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合村并居，作者认为，背后的动力来自置换乡村土地资源，动机是满足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而过激合村并居的背后，是对乡村振兴缺心，对农民缺情；同时，拆村并居凸显的是许多官员心目中理想的美丽乡村，是西方式农村。最后提出：乡村振兴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产业，更不是合村并居，而是修复乡土文化。
合村并居再思考：此风不可长，此样不可学
——警惕乡村振兴成为变相的消灭乡村运动
作者：张孝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正文
最近山东合村并居引发一系列讨论。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山东省委做出了回应：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强行拆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但仍然感觉，这件事还需要讨论。因为这件事，不仅仅是山东的事，是关系到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到底以什么指导思想，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也是事关国家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之大事。
一、合村并居背后的动力来自置换乡村土地资源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在中央提出的五个振兴中，其中最重要、最难做的是修复乡村组织，修复乡村文化，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因为这些工作关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激活问题。
但十九大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乡村需要花内功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反而对乡村振兴中，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如乡村整治这件事高度重视，热情很高。
在中央五部委联合《出台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属于搬迁的村庄是“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确定为搬迁撤并类村庄。”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村庄中属于很少的比例。
从总体上看，合村并居并不是乡村振兴中，具有覆盖面大、迫在眉睫、放在乡村振兴第一位必须做的事。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偏偏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在其颁发的文件中，甚至把这件事上升到是乡村振兴的拦路虎，迫在眉睫，必须做，马上做的事。
为什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竟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其背后的动机。首先，许多地方政府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合村并居本身，而合村并居带来的土地资源。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土地资源控制严格。
于是,地方政府就把解决城市土地资源的出口，寄希望于利用城乡土地指标挂钩政策，做农村宅基地的文章。特别是在城乡土地指标置换带来的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既是冒险，也要使用各种手段，强力推进合村并居。
表面上看，是为了落实中央政策，甚至是高调喊着为了让农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口号，其实背后的真正动机是谋算乡村的土地资源。
2006年，山东成为全国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合村并居行动就此加速。只用四年，他们就改造了近3000个村庄，搬迁安置6万多户农民，腾出建设用地指标近6万亩。
这次山东在拆村并居中的德州，曾计划将全市8000多个自然村全部拆掉，通过让农民“上楼”，腾退出100万亩宅基地，从而产生100万亩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二、合村并居背后的动机是满足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大力合村并居背后，满足的是好大喜功面子工程，希望用搞工程和运用资本的力量，在短期出政绩。中央之所以提出乡村振兴，是因为21世纪以来，出现了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问题。
一端乡村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快速推进，而另一端，乡村发展严重滞后，传统乡土社会分崩离析，乡土生态环境恶化，乡村集体组织软弱无力，乡村土地撂荒严重，乡村教育撤点并校，导致几千万留守儿童默默承受着没有母亲陪伴的童年痛苦。
在城市与乡村发展两级失衡的背景下，使乡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成为没有希望的地方，成为老人、儿童、妇女弱势群体留守的乡村，由此出现了许多空心村。
然而，我们对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并不上心，而是盯住所谓空心村大作文章。以一种宏大思维和规划，将本来是属于极少数村庄的事，通过顶层规划，变成了一个让大部分乡村在很短时间内，变成外表美丽的乡村的大手笔、大工程。
