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导读]“村头闲话”曾是村庄生活的一种现象，如今讲闲话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伴随传统制度、观念和伦理的逐步解体，经济效益、个人主义等现代性因素进村，“村头闲话”不再发挥村庄道德规范的监督作用，“长幼有序“”孝顺”等传统评判体系逐渐沦为自家的私事。村民逐步趋同于城市居民，面对不合情理的行为，村民最多背后议论或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别人管不着我，我也不会去管别人”的心态是村庄价值异化最好的反应。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村庄闲话功能的变迁
驻村调研与农民访谈总希望农民多说村庄闲话，因为这有利于调研的开展和深入。然而，这两年多处调研发现，农民渐渐不愿意讲闲话，即使是对我们这样的即刻就离开的调研人员。实际上，农民说他们对内对外都不愿意再多讲闲话。这无疑是村庄的一个重大变化，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闲话是村庄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村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闲话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村庄日常生活的有效途径。当前，村庄闲话的变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不讲闲话”。即农民不愿意讲闲话，调查中，不少农民说现在村里人都不愿意讲别人的闲话，以免惹祸上身。讲闲话本身就具有道德不正确性，因闲话引起的矛盾，大家直接怪罪的就是讲闲话的人。“谁叫你大嘴巴说闲话?”而闲话的内容则退居其次。即使闲话内容属事实评判，也很少赢得大家的同情。有关闲话的性别研究曾指出，男女两性在闲话上的群体性差异，认为女性更容易讲闲话，甚至认为闲话是女性群体的特征。
然而调查中发现，农村女性更不愿意讲闲话，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丈夫在公共场合讲闲话则会受到妻子的指责，“哪来那么多闲话?赶紧回家!”讲闲话意味着多管闲事，闲话、闲事都带一闲字，这与现代价值观念已不相符合。(其实，历来在村庄，是否爱讲闲话就是衡量声望权威的标准之一，有权威的人不喜欢讲闲话)
第二，“无关痛痒的闲话”。村庄闲话有多种主题，最多的要数家庭关系类闲话，另外还有涉及男女关系、人品评价、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调查发现，现在逢农闲时间农民更愿意呆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愿意三五成群地讲闲话。当然，有关系要好的个别朋友关起门来讲闲话，但这种闲话已经失去了其公共效能，仅属于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很多农民明确地说，“现在在公共场合只能讲无关痛痒的闲话”，所谓无关痛痒，在农民看来主要指生产、节气类及电视、广播、新闻主题类的闲话，与村庄尤其是个体村民关系不大的闲话。笔者在调查时，多次参与观察村里的小店，很多人聚在小店里有打牌、有说笑的，闲话主题多属于无关痛痒类的闲话。某人突然聊到村庄某一私人事件，其妻子(或儿女)立刻打断：“世上不缺你这种讲闲话的人”，表情和话语都透露着不屑和反对。
第三，闲话空间缩小。在消遣经济主导的乡土社会中，池塘边、大树下、小店等都是村庄的公共空间，是舆论、闲话的集散地。传统村落对外具有封闭性，对内则不厌其烦地讲闲话。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大量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vaststore)成为强力纽带起着联结维持群体成员的团结作用。就笔者调查的当下农村，随着村庄公共性的丧失，闲话空间也大为缩小。
显然，村庄里的闲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民不愿意讲闲话和讲无关紧要的闲话致使村庄闲话的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都大为缩小。已有的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闲话具有增强小群体团结的功用，不断重复的闲话能够加强群体的规范性。然而，随着村庄闲话的变迁，将给村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村庄闲话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社会人类学家认为村庄闲话对维护村庄社区的价值观起到积极作用。确实，传统乡村是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村民间天然具有深厚的地缘血缘关系。闲话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经常可以对村庄中不合伦常、不合村规民约、违背大多数村民利益的行为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从而达到抑制村民不合情、不合理行为的作用。然而，在当下农村，村庄闲话的功能正不断弱化，甚至已经发生异化。
闲话之所以对村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就体现在闲话的道德规范中。闲话将村民日常生活的事实和材料道德化，从中分离出道德规范，在闲话中，人们对各种道德规范加以重申强调，并对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谴责。正是通过闲话对道德规范的解释，人们才能够真正清晰地感受到村庄在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闲话给了他们鲜活的教材，就从身边，人们就能看到可以模仿的正面典型人物，同时也能找到那些值得批判的反面典型。
