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一书是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崖边》公众号联合发起的“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作品的精选，所收录的文章来自民间各行各业的写作者，有媒体人、高校教师、大学生、工人、农民等，从各个视角反映了中国当代乡村的面貌，揭示了故乡之美和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由黄灯老师、张慧瑜老师为本书所做的两篇序言。从2015开始，“返乡书写”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借助非虚构的写作形式，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一写作热潮中，高校人文学者所写的作品影响力最大，但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给这一写作带来了局限，他们不自觉的和“故乡”拉开了距离，“故乡”成了被他们凝视和改造的他者。但本书收录的作品来看，作者们都来自不同的地域，也有着不同的身份，这就打破了之前单一化的“返乡书写”视角，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乡村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同时也加入了小人物生活命运的书写，把他们对故乡的感觉和记忆以一种毛茸茸的真实感呈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返乡书写”。
本文选自《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转载自公众号“爱故乡行动”，特此感谢
2017年4月，在“爱故乡”志愿者的推动下，“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一个工坊里成立。按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的说法，“爱故乡”活动推进五年后，要进一步拓展，急需文学、文化、教育、艺术、建筑、医学等专业小组的科学介入。我们所成立的“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是“爱故乡”众多专业小组中的一个，主要通过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记录乡土变迁，助力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共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凝聚和抚慰民心。
“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成立后，在爱故乡平台的支持下，志愿者成员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2017年8月，在湖南汨罗八景举办了“乡土书写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基层写作者、政府官员，以文学的名义，在山沟里待了几天，高密度地讨论了很多问题，韩少功、祝东力、昌切、李明华老师从不同层面做了主题演讲，工作坊坚定了推进基层写作的信心。同年，在马永红、王昱娟的推动下，陕西洛南、禹平、蓝田、旬阳等地的爱故乡文学小组获得了空前发展，充分凸显了乡村书写的活力，涌现了一批热情而富于创造力的基层写作者，让人备受鼓舞。经过两年的实践，为了调动大家的写作热情，2019年1月，“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联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崖边Mook公众号联合举办了首届“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活动获得了各地写作者的鼎力支持，评委会共收到293篇作品，总字数超过100万字，经过严格公正的评选，最终评出35位获奖者，包括大学生、博士、高校老师、媒体人、基层工作者、普通劳动者。此次结集，即为大赛的成果。
大家知道，从2015开始，“返乡书写”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借助非虚构的写作形式，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一写作热潮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多为高校人文学者所作，他们立足长期的社会观察，富于深长忧思所致的穿透力，以反思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命运为核心，直抵时代痛点，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能忽视的是，“返乡书写”的局限也非常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写作者因为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倚仗获得的现代知识谱系，不由自主地对“故乡”进行了居高临下地观照，在精神和生活方式上，和故乡的人、事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导致故乡表达落入了“问题化”、“本质化”的窠臼。如何获得更多视角的故乡表达，如何修复写作者和故乡之间深刻的情感关联，修复两者之间的韧性和从容，成为摆在“返乡书写”获得突破的关键。此次征文大赛，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所进行的有限尝试，大赛倡导各行各业的朋友和在本乡本土建设家乡的实践者，“放下批判或赞美故乡的外在视角，需要深入故乡的人情世事之中来体认和观察，尤其是需要放下既有的成见、偏见，侧耳倾听他人的言说故事”，给予故乡一份恰如其分的忠实记录。现在，大赛的获奖稿件已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沉甸甸的收获，确实对“返乡书写”进行了有益弥补。