最近十多年来，政府在城市建设中，运用搞工程的思维，以政府+市场+资本的力量，快速实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取得了令人看得见的业绩，完成许多称为“大手笔”的面子工程。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中，许多地方政府把这种建设城市的方式，搬到了乡村振兴上。在中央提出五个方面乡村振兴中，最能够使用这种手段的，能够嵌入工程和资本运作方式的就是“合村并居”。
而且，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多方面，满足城市化土地资源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在短期内，完成美丽乡村建设的面子工程。
“农民是振兴乡村的主体”，所有的规划与文件都在讲，但是在具体实施时，我们发现主体变成了政府+资本+企业。农民成为被规划和强制执行规划的对象。
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地方政府所搞的大规模的拆迁并村的背后，都有以招商引资方式的资本运作和企业参加。山东大手笔合村并居背后，就有鲁商、土发、水发三大国企拟发行千亿基金，准备搞出一个有响动的“齐鲁样板”。
我们并不简单反对企业介入，令我们担心的是，乡村振兴扭曲为一种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建设工程。提出要成为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成为是一个乡村振兴可以通过资本+工程就能解决的事样板。在这个宏大工程中，“农民为主体”的影子都看不到。如果这个运动式工程进行下去，不仅不能让农民成为主体，反而会演化为政府与农民对立的政治事件。
山东是儒家文化故乡，这是历史留给山东的最大财富遗产。早在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就期望山东能够在“活化传承儒家文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给全国做出示范。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大量乡村振兴成功案例，都是以乡土文化复兴为抓手，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目前乡村振兴，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空心村，不是物理形态的空心村，而是乡土文化断流的“文化空心村”。
乡土文化传承在乡村断流，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危机。乡土文化不仅是修复农民自信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且在山东的许多农村，甚至是整个县，已经出现了从复兴乡村儒家文化着手，使乡风转变，形成吸引乡贤回村的许多有效做法。
如山东寿光市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鼓励传统文化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在不到一年时间，使乡村风气扭转，找到了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在寿光市关工委主任王茂兴带领下,一支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为主的400多人的讲师团下乡讲传统文化，400人带动了975个行政村活起来，带动了一支近2000人的活跃在乡村传统文化的辅导员队伍。
然而，令我们困惑的是，一端是违背民意、方向走偏、潜在风险很大，以合村并居来打造“齐鲁样板”，被政府高度重视;另一端是符合民意、符合方向、成本低，以儒家文化兴村来探索“齐鲁样板”的模式却很冷清。
而且，山东偏偏要选择这个违背民意、阻力大、风险大的做法。对此选择，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当今决策者，离农民的心已经很远，与乡村的情已经很薄。我们长期在城市，希望以“政府+资本+企业”的建设城市的方式，来建设乡村。
而在这个惯性思维的背后是一个立场问题，是我们心离农民、离乡村已经很远，我们立场已经站在满足私利的政绩上去思考决策，我们态度是站在相信资本、企业的力量，而不相信农民的力量决策思考，我们的思路，是站在城市的看农村，要把农村变成城市。
正是这些私心、态度和立场出来的问题，由此障碍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决策者陷入有眼不识泰山的困境中。
三、过激合村并居的背后，是对乡村振兴缺心，对农民缺情
各地频繁出现过激的拆村并居，除背后的土地资源的利益冲动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这就是对乡村价值的认识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问题。从十八之后，提出“不要忘记乡愁”，直到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需要懂农村，爱农民、爱乡村的“一懂两爱”的乡村工作者。
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乡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乡村振兴是五级书记一起抓的新时期重大的政治任务。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下乡调研考察和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发现在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上，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与农民深深的乡土情，是习近平总书记挂记在心的重大战略。
但是我们发现，各地政府在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总是不能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政策，甚至以走偏的思路来做出有悖于人民利益的事，究其背后原因，是对乡村振兴这件大事没有入心，没有动情。而未能入心和动情的原因，是对乡村价值认识存在很大偏差。
