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道路
——基于西沟经验的讨论
刘燕舞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基于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之所以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而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之所以成功的经济基础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从而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加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研究认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重新组织农民和再造农村社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领办;集体地权实化;职业农民
注：修改稿刊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一、问题的提出
以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为例，本文力图对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议题展开讨论。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何以成功?其成功需要哪些约束条件的支撑?其功能应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与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能体现出理论上的哪些关系?进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中的“农业”、“农民”应如何定位?笔者试图以山东省招远市蚕庄镇西沟村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0]的建设经验调查为例对此展开叙述和讨论。
关于合作社的研究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以篇名“合作社”作为检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能够检索到的CSSCI来源刊物共有1591篇(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是1998年1月5日，发表时间最近的一篇是2019年9月26日)，其中主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文献最多，共有604篇，单篇论文被引频次在200次及以上和100次及以上的分别共有21篇和67篇，发文量和被引量都比较多的学者有张晓山[1][2]、黄祖辉等[3][4]、潘劲[5]、苑鹏[6][7]、赵晓峰等[8][9]，而《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则是发文较多的三大刊。[1]
由此可见，合作社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比较热门的学术议题，研究成果呈现出量多、面广、质高的特点。应该说，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立法方面，还是在助力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很少有讨论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系统研究，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现有研究文献中，潘劲是为数不多且极为敏锐地捕捉到合作社与村两委关系的学者，她指出，在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类型中，由于领办者与村两委融为一体，既可以发挥村两委的政治影响力和行政动员力，又可以发挥合作社的经营效能[10]26-38。此外，则是少数文献相对宽泛地涉及到了农村党建引领、群众路线与合作社经营互促互融的关系[11]83，但是对于党建到底如何引领合作社建设、又如何与合作社发展互促互融则语焉不详。
基于此，笔者试图结合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经验材料，对此深化展开一些讨论。笔者田野调查点位于山东省招远市蚕庄镇西沟村，调查时间自2019年7月6日始，至7月25日结束。资料收集方式主要采用无结构式深度访谈法。
二、解决谁来种地和耕作方便问题：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概况及成立缘由
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事现代化农业种植、生产、储藏、运输、加工和销售等工作。注册资金1300万元。股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村集体投入(冷风库和机械设施)加上农户土地(500亩)，共占股51%;另一部分是由五位职业农民带农业技术及每人10万元现金作为股金投入，合计占股比例是49%。合作社成立后，与之相应配套的是成立了鹏泰农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主要负责合作社农产品的销售。鹏泰农业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了方便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市场，在功能上类似于合作社借以进入市场的“壳”，实际成员特别是领导层的构成与合作社相同。