从本书收录的作品看，作者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整体思考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命运两方面，表达了吾土吾民几十年急速变动中的变迁之巨、时代之痛。
先看宏观层面的整体思考。在记录者笔下，中国的城乡不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安宁，而是处在变动不居动荡中。万华山的《故乡的水文变迁》，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三十多年来，一个豫南村落在时代洪流里所经历的变迁：流经故乡的小河变得凶暴，河水被村民污染，村民由此生病;环绕梨花岛的一湾清水枯竭，梨树被砍伐殆尽，舞狮风俗也随着年轻人的外出打工而消失;丰饶的大野堰在故乡人开荒垦地的热情中被荡平;水井荒废，稻田抛荒，曾经在稻田里生息繁衍的小动物，因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不见了踪迹。万华山的文章极富代表性，这些讲述故乡风物、习俗、民情、建筑变迁的作品，倾诉了作者对故乡的缅怀和不尽乡愁，流露出对单纯时代消逝的无尽怅惘。尽管时代的发展，终结了一些美好事物，让记录者遗憾不已，但他们并没有像“怀乡病”的文人，产生对时代发展的抵抗和拒绝。李广旭在《我的故乡，没了》中，既写出了故乡矿山村因资源枯竭、产业转型而来的消亡，也真实记录了矿山村的数代“工人们”，在历经阵痛后生活的转机。曾雯湘在《小公园：迷宫或废墟》中，展现了规模远超广州“上下九”、厦门鼓浪屿的中国骑楼群——汕头小公园，在时代发展的滚滚潮流中的没落和伤感，但并没有将发展当原罪，而是在温存地怀念这承载了汕头丰厚历史的建筑遗存后，感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日子总要朝前看……老古董也不一定有用，昔日的骑楼建筑群其实已不适应当今的大型商业模式……”。阿希塔在《寻觅眷恋：一次返乡引发的牧区重思》中，一方面揭示了牧区荒漠化、开发区上马导致的偷排乱放，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整体移民给牧区生活带来的生态向好、生活质量提高的真相。
显然，这些年轻作者的“返乡报告”，看似弥散了对立的书写，但并不意味着写作者内心的纠结，反而呈现了他们对时代变迁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一路向前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他们不是急于分辨原因，而是更多呈现真相，保持了一种混沌、不明朗的原生态，体现了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尊重。
再看微观层面的个体命运。在这部作品中，诸多写作者通过丰富的个体，呈现了时代变迁中，故乡小人物不同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态度。在城市化浪潮之下，大部分乡村变得衰落，随着乡村沦陷的，是日益空巢化、无人赡养的留守老人，或者因生活贫困难以成家的光棍等各类人群。《一个农村老人的死亡》、《每个人都需要老有所依》、《我的四叔四婶的独塘凹》等作品，都撕开了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的一幕，凸显了养老艰难的严峻现实。《村居现状忧思录》、《陇中小村庄的病与痛：离婚率飙升，光棍脱单难，鬼村渐成局》等文本，则把无力应对时代变迁、无力背负沉重家累，以致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农民处境写得入木三分。《长治久安》、《我的故乡，没了》把目光投向重工业发展下的阵痛，让读者看到随着工业时代辉煌的逝去，那些工人们惨淡的生活处境。可贵的是，写作者不仅仅讲述变革带来的伤痛，他们对故乡小人物的叙述，固然有贫困的悲哀，但同样不缺健康的欢笑，不缺悲辛中透发出的力量和信心。杨晓霞的《我们》，聚焦于两代人的兄弟姐妹的打拼和奔波，他们“或背井离乡，或囿于故土，也都是很努力地活着，与其改变环境，不如让自己去适应环境，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的确是少之又少，只有牢牢抓住每一次转身的机会”。苑伟的《路》，写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木工做不下去，就去替人装修;装修工做不下去，就进厂打工;工厂倒了，明天醒了接着找活干。对这些出生农村，读书无门，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年轻人而言，时代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机会，更谈不上多么光明的未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抱怨现实可能隐含的不公，更没有放弃自己，而是在逼窄的缝隙中，努力地去应对，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开凿更大的生命空间。恰如陈一伊《回乡见闻之刘大哥的故事》所言，“一切都是未知，可是仍要走下去”，这种对生活的接纳、虔诚，对自我生命的担当，亮出了一种值得肯定的人生态度，闪现着隐匿于底层人民之中的素朴和坚韧。