我们今天对乡村认识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城市看乡村，希望把乡村改造成城市。其次是以单纯的物质和经济思维看乡村，发现除了乡村土地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认知逻辑下，对乡村认识停留在“乡村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按捺不住，过激冒险进行拆村并居背后的认知不足的原因。
1．乡村价值不仅仅是土地，而是其承载的文化与精神
如果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从蕴含着中国智慧的文化看乡村，乡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应该具有神圣地位。这些都是我们花多少钱都无法购买的东西。因为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
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故乡，是中国人共同的母亲。我们今天从单纯的物质和经济主义，看到的是许多空心村;其实，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看，所谓的空心村，并不空，因为在乡村陪伴、看护我们的还有我们的祖先，这是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之根。
为了能够传承这种文化和精神，我们祖先设计出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来约束、警示和教育我们。比如被现代化理念认为，祖坟、祖位、祖产、祖谱、祖训等没有价值。
祖坟的作用就是要告诫后代，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源于土的文明，我们生命来自土地，最后也要回到土地，入土为安，这是中国千年来与土地之间链接的一种传统方式。
但是，祖坟在现代人心目中，竟被认为是占用土地资源的一种陋习。由此河南某地曾掀起“平坟运动”。我们引入城市和西方的东西，硬性在农村进行葬礼改革，造成许多引起民愤和痛心的事件。我们自己大量浪费土地，反而追究到老祖宗所占的那一席之地。
其实，在乡村的坟地，根本不是白占，至少按照我山西老家的风俗，所有坟头都要栽树。这种葬礼传统，要求我们对去世的祖先不仅要定期上坟，如清明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初一送寒衣等要去坟头祭奠，这还不够，还要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家中，给祖宗立牌位，以此来警示我们：祖先每天24小时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按照祖训、祖德的要求去做事、去做人。
除此之外，我们接受祖先留下的祖产，如祖田、祖房，按照祖训的规定，不能随便变卖。祖产不能轻易变卖的约束，就是要告诫我们：我们对祖先留下的财富，只能增值;一旦变卖，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败家子，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
所以，祖产是我们守护家族财富的底线。除了以祖坟、祖位、祖产这些有形的载体和礼仪制度约束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祖训。
这种祖训就是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家训。也许不同家族有不同的家训，但有一条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恪守的家训，这就是在古代乡村使用频率最高的两条楹联：“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2．厚德载物：土地不是单纯的物质，是耕读传家之根
对接受了来自西方现代化洗礼的现代人而言，这条祖训已经过时。这是古代社会的家训，现代化中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认为创造财富所依靠的科技，我们后代是否有出息，就是看后代能否考上北大清华，最好是出国。不需要回到农村搞什么耕读了。其实，这恰恰是今天我们的悲哀，这恰恰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危机的原因所在。
我们祖先恪守的“耕读传家”本意，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单纯恪守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放下傲慢之心，要明白祖先的智慧比我们高。耕读传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乡土文明传承中的文化和精神，而这种传承，源自皇天后土的中华文明。
我们祖圣先贤发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种厚德载物的关系。我们今天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而现代化理念是认为“技术是创造财富之源，资本是创造财富之母”。
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需要反思的重大问题，“技术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保证财富可持续传承”。我们祖先发现，家业传承的底线是德行，是良知，不是技术。
所以，“耕读”具有传家的作用，是因为，“耕”不仅能生产自养的粮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修德”。
土地在今天现代化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物质，而在中国古圣先贤的眼中，土地不是单纯的物质，中国古人比现代化的人更高明和智慧的地方，恰恰是认为土地是有生命、有精神的大地。天地不仅仅是滋养万物的物质要素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滋养我们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的提供者。
