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教授近年来一直关注农村土地制度，对宅基地制度发表了不少重要观点。他认为，只要放开宅基地管制权，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实现宅基地市场交易，就能实现财产权，止住乡村衰败。
刘守英的观点与周其仁的研究相似，都认为只要将土地权利还给农民，土地一经自由流转即可产出惊人的财富。不同处在于，刘守英教授涉猎议题多，既讲土地产权问题，又讲产权与管制问题，还讲国家与乡村问题，还讲制度与社会问题，等等。很多时候，各类议题搅和在一起，既像政策又像学术，还不时掺杂价值观，使得要做专业评议，存在不可言说的困难。
我们早年主要从两个角度，论证土地市场万能论谬误，一是土地高价格源于管制而非市场，管制形成的市场是有限市场，与自由市场竞争存在差异;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土地价格，会产生极负面的社会后果，政策变迁应注意隐患。刘守英教授研究的新颖处，在于探讨土地产权与管制关系，我们遂以其为引子进行具体探讨，针对刘守英等人最近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4期)上的论文，论文题目叫《产权与管制——中国宅基地制度演进与变革》(以下简称《产权与管制》)。
《产权与管制》建立有研究框架，即土地“产权-治权-管制”框架，他认为宅基地制度变迁的本质是“管制”强化与“产权”弱化，国家顶层设计的“强管制”性，阉割了底层创新并带来乡村的“弱治权”，导致宅基地诸类现实问题出现。
《产权与管制》将该研究框架操作化，先梳理制度的产权弱化和管制强化特征，再把所有宅基地现实问题归为制度失效表现。刘守英曾翻译过《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经典著作，应对制度与社会的复杂互动有了解，何以制度且还是管制制度变化，就会出现几乎所有的宅基地问题，难道社会只是制度的投射物?如果世间万物那么简单，“制度万能论”真正的存在，那么，国家颁布最严苛的刑法，就应该杜绝所有犯罪，事实是这样的吗?
《产权与管制》认为，当前的改革目标是，在强化国家管制的条件下，推动土地财产权的有限开放，实现产权与管制有效结合。改革效果是，朝着土地财产权方向改，不仅显化了宅基地的财产价值，而且实现了宅基地有效治理。因此，未来的改革的任务是，弱化国家管制权力，将所有权能还给农民，以私有产权作为目标，探索有效治理形式。
《产权与管制》介绍的案例，我们都有去调查过。四川泸县的改革是利用增减挂钩政策，将复垦出的宅基地指标卖给成都市使用，属于行政管制构建的封闭指标市场。改革确实能引起周边居民的财产权想象，但是，挂钩范围的有限使得要形成一般市场，存在着政策实践难度。按照《产权与管制》的行文逻辑，“强管制”与“弱产权”是互构的，二者的对立在何种条件下会形成?
江西余江改革的核心是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即乡村组织动员选举成立理事带头拆除违规房屋，地方政府以项目资源为载体实现拆旧建新。显然，项目资源的发起者是《产权与管制》所说的国家权力，乡村组织是国家与乡村权力混合。从改革过程来看，“强管制”和“弱治权”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属性，更多的是“管制”与“治权”如何结合。
浙江义乌改革是因为宅基地财产属性增强，当地为应对宅基地分配、交易和退出危机自发形成的方案，不完全是国家放权的直接社会产物。我们调查的该类案例，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代，宅基地的有偿使用和交易转让，带来的社会排挤和底层怨恨，一度成为当地农民上访的根源。制度变迁是要解决遗留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宅基地价格的形成，源于城乡规划管制下，房屋价格自发平衡，当120平米宅基地高达100多万元，论证国家管制抑制土地财产权，就会面临理论和实践的悖论。
如果《产权与管制》的立意不是纯粹学术，而是探讨土地管理现实问题，是周其仁所说的“用常识梳理基本面”。那么，“产权与管制”就是面向未来，基于一般经验探讨中国问题。问题是实践层面，“产权与管制”是矛盾的吗?按照《产权与管制》的表述，“治权”对应的乡村社会权力，“管制”对应的是国家公权力。按照研究框架的指向，国家权力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政治学意义的产权，“强管制”对应的是“弱产权”，一是行政权意义的管理，“强管制”对应的是“弱治权”，简单说来，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是宅基地问题的总根源，我们要问的是，该常识是哪个国家的经验。在有私法和公法的国家，私权与公权的对立确实存在，但是，土地域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在美国，虽然联邦没有关于土地占有、使用、处置的统一法律，各个地方的土地管理有一定差异，但都对土地财产权的行使权限有着严格限制，如受分区管制、航空、水权等判例法限制，土地有效管理的背后首先是国家警察权力强大，而非不受国家影响的基层自治权力。在德国在日本在英国，土地私有产权行使同样受城乡规划、自然资源法等法律限制，个体将土地作为完全的私有产品进行自由市场交易的情况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管理关切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必须对土地利用管控。管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台行政法律限制，一种是通过警察权力来管理。土地有效管理既来自于法律完备，又来自于国家管制权力的使用。土地产权性质与有效治理之间，存在诸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既与土地所有制有关，又与土地管理权有关，又与行政与自治有关，因应现实问题进行整体和细致分析，才能找到土地问题的具体逻辑关联。
宅基地制度向何处去，是集政策与学术、历史与现实于一体的多元议题，学者的使命是发现现实的复杂性并严谨分析问题原因，个人的学术经历不同，思考切入点有差异，研究难免有价值预设，但是，研究过程应谨记韦伯“价值中立”原则，对特定研究的研究框架的科学性有严格的思考和证论，否则，研究过程就只能是我们想研究的，难以做到国情关怀、经验指向与科学研究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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