值得一提的是，故乡小人物并不只是被动地接纳时代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下，他们会接受时代带来的变化，主动学习、促进自我成长，自主介入时代并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甘庆超《68岁老男人的人生过往与手机世界》中，那个“敢于尝鲜、敢于挑战”的张大爷，不仅买了村里的第一台收音机，还很早就买了电视，到老还玩智能手机;杨二《父亲的春节流浪日记》里，那个不安分的父亲，一辈子折腾，摆菜摊、做生意、玩股票、卖保险，最后还是回到摆菜摊的老路。刘楠通过《异国部落归来“乡土重症记者”终返滚烫的脸庞村庄》，向我们报告了村里的卡车司机王晓伟，不仅自家致富，还组织卡车协会，成为“卡车协会分会长”，义务帮司机们追回工钱，救助有困难的司机。村里的塔吊工人“小匪”，利用微信群，寻找工作机会，也使之成为帮助弱势群体发声、争取权益的新渠道。李占永校长在乡村教育严重萎缩的艰苦条件下，仍苦苦支撑着乡村的教学点，他和刘志红《行将消失的民间职业戏班》里创办采茶剧团的白老爷子，赵会喜《西海固的悲悯》中，窘迫中仍坚守信仰、坚持文学梦想的周志礼、马文波，李文英、李勇《石头的漫漫乡建路》中，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乡村文化建设、发起乡建公益活动的杨斌青一样，努力地赓续着故乡的汩汩文脉，让故土的文化与精神血脉薪火相传。
由此可见，此次作文大赛的参与者，由于大多身处基层，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上并没有与故乡事、故乡人拉开距离，他们体察、倾听和记录故乡时，更多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方式，没有对故乡进行“鸟瞰”式的宏观观照，因而他们记录的故乡，就和“返乡书写”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时代和人事的变迁，不再被“问题化”，而显示出历史本身不可定义的苍茫;故乡那广大的人民，虽然被时代被动裹挟，但依然保有不怨天尤人的坦然、自我生长的生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们身上的主动建构精神，正是撑起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基始性力量。
书写就是力量。确实，对孕育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乡村而言，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提乡土书写，意味着在现有的文明格局和现实困境中，重新追溯我们突围的根本。乡村，不应仅仅作为问题的存在出现于大众和传媒的视野，也应作为我们解决现实困境的精神滋养地，成为我们惊慌失措的精神的安放处和建构审美生活的落地处;乡村经验，不应仅仅成为人们回望故乡或远离故乡的情感发酵地，更应成为我们在爱故乡的实际行动中，建构新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参照;乡村书写，不应仅仅作为部分掌握了话语资源的书写者抒发乡愁情绪的通道，更应成为我们认识国情、建构新的精神资源的可靠路径。这本书的作者，用拙朴、真诚的语言，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回应。
最后，利用这次机会，深深感谢社会各界对“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的支持。在整个小组的运作过程中，我深深意识到了政府、高校、社会机构、基层民众、志愿者团队之间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意识到一件事情的做成，需要多方出力。就这次征文比赛，深深感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支持，在2019年9月中秋之际，举行了难忘的颁奖典礼，使得全国各地的作者拥有机会当面交流;深深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文化编辑室副主任陈强老师的支持，使得本书的出版变为现实;深深感谢澎湃·镜相的持续关注，使得众多普通写作者通过网络的传播，有更多机会发声。
这几年，非虚构写作比较火，借助移动互联网的自媒体平台，很多“素人”写出了一些爆款文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形式，面对这个多元、复杂的社会，非虚构文学成为这个时代最接底气、最丰富的表达手段。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人不能从事非虚构写作，也没有什么主题不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对象。
非虚构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新闻主义有关，借鉴文学的手法来深度描写新闻事件，或者把不是新闻的新闻变成社会话题。其实，这与19世纪末期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孕育的报告文学有相似之处，都是试图借文学叙事来反思现代社会。非虚构写作既扩充了文学表达的疆界，又探究了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一种把文学、新闻与社会议题结合起来的文体，也充分印证了文字媒介、文学语言的社会功能。
不仅如此，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运动中，文学、写作始终与大众动员、群众运动有着密切关系。1936年全面抗战前夕，上海出版家邹韬奋和著名作家茅盾联合发起“中国的一日”的征文，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记录下“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给历史留下了时代的剪影。同样是1936年，刚刚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也用写作、回忆录的方式，写下了“红军长征记”，后来一部分书稿被埃德加·斯诺拿走，成为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关于长征历史的素材。从这个角度来看，带有纪实、回忆、亲历、口述等元素的作品都可以看成是非虚构式的。