《易经》的易辞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水在常人的眼中是解渴的水，水在科学家的眼中是氢二氧，但在中国古人眼中，水中有道，水中有德。所以，在《道德经》中，老子所观的水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中国古人告知我们，最高善行是要向水学习，最厚的德行要向大地学习，最强的精神，是要向天学习，最好的老师是不要忘了古圣贤和老祖宗。所以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不要小看“耕读传家”这几个字，这四个字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蕴含着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国古人从天地运行中，不仅看到了科技，这就是已获得联合国文化遗产的中国24节气的理论，独具慧眼地看到天地中的“道”和“德”。
而且，中国古人认为，道德是天地之魂，道德比科技更重要，精神比物质长久。由此可以解释，“耕读传家远”是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长寿民族的秘密所在。
3．乡村房子有生命，过激的拆迁无异于丧财害命
从文化、智慧与历史看中国乡村，我们发现乡村是我们与祖先共同居住的地方，耕读传家的祖训，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乡村是中华民族永远的故乡，乡村永远是我们的共同父母。
我们一定要记住，今天城市化无论如何繁荣、创造了如何的财富，但那里不是我们文明的故乡，不是我们精神的故乡。因为承载我们精神与文化的祖坟、祖位、祖业、祖训、族谱、祠堂、寺庙、书院等等在乡村。
而我们今天的不孝子孙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目前主导过激的拆村并居背后，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现代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这种世界观的作用下，将对科技的尊重变成了对科技的崇拜，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变成物质至上主义，将对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变成了为GDP的经济主义。
以这种价值观看古老的乡村，乡村成为除城市化扩展所需要的土地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21世纪以来，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从“撤点并校”到“拆村并居”，通过各种方式让乡村的资源向城市流动。城市化运动成为一种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人为消灭乡村的运动。
我们必须反思，今天面临的乡村凋零、发展滞后、空心村等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欠乡村和农民的很多。今天陷入萧条、凋零的乡村，就像一个躺在病床上孤苦伶仃的老人一样，他最需要的孝敬他的儿女来来陪护他，让他修复健康。最需要我们以忏悔和感恩的心来回报乡村。
然而，我们被现代化思维洗脑、被资本利益迷心，面对陷入病重的老人，不仅没有生起良心和孝心，反而开始谋算老人死后的遗产，甚至最恶毒的办法是，把那些还没有死去的乡村，也按照死来对待，要拆掉。有的地方，为了得到更多土地，拆迁更多乡村，甚至把消灭乡村作为指标，硬性按比例摊派到每个乡镇。
我们一定要切记：“乡村有生命”。笔者一直讲的一句话是：“人造的城市，神造的乡村”。中国乡村不是只属于活着的人，是我们与天地、祖先共同居住的地方。这不是迷信，这就是乡村文化，这就是乡村的魂。
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是没有的。农民自家盖的房子，是用他的几十年积累的血汗钱，他亲自设计，亲自找匠人，亲自向邻居亲戚借钱，亲自监工，亲自找风水先生看，就像自家养的孩子一样，一辈子盖一次房子，是他们人生的一件大事，耗费的是他们一生的积蓄和期盼。这样的房子是有生命的，房子成了他们生命和情感的一部分。
在房子盖的过程中，从动土的祭奠仪式开始，从上梁、到合龙口、再到最后收工的谢土仪式，每一道程序都要与土地神协商。这就是乡村的天人合一的文化。
房子盖好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把祖先请到新房子来。这个过程中，只有承担盖房的父母才能感受，被现代化的儿女们都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
我发现许多拆迁村，称为所谓“钉子户”的恰恰都是老人，而不是年轻人。并不是老人爱钱，不讲道理，而是他们内心的痛苦，无法讲，无法被人理解，只能以抵抗来表达，表达出来也没有人相信。“拆房子”这对于主人而言，无疑于伤害他们的生命。
城市人住的房子，是用钱买的，他和房子没有这种情感联系。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把房子卖掉，有合适价钱，没有任何牵挂。按照货币标准来衡量，乡村房子根本不值钱，但是在农民的心中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的拆迁费，只是物质的补偿，大规模的拆迁给贫困的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的同时，也给家中老人造成了无形的精神和生命的创伤。
况且，许多拆迁的房子，还是农民花费一辈子的心血，刚盖好的新房子。一些专家学者，对拆迁村、移民村长期跟踪研究发现，这些拆迁、移民村老人的死亡率，比其他村要快一倍以上。
我经常收到，因拆迁诉苦的农民反映的情况，他们误认为我能够帮助他们，其实我一介书生也爱莫能助。
在此，我真心恳求那些过激的拆村并居的官员们，要高抬贵手，不要再进行如此残酷无情的拆迁了，说的重一点，这种拆迁无异于谋财害命。这样的拆迁为什么会引发激烈的群众与政府的冲突?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底线，他们的命!