该农民专业合作社之所以成立，其缘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村庄农地生产的地块十分分散，农民耕作不便。全村约500亩耕地，粗分就可以被分成四类地：100亩优质一类地、100多亩土质、水肥条件都还不错的二类地、200多亩各方面条件欠佳的三类地以及散落的细碎成无数块插花地。这些过于细碎的土地，既不便于连片耕作，也不适合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其次是种地劳动力老龄化严重，这既不适应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也不安全，并带来过一些生产安全隐患。尽管有不少年轻人在村庄的工业企业轮胎厂工作或在村两委工作，但总体来说，与全国趋势相似的是，大量年轻人仍然选择外出务工，当然，因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较好，务工地点主要仍在本地。客观后果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主要以老年农民为主。老年农民因为身体机能衰退、知识积累陈旧等各种原因，越来越难以符合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需要，而使得农村的农业生产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局。例如，开电机、用水泵、接电、精准的肥水管理和田间管理以及越来越现代化的销售工作等，高龄的老年农民都很难胜任。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有几个案例的发生加速了前述考虑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阶段。一个案例是，西沟村当时有一农户秋收玉米，因为年龄大了，在体力上无法完成而需要在村外务工的儿子回来帮忙，恰好当时碰到下雨天，儿子在赶回来帮忙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不仅该农户玉米无法秋收，他还需要去照顾受伤的儿子。另一户案例则是因为年龄大了在开拖拉机到玉米地收割玉米时，不小心出车祸了，并不幸将他自己倒扣在车厢底下而死亡。该村还有一户老年农民则因接电线到田间时触电死亡。还有一户老年农民则是因为从果树上摘果摔下而断腿残疾。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各种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固守在原有模式下，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
再次是相关政策的刺激。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从政策上抛下了定心锚。而2007年完善农地二轮延包政策则为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解决用地问题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实化的集体地权结构与合作社的经济基础
(一)集体地权结构的历史脉络
1985年8月1日，作为蚕庄村的一个自然村的西沟村从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行政村。当时的情况是，西沟村共67户150人，分立出来时共370亩耕地，人均2.47亩。此后，西沟村党政班子持续地带领群众开垦荒地，分立出来时人地匹配的情况因此而固定而不再进行调整，每年新开垦荒地则按人口变动总数均分到新增人口，而对于去世的老人则不需要将其土地调整出来，从而摸索出西沟村的增人增地减人却不减地的模式。开垦荒地一直持续到1993年，总开荒面积120多亩地，加上之前分立出来时的约370亩，共构成今天西沟村500亩耕地的基本格局。西沟村的这一模式，其诀窍就是通过做加法来实现利益的再均衡。它深刻地暗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其特色特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加法的领导者是党;二是承认适度的利益差别存在，因而没有动存量土地。其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则在于通过增量利益部分的均分而实现了利益分配的基本均衡。
(二)集体地权结构的当下坐标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重要的就是土地问题。如何将土地有效地流转集中起来并高效利用事关合作社能否办得成以及能否持续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合作社用地逻辑是，将农地流转集中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流转给大户或公司经营，农民从大户或公司经营中获得土地租金收益或相当于土地租金收益的剩余分配。从地权结构看，土地是一步步从农户到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剥离出来的，为了让大户或公司能“放心”经营，就有必要保持地权的稳定，因而也就需要剥离得越彻底，最终结果是，土地离村集体越来越远，村集体仅仅只在名义享有“所有权”。附着于土地上的“剩余”是随着地权的转移而转移的，当地权结构分离后，离村集体越远，村集体自然就越无法获得土地上的剩余，集体经济也就更加无从谈起。这就好比将巧妇手中的米分离出去后，巧妇不仅无法下锅做饭，也跟饭没有多大关系了。而这几十年中，我们在地权改革方面所探索的主要思路都是如何服务于这一点的。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置，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置，再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本质上都是设计让土地离集体远点，再到离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远点，离大户和农业公司近一点。