非虚构作家可以粗略地分为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前者有作家、记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掌握特定专业素养的人，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用非虚构来讲述他者、他域的故事，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都市文明之外的或处于边缘状态的社群;后者则包括所有能读书识字的人，借助非虚构来讲述自己的经验、身边的故事，从无法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可以用文字等理性语言来表达自我的主体。非虚构写作再次让“写作”成为一种公共交流的媒介，因为写作不只是能够运用抽象语言把握生活与世界的能力，而且携带着写作者的情感、历史和社会态度，因此，非虚构文学既是一种以专业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精英写作，也是一种普通人能够参与的公共写作和大众写作。从阅读的角度看，非虚构写作的“亲民性”还在于这是一种让普通读者也能“喜闻乐见”的文体。
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有四点，一是包容性，写什么题材都可以。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如最经典的报告文学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讲述的是“十月革命”的历史，小到可以是个人的所思所感，日记、家书、游记等。近些年，物质史、文化史流行，农作物、日常用品都具有了文化“考古学”的历史价值，这些都为非虚构打开了新的写作空间;二是开放性，什么人都可以写。名人、伟人的传记、回忆录经常是畅销书，恰如美国最不缺乏的是各种名人的传记，这成为塑造合格的、理想的美国公民的“典范”人生。更重要的是，非虚构打开了普通人用文字、写作讲述自己的生活和经验的可能性，尽管在社会机制上依然有各种限制，但非虚构文学的属性使得“业余”作者在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上有更大优势;三是公共性，非虚构写作以文学为媒介来回应社会议题，其魅力在于用个人视角、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即便再个人化、私人化的叙事，因为其“真实”的底色，也携带着社会的印痕，具有公共价值;四是，自由性，非虚构文学的写法没有固定程式，非常自由，可以是口语化的自述，也可以是结构严谨的调查报告，还可以是科学化的观察手记、田野笔记，或者是文学化、抒情化的人文地理。正是这些特征，使得非虚构写作已经超出文学、新闻的界限，成为一种题材多样、主题广泛的文化形态。如果把影像也看作广义的书写行为，纪录电影、短视频等也是一种影像非虚构。
非虚构书写经常呈现两种风格，一种是追求客观化的、白描式的写作，尽量搁置书写者的个人因素，展示书写对象的某种原生态和“真实”状态，第二种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内心体验的观察，往往讲述有深刻体会或深有感触的经历。不管是哪种风格，非虚构的特色，就像纪录片一样，是充分暴露“摄影机”或者说不回避书写者的“在场”状态。这就涉及到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张力和优势所在。好的非虚构作品不会假装“客观”、“真实”，而是把“自我”放置到书写对象的世界和生活中，就像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人类学家一样，用参与式观察或民族志的方式来与他者交流。从理论的角度看，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双主体写作，书写者自身有自己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和社会价值判断，而被书写对象也是另一种主体，无法完全受书写者的“掌控”。自我与他者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空间区隔和价值观，正如返乡者回到故乡也面临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对话过程。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首先，书写者需要放下自我的价值观，倾听他者的声音，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和观察;其次，他者的价值与自我的视野形成对话或冲突状态，这是包容和理解的开始;最后，借他者的目光，自我产生反思和质疑。从朝向他者，到回归自我，这是一种主体的辩证和自省过程。
这次写作比赛，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非虚构，二是爱故乡。前面说了一些对非虚构的看法，对于爱故乡，这不仅是非虚构写作的热门题材，如前些年引发讨论的“返乡体”书写，而且故乡书写与现代文学、现代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了三种故乡的传统，一种鲁迅式的人文知识分子视野下的故乡，离开故乡又重新返乡，这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情感体验，故乡被他者化、异乡化，这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一个需要批判和打碎的“铁屋子”;第二种是费孝通式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视野下的故乡，中国变成社会化的“乡土中国”，有着自身的经济、社会和伦理秩序，面临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和转型的焦虑;第三种是实践者返回故乡、扎根故乡和改造故乡，这包括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改良的民国乡建派和进行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两种实践方式。可以说，故乡、农村是理解20世纪现代中国的关键，也形成了两种故乡叙事，一种是现代人的、个体化的故乡，这种故乡有两幅面孔，邪恶的、吃人的故乡和浪漫的、诗意的故乡;第二种是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故乡，书写乡村就是讲述中国的故事，如赵树理、柳青、路遥的乡土文学就属于这个大的传统，乡村革命、乡村建设是中国革命“不言自明”的隐喻。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故乡书写再次从国家的、民族的象征变成个体化的故乡。
