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导语
2020年注定是与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一年。
上半年我们目睹了隆平高科的上市与转基因产业化的破局，下半年社会重提光盘行动和节约精神。但粮食问题的内核却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和道德问题，农资工业化和商品化、乡村空壳化、农民无产化以及过度城市化过程中的去农民化等等这些与当代农业生产者日常实践和社会地位紧密联系的问题真正构成了影响粮食问题的结构性主因。
在这一背景下，粮食议题就不再只是一小撮知识精英分内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个人化的节俭道德，而是社会思考对农村生产环节的重新启程。
作者|9527报道
责编|丁卯
排版|童话
十一国庆，我坐上回老家莆田的车，返乡探望老人和亲戚。
老家坐落在莆田涵江区的Z村，进村刷白的乡间水泥路两边是一千多亩稻田地，田边立着醒目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界碑，流着浑浊的臭水，堆着几捆刚压缩准备运走的垃圾，广阔平坦的平原上虽不见长期撂荒的农地，“双改单”的现象却也普遍存在。
日子已过二季稻的播种期，按老农户的介绍，村里的早稻收割结束后掉落的谷物在水田中继续野蛮生长，不少的稻田地更是充斥着密集的稗草，无人打理。
与典型的季节性抛荒不同，Z村所经历的更多是稻田的非粮化。
老佘是Z村的种粮大户，承包了约一百亩稻田地。据他自己回忆，在二十年前，村里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是“稻稻麦”，即两季水稻搭配一季小麦。而近十年来“早稻+西红柿”的模式逐渐取代了先前的耕作方式。
老佘和其他种粮大户对新模式的选择既有经济上的动因，也有生态上的考虑。十年前，多家外地公司进入当地食品加工市场，率先种植西红柿的部分大户在收成最佳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亩上万元的净收入。此外，西红柿属于旱地种植，与早稻的水田种植相结合，能够继续保持了农村水旱结合的耕作传统，既能抑制虫害，又能保存土壤肥力。
老佘对“双改单”的执着，按他自己说，主要还是因为种水稻比较效益的低下。如果单纯从产量上看，种植双季稻据估算能够每亩增产500斤。为凸显双季稻在粮食安全上的重要性，如果农户愿意种植双季稻，相较于单季稻的收购水平，政府会适度提高收购价格。但实际上，如果以“担”为单位进行补贴(一担约等于120斤)，双季稻的收购价只比单季多出10元上下。另一方面，对于老佘而言，双季稻虽能够增加亩产，但也意味着在平日保留两个管理工人的基础上，每年还要多增加两至三个工人。更重要的是，水稻与西红柿之间的利润鸿沟，如果以单季稻每亩净收入300至400元计算，水稻的每亩纯收益只相当于同年所种西红柿收益的15%。
而从粮食生产成本看，粮食生产所需的农资价格每年都在稳步增长，但粮食的收购价格却基本稳定不变。
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农资商品化的时代中，除了中央推广的普惠性水稻补贴(约每亩68元)以及地方政府少量的种子补贴外，占生产成本40%左右的一系列农用物资仍需要Z村的农户自行承担。而地方政府也往往更倾向于将农资补贴补助投资于能够产生更高效益的地方经济作物，而非粮食生产。
在福建靠近山区的地带，这个倾向则更加明显，显然在山地种植水果能够产生更多的收益。在我居住的福建宁德市F县，地方农业部门将全年的有机肥料补贴全部用于资助地方特色水果。
七年前，外地加工厂的引入在西红柿种植早期也带来了可观的市场需求，个别较早种植西红柿的村民也曾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在这样的经济刺激下，老佘和其他大户怀着致富的希望做出了“双改单”的决定。但七年过去，“双改单”的决定却没有让老佘一家真正致富。
每年清明节前，老佘就需要驾驶自己的农用三轮摩托到附近的养鸡场购买有机肥。有机肥料在老佘的农资成本预算中占着大头，大约是老佘所有生产支出的20%，价格多年来也在上涨。而事实也证明，农户对市场缺乏影响力，西红柿也不比价格稳定的水稻，市场价格多年来波动巨大，一亩亏损几千元的年月不在少数。
七年过去，老佘一家三口依旧住在农村低矮的三十平米的土房子里，他的乡里乡亲多把个人土地承包权做了长期流转。但老佘仍保持着对“双改单”的希望，盼望来年能更好。
在Z村，只有少数家庭仍维持双季水稻种植，他们多居住在村庄边缘，只在靠近自家宅基地的零碎土地上继续耕种水稻。对他们而言，散户经营无法与大户竞争，种得多赔得也多。家庭内部多形成了较典型的代际分工，即长辈在家中务农，年轻人在邻村的采石工厂或城市中打工。在本村农忙季节，大户往往需要将工人增至十多人以便精耕，他们中的一部分就结伴为本村的大户打短工。一些农村已婚女性除了做农业工人外还要从事其他非农的生产活动以换取收入，譬如较常见的是收集废弃纸板制作一种供农村民俗活动消费的贡品。