西沟村的探索思路刚好与上述一般情况或当下通常情况是相反的。其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如何让土地离集体更近一点，从而在生产资料方面为西沟的集体化道路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或政策宣示明确过，农地不能向村集体流转集中。而西沟村正是发挥了该村党政班子和村民的智慧，积极探索了在地权分置的前提下如何让农地向村集体流转集中的模式。村集体本来就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分离出来的使用权或物权化的承包权属于农户所有，而从承包权基础上进一步分离出来的经营权则可以流转到农户以外的主体，这个主体并没有将村集体排斥出来。西沟村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在流转土地集中时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流转集中到“村集体”中来，从而让“集体”在“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经营权”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将原本被“虚化”的集体“实化”，，这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极其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地权结构的具体安排
有了历史脉络和当下坐标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具体安排土地的流转集中，从而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土地可以经营耕种。
第一，所有土地在“数字”上都重新“收回”并会“打乱”重分。这一点主要是依据第二轮延包政策而实施的具体方案。“数字”主要是“人”和“地”的匹配而非“地块”的“物理”上的匹配调整。这种做法，其实是尊重了农户对农地“承包权”物权权利，也就是说，“地”在物理空间上与原有的“人”的匹配都没有动，这种实践实质上是“地权”的“数字化”探索。它的好处就是在“数字”上调整了现有人口变动即村庄成员权与利益相匹配的办法，核心逻辑仍然是“利益均衡”的思考。
第一步能解决80%农户的土地流转的“忧虑”，但仍有“少数”农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言仍是不愿意的。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步，在“数字”上“利益”均衡后，“物理”上主要针对的难题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些“少数”农户不愿意他们的土地被流转集中的情况。“少数”农户的情况，并非其故意要刁难村里的决策，而是与他们实际的家庭结构和农业经营安排有关。通常来讲，20%的农户就是在前述合作社缘起中之外的情况，这些农户有合适的年龄结构或合适的相匹配的知识结构能从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或者综合条件不适合外出务工而在务农中仍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农民。西沟村的思考是，结合80%的农户的意见和村两委班子对方向的精准把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需要维系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从而不愿意土地被流转集中的情况，村集体不反对，但所选之地村集体有权决定，于是，村集体将那些水源条件不好、道路交通设施不好等各种综合条件都很差的“地”统筹拿出来供那些20%的农户选择;另一种就是，熟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销售等各种现代农业知识体系的农户，可以作为“职业农民”纳入到“合作社”中作为具体的“农业工人”而聘用，从而让他们的“农业知识”资本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得到具体体现。
经过这些运作，剩下的那20%的人最终也愿意他们的农地被流转集中到村集体。最后，西沟村几乎将全村500亩土地全部流转集中到了村集体手中。从而，在当下的地权结构的实践中，实际上实现了村集体在土地上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经营权的统一，而“承包权”仍然被“数字化”地被农户所占有，农户则依据“数字化”的承包权来分享被流转土地所能获得的利益。
四、党支部领办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特点
从形式上看，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由理事会和监事会构成。
理事会是合作社的具体负责的机构，设有理事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刘汝明担任。村两委其他班子成员(一位村主任同时也是村党支部委员，另一位党支部委员)和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玉政(最早入股加入合作社的职业农民之一，实际上也是合作社里具体经营操作层面的总负责人)、会计(村集体财务总监，事实上不仅负责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还负责村两委、鹏泰轮胎厂和鹏泰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的会计工作)和出纳一起为理事会成员。监事会则由三位村民代表担任。监事会的设立，从形式上来说，主要是为了符合法律需要或按照法律设定需要而设置的，在实际运转中，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相较于理事会来说，其作用大致可以忽略。