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弘扬故乡文化、关注乡村建设的公益组织，依托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展爱故乡活动，其组织者是21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关注“三农”问题的乡村建设者。与历史中的乡村状态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新一轮剧烈的现代化、城市化转型，乡村成为被抛弃的地方，到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三农”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恢复乡村的活力以及如何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就成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者们思考和回应的问题，我和黄灯、孟登迎、鲁太光等朋友经常跟着黄志友、潘家恩等一线乡村建设者参加一些爱故乡活动，对爱故乡和乡村建设有一些直接的经验体会，特别是对于我这种在学院中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文学者来说有很大的启示和触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又联合刘忱、郭春林、阎海军、范雨素、沙垚、王磊光等师友一起发起这次“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尝试用非虚构的方式来推广爱故乡文化。
由于是第一次办这种民间比赛，在没有资金支持下，评委们都是义务劳动，大家共同商讨征文启事和评奖办法，从2018年底发布，到2019年4月共收集到293篇作品，最终评选出了35篇获奖作品。这次获奖者的身份非常多元，有大学生、博士生、高校老师，也有普通的劳动者，还有基层工作者，地域分布也很广，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重庆、河北、河南、福建、云南、湖北、湖南、贵州、吉林、山西、山东、内蒙、海南、新疆等20余个省市，充分说明这次大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21世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写作运动。从这些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种故乡叙事，一种是写故乡的文化和风俗，如万华山、史庆芬、金红阳写的故乡的节庆风俗、刘志红写的民间职业戏班和安庆笔下的走街串巷的匠人等，都是一种特殊的乡村文化;第二是返乡者在故乡遇到人与事，从陈年喜、李若、小海等作品可以看出故乡的凋敝和无奈，这是两种比较常见的故乡叙事;第三是故乡的历史和记忆，如黄亚洲的《大礼堂》写的是乡村电影院的故事，李广旭写的是对父辈的三线工厂的记忆，信世杰写的是乡村赤脚医生;第四是精神故乡，故乡不是自己的家乡，而是一种信仰之地，如赵会喜写的是张承志的文学故乡西海固以及李娜写的充满诗意的戈壁文化;第五是“第二故乡”，故乡不在远方，故乡就在脚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是“第二故乡”，如曾雯湘写的《小公园：迷宫或废墟》;第六是社会化的故乡，写的是故乡的新貌和改造，如姚华松写到村庄里新修建的体育广场对乡村文化的积极作用，还有山西武乡县的乡建人物杨斌青的故事。
这次征文活动遇到两个“意外”，一是黄灯老师借调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之际，在深职院举办了有点“奢侈”的颁奖典礼和讨论会，与一般的研讨会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获奖嘉宾到深圳开会，很多是从事普通工作的一线劳动者、在读大学生和退休老人，这正好体现了非虚构写作的包容、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也体现了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不受职业、年龄、地域、学历等外在条件限制的写作方式;二是上海大学出版社陈强老师的热情邀约，使得这批获奖作品可以出版，给这次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另外，这些文章有一些已经在杂志、公号上先期发表，尤其是澎湃·镜相编辑刘成硕老师在“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上陆续推出了获奖作品，还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周敏、李东宝帮助整理稿件和统计分数，在此一并致谢。还需要说明的是，有几篇文章因为篇幅等原因没有收入，我从投稿中又选出了几篇不错的文章加入其中。
期待，写作能成为人们记录时代和书写脚下的土地的媒介，把更多不同的经验和感受写下来，变成一种公共表达和时代记忆。
本文选自《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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