四、拆村并居凸显许多官员心目中理想的美丽乡村，是西方式农村
从文化、文明、历史的视角看乡村，主张拆迁者又会反驳，拆村并居也是为了让农民，过上更现代化的生活，享受更好的现代化服务和现代化文化。这个逻辑非常强大，有市场，甚至对乡村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
其实，对这个辩解，我们只要把许多地方政府规划中所谓的理想乡村的模式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他们所要建设的“理想乡村”，不是中国特色的乡村，而是西方化的理想乡村。
因为构成这个理想乡村的要素和景观，不是修复中国式要素的乡村，如田园风光、江南水乡、渔舟晚唱，晴耕雨读、小桥流水、曲径通幽、鸡鸣狗吠等要素的乡村，而是再造的西欧式大花园，把承载悠悠千年历史的古村拆掉后，把他们出国看到的欧洲古罗马、中世纪庄园式的乡村搬到中国来;
对于乡村产业的规划，不是支持与保护成为乡土文明之根的精耕细作的智慧农业、与现代化市场对接的合作经济，“一二三产融合”的家庭农业，而是要引入大资本，像美国学习，让农民成为工人，让乡村变成农场的大规模现代化农业;不是修复活化传承中国千年的耕读乡村、书香乡村、手工乡村，而是以城市化的房地产思维，大搞田园综合体。
1．我们不仅对中国乡村无知、缺情，对盲目模仿的西方农村也无知
最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在《谁的大花园，为何要腾空？关于浙江龙游乡村振兴实践的疑惑》一篇文章中，向我们描述了，比山东的合村并居还要思想解放的“龙游要造大花园乡村”的事。龙游的口号是：“奋力打造超级版美丽乡村大花园”。
今年3月，龙游吹响超级版“美丽大花园”士元实验区集结号，士元实验区将“牵手”正大集团，在总面积2.1万亩的土地上，开发经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和体验农业，建设国家级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构筑“千亿量级、万亩空间”幸福产业大平台。
为了打造超级版的美丽乡村大花园，提出要做到五项大任务：土地大流转、人口大流动、产业大提升，环境大整合、资源大整合。以下是龙游县委书记2019年在县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讲的话：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龙游铁军越战越勇。士元实验区政策处理是今年全县第一场大仗，涉及33个自然村、1662户和2万多亩土地需要搬迁、流转。75个部门、乡镇1000多名干部开拔上阵、进村入户，正式签约后7天内签约率97.23%。士元之战后，兵团转战小南海片区，45天内拆违1200户、面积4.5万平方米。经此两仗，龙游铁军名声在外、所向披靡”。
从超级版大花园到五大任务，从龙游铁军到吹响士元实验区集结号，从千亿量级的幸福产业平台到2.1万亩的国家级产业示范园。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发现乡村振兴在这里是一场场面宏大的“淮海战役”，仿佛回到了当年大跃进的场面。这场战争目标就是建“超级大花园”，而建这个超级大花园需要跨越的障碍和付出的代价，是33个自然村、1662户和2万多亩土地需要搬迁和流转。
可以想象到最后，留在这个大花园的主人是谁，那一定是这个大花园的建设者——政府和正大集团。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承载着龙游历史与乡土文化的自然村消失了，这些村民将会成为这个大花园的雇工。
而经营千亿量级的企业集团将会成为这个大花园的庄主。一个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大庄园+大花园+大集团(庄主)”的“美丽乡村”将会出现在龙游。
这个被誉为要成为“浙西明珠”的工程，为浙西的乡村振兴开辟了全新的一条阳光大道。从县领导的讲话看，他们的做法受到上级各级领导的评价越来越高。这意味着，龙游将会成为引领和示范的样板，以后的浙江将会出现更多这样的龙游。
就像当年大跃进正在进行时，谁要批判不对，谁就是不识时务者。问题是，当年大跃进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生产和生活的困难，而目前的这种大跃进，是以“消灭乡村，中断历史”为代价，这个付出不可逆。
