着人要落水而不肯援之以手的道理。”
冯乐山看上高家的丫环鸣凤，于是找到高老太爷，要收她为女弟子，高老太爷满口答应，鸣凤深知等待她的是什么，可怜她无力反抗，只好选择投河自尽。
在《家》的第三十章，高老太爷66岁寿宴上，借助受到新文化影响，有平等意识并且爱上了鸣凤的三少爷觉慧的眼睛，读者得以一窥冯乐山的形象：
“……祖父正侧着头含笑跟旁边一位灰白胡须的客人谈话。觉慧看见那个满是雀斑、皱纹的脸和那根香肠似的红鼻子，……咬紧牙齿憎恨地说了一句：‘他居然也来了!’”
看到巴金对冯乐山这段颇具特征性的外貌描绘，余涅不禁心里也同觉慧一样产生了愤慨，也不难想象当鸣凤意识到自己即将落入他的魔掌时，心里会何等恐惧?
当年（七十年代）读《家》时，余涅心中充满了对冯乐山的痛恨和对觉慧、鸣凤的同情，同时也“历史终结论”一般地认定这样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现在回过头看一看，虽然距离“激流三部曲”反映的时代差不多快过去100年了，但余涅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冯乐山和鸣凤的故事依然在不断重演，只不过形式有变罢了。
新时代的冯乐山，不再像二十世纪初年的冯乐山那样，主要依靠权势的力量(权势仍然是重要的，金钱也是重要的，但隐藏到了幕后)霸占鸣凤，而是更多地戴上一副温文尔雅的面具，以所谓“爱情”的名义，掩藏自己的淫欲。
最重要的是，鸣凤也变了。小说《家》中的鸣凤，还把爱情和尊严看得无比重要，但在今天的某些“鸣凤”看来，这些都是虚的东西，青春无非是一种资源，要在最值钱的时候卖一个好价钱。
正如天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的那样：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类似耄耋老人迎娶年轻女郎并生下孩子这种事，中国老百姓常用一种话糙理不糙的方式，将这种现象指为“老不正经”。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现象违反了自然规律，导致了伦理秩序的混乱(比如他的新夫人年龄可能小于他的儿子，甚至孙子，他的新女儿年龄可能也小于他的孙女)，构成了事实上的乱伦。
所以，这不是风流，而是腐朽，和孔教会长冯乐山的无耻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更何况，风烛残年之人跨越两三代垄断过多资源(余涅在这里没有任何贬低女性的意思，因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条件下，女性的被物化和自我物化都是一个残酷现实)，偎红倚翠，狂吃嫩草，阿Q、小D、王胡们却娶不上吴妈，他们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变态，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关于这位耄耋老人的报道，还提到他为了让女儿成为美国公民，冒着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远渡重洋赴美生产。
余涅不由得叹道，这真是晚清民国时“高等华人”在21世纪的活化石：既是冯乐山那样的封建余孽，又是孔宋家族那样买办精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出现这样的“活化石”，本不足奇，但让余涅感到不满的是，主流舆论对此采取了“顾而乐之，与有荣焉”的态度，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不是风流，而是腐朽，完全放弃了激浊扬清的社会批判功能，放弃了在价值观方面的引领功能。
有人用“不违法”来辩解，余涅认为，这完全是胡扯。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伦理和文化问题。
余涅认为，任何社会进步，最终都要体现为文化、价值观上的进步，想想看，如果冯乐山一直是社会楷模，那么中国社会还能好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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