合作社组织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其成员基本上都统属于西沟村集体，属于村集体总体里的一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正是这样，所有合作社的成员，包括职业农民，以及在监事会和理事会负责的人，因为大部分同时是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办工业鹏泰轮胎厂职员，他们都只拿一份工资收入，这份工资收入对应的都是村集体，而非具体的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因为，按照单一的科层制体系里对应的职员来看的话，理论上，所有这些成员都可以同时获得几份收入，例如：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合作社具体负责人的职业农民，至少就可以从理论上获得两份收入(合作社经营的职员收入和农业公司总经理的收入)，但他实际上每年就是包干获得一份工资收入;在合作社理事会担任职务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因为同时又是轮胎厂管理层的主要干部，他们实际上也只获得轮胎厂一份工资收入，从理论上来说，就合作社而言，他们的工作性质其实相当于是“义务”劳动。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这样去区分，而是都将他们自己定位为集体里的一员，所承担的任务只有轻、重、多、少之分，而没有所谓工资一份、两份或多份之分。所以，在西沟村，人员的打通使用和工资的打通使用，与生产资料的打通使用和分配的打通使用，全部都是“打通”的，这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质，而其中糅合的个人魅力、传统道德等各方面的约束，恰恰是“中国化”的特点。这些也是合作社可以取得成功的组织结构原因之一。
合作社组织结构的特点之二，就是党的领导作用。村党支部成员几乎是“平移”的方式悉数进入合作社理事会，党支部书记同时是合作社理事会的理事长，这有助于将党支部的决策意图贯彻到合作社中。但是，党的领导作用在合作社中仅仅是统揽一切和协调各方，而非具体参与生产、销售等直接的专业性的农业生产经营环节。实际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和销售的是职业农民王玉政。
党支部的领导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划方面;二是分配方面;三是中间各环节的协调和监管方面。从规划方面来说，其实就是合作社每年经营的开头部分，由合作社具体负责的职业农民王玉政报出书面的具体方案，方案主要包括该年度的投入、种植品种、市场行情的预估、收入的预估以及人财物的大致匹配安排及其管理等等。方案提出来后，送交党支部和村委会讨论审议，参与者不仅限于支部委员和村委委员，还包括能正常参会的其他党员。大家就方案中诸项特别是种植规划、市场行情把握和市场预期展开充分的讨论，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预期的风险进行建言。例如，哪些作物类别和品种最近几年市场行情都很好，是不是当年减少一些种植面积，而哪些作物品种最近几年都在亏损，当年是否需要调增种植面积。在充分讨论酝酿并审议通过后，合作社的职业农民则按照方案具体实施。从分配方面来说，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开会讨论方案定好分配原则以及分配的具体条块去向，最终再由村党支部书记拍板决定，这一环节主要体现的是对合作社经营的结果管理。
规划和分配两个环节，实质都是“搭台子”的环节，而中间的生产销售等具体过程环节属于“唱戏”部分，村党支部不具体参与，也即他们所定位的“只搭台，不唱戏”，但是“不唱戏”不等于“不看戏”，并非对中间环节完全撒手不管。当中间环节遇到困难时，合作社负责的职业农民可以向村党支部反映并寻求帮助，村党支部则尽力协调。例如，2012年种植大姜，丰收之后却遇到市场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当时投入成本每斤约1.5元，总收成有80万斤，而市场价只有0.5元每斤，意味着至少要亏损80万元以上。如果仅靠职业农民去应对市场突来的风险，当年仅大姜一项种植即可将合作社亏损至垮。最后，村党支部主动协调市场销售，通过各种渠道找路子，终于找到一家深加工姜汁养生酒的企业收购大姜，才克服风险度过难关。
职业农民的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懂技术、会生产、能销售等基本能力外，他们还需要承担很多细碎化和精细化的专业管理工作，这些专业的管理工作恰恰是最有“弹性”的，也是“模糊空间”最大的，而这些往往不可能由村党支部的干部或党员来完成。例如摘苹果，一天一个劳动力能干多少活且能干好，职业农民最清楚，他在田间地头一线盯着就会充分配置好资源。比方说工资结算，是按一天结算还是按一棵树或一亩地包干结算就有讲究。一般而言，从市场角度看，包干效果最好，因为按天算就会容易有磨洋工的情况。但是，实际情况是，包干的效果会最差。一旦包干，因为工资已经固定了，零工就会图快而非像按天算那样图慢，一旦图块，放苹果时就不会轻拿轻放，摘的时候动作也会粗暴一些，这样的后果就是苹果的残果会很多。在活干了但没干好和活干了但干得太慢之间的“弹性”和“模糊”，其实就是“专业”，这种情况下，职业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
五、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与收益
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在当地，即使放在全国语境中来说，其运行都是相当成功的范例。因此，详细考察该合作社的生产安排，以及具体的销售收入，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下和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
土豆的成本投入主要包括：人工工资亩均1100-1200元;种子亩均330元，每亩需下种约220斤，每斤种子价格约1.5元;肥料主要是有机肥，亩均360元;深翻杀菌亩均60元;地膜亩均100元，每亩约需2块地膜，每块地膜价格50元;机械油耗(柴油)亩均110元。此外，作为福利分配，全村按人口分，每人每年发放20斤，收时发放5斤，下半年中间一次发放5斤，春节发放10斤，全村约需6000斤。冷风库用电因为将剩余不需要用到的库眼(总共有20个库眼)出租给外村村民从而可以获得租金收入(每年15.0万元)，因而基本上没有将用电成本计入(每年冷风库总用电成本约2.0万元，冷风库的租金还能节余出13.0万元)。如此比较详细地核算后，土豆亩均利润约3480元，总利润在41.76万元。因为有冷风库的储藏调节，可以灵活调整出库时间以获得较好的市场价格，所以，土豆的年收入基本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地瓜有5个品种，包括烟薯25和济薯26共40亩，紫罗兰少量耕种，西瓜红属于试种，苏薯8号50多亩。烟薯25和济薯26的投入成本，包括种子每亩约1100-1200元，有机肥每亩170元，柴油在100-120元每亩不等，人工工资1600元每亩，杀菌70元每亩，膜每亩100元。