退一步讲，也许发达精明的浙江，不会重蹈已经大量倒闭的打造田园综合体的覆辙，也不会像目前网上正在热论的，黔东南州独山县留下400亿债务的困境(见下图)。也许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无论龙游获得怎样的商业成功，也无法弥补文化的代价。
目前，盲目模仿与崇拜西方农村之风，暴露出，我们不仅对中国乡村无知、缺情，也表现出对西方农村的无知。当我们热衷于要建庄园式乡村、花园式乡村、农场式乡村时，我们是否知道“中国乡村与西方农村的区别是什么?”。
当我们拆掉乡村时，我们是否想到，中华文明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不在城市。“乡村”是我们守护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的最后防线。而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可以发现，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和基因的携带者在城市不在农村。
2．中国夏商周是奴隶社会：从源头被抹黑的中国历史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代的农村，不叫乡村，叫“庄园”。住在庄园的是大农场主，负责管理数百到数千亩的土地。而在土地上耕种的不是农民，而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只在城市。在今天，最需要纠正的是，我们把与古希腊同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这样一种界定，从源头上，就抹黑了中国历史。因为，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在庄园中实现的是奴隶制度，但在城邦却创造了直到如今，仍被赞美的民主制。而在古代中国只要被认定为是奴隶制度，那就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从一片黑暗奴隶制开始的。
与此对应的西方，是从创造了城邦民主制开始的。这种从源头被抹黑的中国历史，给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民族自卑阴影，这就是“西方天生就代表着世界进步，而中国因乡村天生就代表着落后”。
迈向新时代的今天，是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按照西方文明演化的标准，把中国夏商周社会看成是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误读。
大量文献和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早在中国夏商周时期的中国乡村，从事劳作者不是奴隶，而是自由农民。
在乡村劳作的农民是奴隶还是自由民，且不需要以大量史料来证明，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中留下的《诗经》就是最好的例证。
特别是在《诗经》风雅颂中“风”的部分，所展现的三千年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样态，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讲，都无法看到像古罗马那样的没有人身自由，成为单纯劳动工具的奴隶农民。
单纯就中国古代农民能够以吟唱的诗歌来表达他们的爱情生活、表达他们农耕生活中的喜怒悲哀情感的本身，我们就可以断定，中国古代农民，不仅过着自由的生活，而且是程度很高的自由生活。
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婚姻生活。大家熟知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优美诗句，所描述的就是三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爱情生活。从《诗经》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的乡村平民的爱情，是一种自由度很高的自由恋爱的生活。
而且，这种爱情生活质量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所表达的情，已经脱离动物的本能，上升到“思无邪”的高度。
而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庄园中的奴隶，连起码的人生自由都没有，又何谈爱情?
