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一点粗浅思考
一个农村人的思考
最近，笔者学习了一些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或者城市化的文章，其中不少贴近国情、不乏创见，但也有的“言非不辩也”，但“所欲者土地也”、市场资本利润也。后一类文章的作者生在中国，不理解中国文化、不理解中国历史，只被资本利润遮住望眼，用西方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用市场逻辑的方法思考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没有考虑在东西方历史、现实、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应该走不同于西方的由资本主宰、市场逻辑主导的城市化道路。理由如下：
一、“芳林新叶催陈叶”，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未必是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农村的城镇化的动力直接来自于城乡的二元对立产生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则来自于生产力从农业到工业、从个体生产到社会化生产演进的现实需求，来自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企盼的现实要求，来自于生活方式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目前的城乡社会系统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非均衡热力学系统，有对立就有差距，有差距就有张力和势能，有张力就要传递，有势能就要释放，使系统达到动态的均衡状态，实现城乡社会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来顺应这种趋势、实现城乡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二、“他山之石，未必一定攻玉”，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
第一，中国从农村的村落到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当然，单从村镇和大中型城市两端看，呈现的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所言“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见《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这是中国城乡格局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这个农耕文明起源的国家历史传承的结果。农村的城市化仍然不能立马脱离这个特点，搞泾渭分明的、迅速大量消除农村的城市化。第二，中国农村数量庞大，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比。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城市化不可能无视其存在的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根据或者叫合理性而大量的消灭它，搞出西方那样对立的城市和乡村。当然，这不等于要否定合村并点、压缩一定数量“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见中央五部委联合《出台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关键的还是以什么样的思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第三，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祖先们基于单个人无力抗衡恶劣生存环境的现实考量、基于农耕方式对自然(天)的依赖而对天(人格神)的畏惧、崇拜，他们相互之间必然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衍生出以最基本的家庭血缘为单元、以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在早期是氏族部落、后来是国家)为集体核心的社会关系。因着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诞生的思维上天与人合一、信仰上神与祖同源，政治上国与家同构，伦理上忠与孝统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炎黄子孙公大于私、忠高于孝的高度的伦理自觉;塑造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基因，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而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就潜藏在中国农耕历史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和城乡生存格局中。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心理和感情纽带所在。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必然要保持和维护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格，而不是东施效颦，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道路，进而自然而然的接受潜藏在西方城市化道路中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潜移默化地植入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农村的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适的速度。
由以上两点所决定，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慢不得，但也急不得。慢不得，是因为：第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的社会化生产生活已经处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乡之间不应该出现一极衰落、一极兴盛的两极严重对立的格局。太阳之下都有平等接受阳光沐浴的天赋，大地之上都有共同分享资源馈赠的权利，我们应该努力消除资本和市场的自然、自发性所造成的城乡差距，尽力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化与平衡。第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写在了我们党的理想旗帜上的、是铭刻在坚定信仰里的，我们必须为之奋斗不已。快不得，是由上述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决定的，在数量上不能大量消灭、在速度上不能狂飙突进、在预期上不能一蹴而就，而应稳扎稳打，确保行稳致远。
四、“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农村的城镇化是以农业的工业化为前提的，也应该是同步的。
生产方式的提高决定生活方式的改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尽管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有反作用、特别是大中型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但对于农村而言，这种反作用是不明显的)。没有农村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强力发展，仅仅指望通过市场资本运作、通过一家一户的生产积累来推行城镇化，是不可能快速有效推进的，也是会产生不少弊端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经济不可能有雄厚的积累支撑大型的建设，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也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阻碍了农村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发挥。时下，农村城镇化的改造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济方式关系很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公社、代村，他们发挥集体经济办大事的优势，其农村早已实现了城镇化或城市化。
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目前之所以出现乡村的相对衰落和大量的普遍的村庄“空心”现象，根子的原因是什么?从政策措施层面看，根子的原因是没有坚持当初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路线;而是推行了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天然的吸附效应、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大中小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线(不是城镇化)。尽管我们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看不见的手)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从经济哲学理念层面看，根子的原因是违背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物质循环规律”(见何干强《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经济研究和实践应当确立的科学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城乡二元对立理念推行农村城市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552)。长远来看，这种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破坏，一方面带来了城乡自然环境生态的失衡、现在已经扩展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失衡。另一方面不仅带来了城乡经济的失衡、城乡社会的失衡，也潜藏了深刻的社会性危机。
六、“天工人巧日争新”，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要有自己的方法论。
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古老尘封的大门以来，我们在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冲击下，数经跌宕、历尽劫难，但终未被西方同化，而是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样的，作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作为国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村城镇化也要立足国情、同样应该而且也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农村，不应按农村本就稀少的西方国家资本主导下的市场逻辑来推进。这种市场逻辑的方式是：立足于城乡本就对立的所谓先验逻辑，刺激或逼迫农民往大中小城市狂奔，人为地搞城乡二元对立，这种方法对西方国家有效果、也有好处，但对村落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使按此逻辑和方式推进也会是遇到并产生许多问题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欧美城市化逻辑指引的拉美农村城市化的恶果仍然在阻碍着他们这些国家的腾飞(这方面的材料网络上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孔子说“不贰过”，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先行者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后来者的思考和借鉴。
总之，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要坚决消除“凡是市场的就是对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新的“两个凡是”错误理念，坚定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以城乡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主导的、有中国特色的就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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