传统乡土社会中，村庄闲话不仅包含地方性知识，还包含熟人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村落交往规则。通过重复的讲闲话产生舆论导向和舆论风暴，那些符合村庄价值规范的事情得以张扬，不符合村庄道德规范的村民则感受到舆论压力。它是熟人社会中一种非正式的控制方式，使得村民行为有底线，村庄有自主价值的生产能力。然而，当村民都不愿意讲闲话的时候，或者只讲无关痛痒的闲话的时候，闲话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控制作用，村庄闲话的功能甚至已经发生变异。
▍闲话变迁折射村庄社会性质之变
村庄闲话是村民关于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议论和意见，包含了对于此一事件或现象的是非曲直的评价。其反映的是村庄大多数人对某一事件的看法。现实的状况是，这种控制作用正由积极走向消极(但是这种走向似乎不能用一个具体的时间作为明确的分界点，也不能仅仅归结于现代性的冲击或者农民的理性化或者是孝道衰落等等)。导致这种变异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涉及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的方方面面。
以村庄中孝道的衰落来看，传统社会中，当村庄中大多数村民都比较孝顺时，大家显然都是认同孝顺的。这种认同、赞同孝顺行为的闲话形成之后，会在一定范围内占主导地位，会对人们的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大家对孝的行为达成共识，同时对不孝的行为会形成一股舆论风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于有儒家伦理和地方性规范的支撑，村民甚至可以当面指责不孝行为的当事人。
这种当面指责也有村庄的集体救济作为后盾和保护，大家一致认同的儒家伦理及地方性共识、伦理规范会对少数人的、与众不同的不孝言行产生心理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不外乎众人为众人唾弃，不孝者就会改变自己的不孝言行以与众人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不孝行为由此得到控制。通过闲话，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不断地被加强和维持，因此，闲话述说中总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正是这个道德边界让闲话显得有吸引力和有意思。
人们讲什么闲话，闲话里包含什么，将会透露该社会群体如何建构他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如何理解他们的行为实践过程，正如布迪厄所提出的“惯习”，它建构了个人和世界策略性打交道的方式。随着传统制度、观念和伦理的逐步解体和分化，村庄原有的集体救济机制逐步瓦解，社会趋于扁平化，人们的平等和自我意识凸显，强调权利而忽视责任义务，人们在社会中只讲究经济利益的算计，精心计算风险和成本，可以说，整个农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作为一种舆论基础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异。
这时，大家“一心一意”搞经济，村民在乎的、津津乐道的不是某某是否孝顺，而是某某又发了财。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年代，老年人显然不会具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孝顺”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评价话语体系。人人“谈孝色变”，年轻人早已不屑谈孝了;中年人有自知之明，避讳谈孝;老年人虽有强烈的倾诉欲，谈及孝就禁不住情绪激动、怨声载道，可他们的呐喊是无声的。于是，孝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的逐渐退出村庄，不孝悄然滋生，逐渐泛滥。
农村调查中，很多村民说现在都“各管各的”，不在乎村庄他人的看法和评价。“谁有钱谁铁，谁家有钱有势谁家就有威望”是村民对村庄价值评价的生动描述。而这种价值评价背后，是村民不再看重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表现，对于不合情理的行为，大家最多背后议论或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别人管不着我，我也不会去管别人。不孝顺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孝顺倒成了罕见的特例。孝与不孝开始被视作为自家的私事。在村落社会及村庄闲话的变迁过程中，闲话的道德化机制已经不复存在，反而呈现出去道德化的趋向。
可见，闲话的控制及惩罚作用是以村庄健全的价值观为前提的。当然，这些价值观不一定是传统社会中的“克己复礼”、纲常有差，但有尊有爱、有礼有节、长幼有序却是必不可少的。闲话的变迁及功能异化深刻反映了当下村庄价值观念的异化。
随着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进村，相对封闭的村庄共同体开始瓦解，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难有生存空间，农民、农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化。构成农民生命意义和价值关怀的传宗接代观念逐渐被取消，农民变得理性而狭隘，认为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及时行乐”，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瓦解。农民终极价值世界的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如丧事上跳脱衣舞、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泛滥等。村庄正呈现出一番巨变的图景，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生存意义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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