其次，从《诗经》中的《风》所表达的内容看，当时农民不仅已经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具有很高程度的社会，而且出自各地的民歌，既有对爱情、劳动、生活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对远离他乡亲人的思念，还有对家庭、社会不满的怨叹与愤怒。
这充分说明，那个时代的古代统治者，不仅没有像古罗马那样把农民当做奴隶，通过酷刑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管理，而是以仁爱、礼乐来教化、体恤农民。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诗经》的大部分作品是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品。
这些民间诗经应该是由民间诗人吟唱和创造。诗歌与文章不同，文章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一个客观对象，而“诗歌”是一定来自自己内心有感而发的东西，这是诗歌的生命和特性所在。这说明那个时代的农民，已经过着具有丰富文化和丰富精神世界的生活，而且已经到了以美来抒发自己精神和情感的程度。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从《诗经》所表达的那个时代农民所享有的这种自由的爱情生活、自由抒发情感的精神生活，说明那个时代的农耕经济已经达到了，可以超越物质来思考和创造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如果说古希腊创造的城邦民主制，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西方世界远古人类文明的夜空;而中国先民创造的礼乐教化、天下大同的乡村文明，像悬挂在东方世界的另一盏明灯，照亮远古人类文明的长夜。
如果说古希腊遵循人本思想，创造了西方的城邦民主文明，而夏商周作为中华文明的童年和少年，他们遵循天道则建构了礼乐和合、天下为公的礼仪文明。
这种文明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和肯定，成为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社会。由此形成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治国的思想和智慧。
3．秦之后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被误读的中华文明
进入中世纪之后，随着古罗马文明的灭亡，照亮西方世界的这盏明灯也就熄灭了，从此，欧洲进入漫长的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古罗马灭亡后，在西欧只留下了从事农耕的分封制的庄园。在这里劳作的奴隶变成了农奴。
在此，我们再度以西方为参照，再度抹黑了我们的文明。将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明清历史，看成是与西方一样的充满黑暗专制的封建社会。
其实，单纯从分封制度看，这种国家治理制度，只存在于中国周朝。周武王共分封建立过七十多个国家。但这种分封制度，并没把中国带入黑暗专制的时代。在遵循“天道”下的周代，恰恰树立了被后世赞美的礼仪治国的典范。开创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的盛世。
从秦统一中国之后，我们创立了世界最早的保证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古代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就是避免分封诸侯、演化国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在此之后，汉朝开始的独尊儒术的治国之道，又为中国遵循天道治国提供了另一种统一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保障。一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文官制度，则从管理上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优质的人才资源。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儒家思想治国、高质量的文官制度，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构建了世界最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当西方滞留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却走向了汉唐鼎盛、宋元繁荣、丝路兴起的千年鼎盛时代。而近代以来的教科书，却把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界定为与西欧中世纪一样黑暗的封建社会。
源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的这种明灯熄灭，但源自夏商周的古代社会礼仪文明、天下大同文明的这盏灯，不仅没有熄灭，在秦汉、唐宋的千年时光中，成为普照世界的太阳。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这段历史贬称为与中世纪欧洲一样黑暗的封建社会。
我们更不能忘记，构成这个天道文明大国的国家治理的基石，真是中国的乡村。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相匹配的，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乡村自治。在皇权不下乡充分授权的前提下，国家赋予乡村和村民的自主权，由此形成了延续几千年之久的乡村自治制度。
正是这种世界乡村独有的制度，充分激活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中，农民才成为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乡村自治下，形成的一整套的乡贤治理、耕读传家、礼乐教化、孝悌治家等集合形成的礼乐教化的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明根基。
由此同时，遍布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制中的农奴，则住在破旧的茅草屋中，无人身自由，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终生及自己的后代都属于封建主。这就是从古罗马到西欧中世纪的农村。
我们今天到欧洲，看到中世纪留下的农村，只有像宫殿一样的豪华庄园，以及与庄园配套的大花园。而成为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中国农民，为我们留下的是承载着中华文明、标志着中国文明曾经高度的几十万个古村落。与已经死去的西欧庄园不一样，中国千年古村还活着，而且与时代同步迈在新时代的道路上。
而我们被西方现代化洗脑的后代子孙们，却对创造了中华文明与历史的乡村不肖不顾，恰恰对黑暗中世纪欧洲留下的“庄园+花园”的乡村情有独钟，而且是借乡村振兴为名，把这种农村搬到中国来。
西方真正的“自由民”，是在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而中国农村从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但是在资产阶级改革中，获得自由的农民，并没有获得与资产阶级一样，参与创造历史、创造自己生活的权利。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文明的门槛是资本。