由于双季稻所能带来的额外收入常常赶不上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半个月收入，因此也不再是支持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体而言，在Z村，农地非粮化，农民兼业化和季节性抛荒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现象，传统中，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的纽带在不断剥离，农民也多不再以粮食生产为主要生计。
在Z村的稻田中，农户生产水稻不仅要提防病虫害，也需要防治外来物种。
在抛荒地上，能够清晰地看到福寿螺的粉色幼卵大量附着在水田上，而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被作为高蛋白水产，被一些政府水产部门和报纸推广，逐步从阿根廷和巴西引入广东和福建等地养殖。后因销路不佳和发现多有病虫寄生，而被大量弃置于城市郊外，并通过南方发达的水系深入农村水源和稻田。
福寿螺喜好啃食水稻主叶以致稻穗减少而造成减产，在泛滥较为严重的广西地区有统计显示轻则造成水稻5%到9%的减产，重则减产三成左右。
福寿螺的防治方法虽然多样，但对不同防治方法的选择却映射出农村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据村民说，约在二十年前，农村防治福寿螺的方法曾包括生物防治，种水稻的老农民家中常养鸭，这些家禽的一大生态功能就在于在早稻生长初期被赶下水田捕食田中过量的螺。但这些家禽除了补贴家用之外，主要用途还是在于堆施农家肥。
但当Z村农户为响应“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而重新掀起“有机热”时，土产农家肥由于生产工序缓慢，需要4至6个月较长的腐熟期而被认为与市场供需不适应，不得不黯然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由装备了烘干机、粉碎机等一系列现代工业设备的中小型养鸡养鸭场所生产的有机干屎。
Z村的一些农户家中至今保留着当年宣传有机肥料的小册子，标题往往是地方农业部门关于农作物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小册子既登有具体的施肥建议，当然也有一些中型农业科技公司的名字和广告。对Z村许多推崇有机产品的农民而言，随着养殖工业化的到来，土产有机肥显得低效，散户经营鸡鸭也变得不再经济。
家禽作为农业生态的一个要素本身虽然具有包括经济属性在内的多元功能，但当它被资本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后，家禽内在的“灭螺”的生态功能便被转化为资本盈利的手段，并重新诉诸于农户的生产开支上。
随着Z村种养一体模式逐渐消失，农户防治福寿螺也不再依靠家禽。
老佘和他的同乡便将目光更多投向了以化学成分为主的“杀螺剂”，老佘常常能以几块钱的低廉价格从一些化肥公司入手这些药剂。在市面上，以五氯酚钠、三苯基乙酸锡和四聚乙醛等化学成分为主要成分的药剂其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70%。
但是在老佘近几年的灭螺经验中，“杀螺剂”施用量总是在增加，既要在水稻播种前喷洒，还需要在注水灌溉后再多次喷洒，这不仅意味着福寿螺逐渐产生抗药性，而且暗示农村的灌溉水源或许也被福寿螺侵入污染。
老叶是一位在农业部门工作多年的政府干部。她说，农村的河流治理和人工防治在以前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运动式治理。乡镇一级政府先召开专门的防治工作会议，制定防治方案。村民志愿者主动参与对河流的日常检查，在农田打下木桩并分工打捞福寿螺，然后运送到统一的处置点，集中处理。
而现在人工防治工作则开始分化，落到了承包地相对多的生产大户头上，或者更具体地说，落到了由种粮大户雇佣的季节性工人身上。每年早稻播种的农忙时节，老佘和短工们不仅要在百亩水田中多次施加化学药剂，还要戴上塑料手套在水田进水口和木桩上打捞福寿螺并进行销毁。
傍晚时分，老佘回家拎着外套，在门外的木凳上乘凉。我坐在屋内，远看他隐约像一只黢黑蜷曲的虫。
亲戚们继续着往年的家常，聊到收成，老佘嘬了两口烟，昏暗的光线让人看不清他的神情，从城里回来的长辈给老佘的儿子做着思想工作，话题大抵是让他摆脱庄稼汉的工作，逃离农村，到大城市去。这些谈话稀松平常，却也是当代中国农民苦闷生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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