大姜投入成本高，每亩姜种就需要约850斤，每斤种子价格2.5元，一亩的种子成本约2100元。因为无法使用机械播种，需要人工精细地一颗一颗得插在土里，导致人工工资每亩在6200元左右，此外，高钾肥的投入每亩约需5200元，杀菌在600-700元左右，遮阴网每亩投入约600元，柴油约330元每亩。总成本投入下来每亩约1.5万元。也正是因此，大姜作物的风险也很高。销售价格最高的时候也有达到过7元每斤，最低的时候有跌破1元每斤的情况(即前述例子中后来通过加工姜汁酒而避开了风险的那次)，当然，一般情况而言，大姜价格约在2元每斤。早期因为价格好，没有遭遇灭顶之灾式的风险的时候，大姜多的时候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经历一次灭顶之灾式的风险后，村党支部和合作社商议规划不再盲目扩大面积，从而尽量分散风险。
因为苹果在烟台种植面积总体较大，因此，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规划苹果种植面积就相对较小，仅有20亩烟富10。苹果的投入成本也很高，与大姜相似，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特别是套袋一类工作需要大量劳力投入，亩均成本所有的加起来在1.0万元左右。小麦和玉米几乎不赚钱，但也不会亏本，价格波动不大，投入、产出、收益都比较稳定。苗木和雪松则是刚开始投入，需要五年才能进入市场销售并预期有相对较好的价格，但目前几乎是纯投入。
所以，上述所有农业种植的纯收入在90-100万元之间。进一步地，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上述人工成本仅仅只是指支付的零工的工资，而不包括在合作社专职生产、销售、管理的职业农民的工资和会计、出纳的工资，其中，合作社具体负总责的职业农民王玉政的年薪是8万元，另外两位职业农民(包括一位与王玉政工作性质类似但不负总责的职业农民和一位专职的拖拉机等机械师)的工资年薪分别为7.5万元、5.0万元，合作社出纳的工资年薪4.0万元，会计的工资7.2万元每年。这些人的工资每年总共需要支出26.7万元。如果从合作社中支出的话，那么，合作社每年的利润盈余大致只能维持在60—75万元之间。如果再进一步扣除设备折旧等各种费用，实际利润数字比这还要低一些。比较保守的估计是，铆足劲，在市场行情不出现特别大的风险的情况下，合作社每年的利润当在60万元上下。如果平摊稀释到每亩土地上，这意味着每亩利润约在1500元。这个数字，实际上也符合农民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自己耕种所得利润的大致情况。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专职人员的工资支付实际上是由西沟村集体工业企业鹏泰轮胎厂的收入支付的。因此，从账面上看，合作社的利润也就仍然比较可观。
当然，政府部门以及当地农业科研机构也有一些补贴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例如水肥一体化项目试验获得10万元补贴，地瓜高效栽培项目获得了6.5万元补贴，土壤有机质提升获得了10万元补贴，大姜项目作为高效农作物项目获得了100万元的大额资助，但实际财务到账只有51.6万元。这些是截止到笔者调查时，合作社所获得的所有村集体以外的补贴支持。其他诸如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则基本都是近十几年来国家持续的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投入，合作社仅需支出维护成本。
通过这些细致的核算工作，笔者想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所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功能定位的重点不应该是为农民增收方面。也就是说，不管人们如何花样翻新，农业剩余始终是相对固定的。鹏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种类主要还是经济作物类，如果以全国的情况来看，粮食作物的耕种当然是最主要的，而其剩余比起经济作物而言还要更少一些。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在当下和未来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我们后文将会延此思路做进一步讨论。
六、合作社的剩余分配与确保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
合作社自成立之初至今，除了初始一两年没有多少盈利和2012年遭遇大姜市场风险而安稳度过危机后，其余各年份基本都属于“盈利”状态。如何分配合作社经营农业所积累的剩余，就非常关键。它不仅关系着合作社能否继续运转，也关系着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的具体期待能否落地。
在分配的原则上，村党支部的考虑是，农村人口不像城市居民或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有较为完备的社保，农民唯一的保障就是土地。所以，合作社剩余分配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体现其社会保障的功能。应该说，西沟村抓住了分配原则的第一关键。因为，在当下，只要农地不能非农使用，只要其仍然维持农业生产功能，其增殖收益就是相对有限和稳定的。在这一背景下，土地在农村更多充当的就是社会保障功能。
合作社剩余分配的第二原则就是要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按股每年将剩余全部分光从而让农民短期内更有明显的获得感还是要留足积累用于后续发展?对此，村党支部的原则是，必须要留够足够的积累从而逐步让合作社自身具备造血功能。他们秉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首先是求稳，宁可少赚也要争取不亏损尤其是不能出现亏损至垮的情况;其次才是追求稳的基础上发展，发展不设上限，而求稳必须有下限。