而作为农民能够获得参与权的资本就是土地。而土地所有权则被大农业资本家所垄断。所以，在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活在西方农村的农民与中国农民根本不同。
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农村，与古代自治的治国乡村，与新时代集体化的乡村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乡村就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集合文明体，是一个具有自我繁殖能力的生命体。但在资本力量作用下的西方农村，逐步变成了一个只有单一生产功能的农场化的农村。农民成为农场的农业工人。
特别是我们到美国去，所看到的乡村只是一个具有经济功能的农场而已，无论其外表如何美丽，但不是一个有自己历史、有自己生活方式、有自己文化的农村，而只是一个隶属于农业大资本的一个生产基地而已。
然而，另我们痛心的是，我们对创造我们历史和文明的乡村，根本不看好。认为这样的乡村拖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后腿，甚至要按照西方的农场化的农村，来改造中国乡村。
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大规模拆迁并居背后，都跟随着一个土地大集中、打造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的动作。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论是对于国家政治安全，还是对于农民的主体性，都是釜底抽薪。土地是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生存的最后底线，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天地的护佑。
有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恪守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计资本，也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守护文化传承的资本。因为中华文明之根在土地之中，我们一定要切记，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乡村兴，则中国兴”。“城市兴，则文明兴”，那是西方文明演化的规律。如果我们期望以消灭乡村，以城市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将是一个无根的现代化。
在过激的合村并居的背后，我们给农民承诺的未来的乡村，是一个让农民集中住在楼上，让他们接受与城市一样的公共管理，按照城市化去生活的乡村，那么，这样的乡村，已经不是原来的自治乡村，这将是一个失去自我文化、失去文明自我繁殖能力的依附乡村。这将是一个依附于资本的农业工人，依附于城市生活的客居者。
也许有人会认为，没关系，虽然爸爸妈妈不适应城市生活，到了他们的孙子就适应。如果未来中国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西方化的中国。
这正符合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语言的那样，到了中国的后一代人，开始忘记他们的历史，接受西方文化时，那个时候就是美国对中国不战而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美国的中国”。
我们城市已经失去中国文化的特色，千城一面的背后，基本上是西方式城市，特别是美国城市在中国的翻版。为此付出的代价，在我们尚未有足够反思的情况下，我们正在以这种思维要改造我们的乡村。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无不担忧的讲，“我们已经祸害了城市，请你们别再祸害农村了!”。
总之，乡村振兴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产业，更不是合村并居，而是修复乡土文化。
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是修复陷入危机的乡村文明。这个目标不能走偏。中央提出乡村振兴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建设，乡村振兴也是如此。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回到“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乡村振兴系统建设”的思路上来。不然，乡村振兴会严重走偏。
乡村整体振兴的逻辑关系是：乡土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灵魂，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也是乡村复兴的自信之根，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传承几千年的乡村文化面临着断流的危机。失去传统文化的乡村，不是中国乡村。
乡村治理是前提，修复乡村自治组织、集体组织和合作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大前提。缺乏组织化的乡村，是缺乏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的乡村。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不是单纯的乡村GDP振兴。乡土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在修复文化、修复组织、修复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乡村产业，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做好这三件事背景下的乡村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根的产业，实现乡土文化与乡村经济同步发展。
乡村集体自治组织修复基础上的乡村产业发展，这自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共同富裕的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生态环境修复的乡村产业发展，就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符合“两山理论”的绿色产业。
目前，各地忙于单一产业振兴的思路，如果不调整将会导致乡村振兴严重走偏。面临着如下危机：
一是目前以急功近利的“政府+资本+招商引资”的思路，搞乡村产业，严重违背了乡村产业发展规律，未来将会出现一大批僵死产业;
二是借发展产业为名，搞过激的拆村并居，不仅不能达到产业发展预期，反而会形成农民与政府的对立隐患，形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是以搞工业思路搞农业产业，导致大量土地集中，用于追求高收益产业，会导致一端是粮食安全，另一端是缺乏市场的乡村经济类的产业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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