合作社分配的第三原则是，不仅分配收益，理论上也需明白无误地告诉村民，还需分配风险。实践过程中，合作社力求稳中有发展，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不出任何风险，一旦出现类似2012年那样的大姜种植的巨大市场风险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办法可想的情况下，也需要共同分担风险。事实上，之所以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与此高度相关。一般而言，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特性本身就具有高风险性、季节性、时效性、空间分散性、规模局限性、分散经营的弱势性等特征[12]80。因此，尽管合作社成立至今十多年里，从未出现过分配风险的情况，但是，在村党支部领导和确立的这条原则下，村民都十分清楚，如果出现不可逆的风险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承担。
为了确保第三条原则里的风险尽可能不出现，就必须要坚持前述第二条原则，而要坚持好前述第二条原则，事实上就必须要对第一条原则的清楚定位有充分清醒的认知和把握。三条原则同时要坚持好，就必须要在具体操作层面做到量入为出并有剩余积累用于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一方面，积累可以用于稳定的投资。例如，冷风库的升级改造，总共投入花费38万元，改造之后，节余的库眼就可以租给更多有需要的农户或企业主，从而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而这38万元并没有从轮胎厂里拿钱，这表明合作社已经具备造血功能了。苗木和雪松的投入合计33.6万，也是来自于合作社的积累。另一方面，反过来说，积累剩余又可以用于调节风险。因此，分配方案除了分配所得，也要分配潜在的所失，既分配收益，也分配风险。如果分光殆尽，一次风险就是灭顶之灾，合作社就垮掉了。看似积累是积累，风险是风险，但转换思路看，当将积累剩余也当做是风险来分配的时候，仍然是在分配。这其实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分配哲学在西沟村的智慧体现。合作社后来刚开始的几年的资金实际上全部都留作了合作社的积累，有了积累就有了造血功能，反过来也能输血。
有了对前述三条原则的确定坚持以及对三条原则辩证关系的精准把握，最终在操作层面的具体分配方案上，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各方都能比较容易达成一个互相都能接受的实施方案。这一方案就是：60岁以下的不参与分配，60岁及以上的参与分配。随着年龄上升而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的作为弱势者的老年人，就成了合作社剩余分配的杠杆，当然也是村集体剩余分配的杠杆。而具有劳动力的年轻人实际上就成了合作社积累的杠杆，实质上也是村集体积累的杠杆。
在具体分配方式上，合作社规定，凡西沟村民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每年发放2400元，即每月200元，按季度一年共发放四次。目前全村共有符合条件的老人54人。每次发放均为现金，且需要老人亲自到村部财务室领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干部负责亲自接送，目的就是让村民通过这种仪式感来增强分配的获得感，从而让老人有盼头，也能借此教育年轻人。从2019年开始，合作社新增了一项分配福利，即凡是年满65岁及以上的西沟村老人，每天均可到村办夕阳食堂免费吃中餐。事实上，分配方式定好后，在合作社成立当年就开始了分配，当年因为合作社还没有盈利，所分配的钱就从村轮胎厂的积累剩余里支出。后来有一年轮胎厂因为当时销售终端地的环保督察问题，导致某销售终端地的铁矿生产关停，使得轮胎销售受到很大影响，轮胎厂亦面临暂时困境时，就从合作社的剩余里面拿出一笔钱支持轮胎厂度过难关。
七、讨论：西沟经验的一般意义
行文至此，笔者将继续从两个层面对合作社建设的西沟经验的一般意义做进一步讨论。(一)走中国特色的集体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道路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方面，西沟村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走中国特色的集体化道路，“集体”是体现西沟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核心因素。它表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具体环节的良好配合过程中。
(1)农地集体所有权实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合作社重在“合作”，而“合作”就是一种“集体”联结的过程，所联结的过程的结果的具体状态或组织形态就是“合作社”。一定的组织形态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就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产生种种张力。就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农地及其制度配置，就是合作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既然合作社是“集体”联结的过程，那么，其建设就必须有相应的体现“集体”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在农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这个“集体”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农地的集体所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能正常经营运转，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就必须实化，也即村集体这一大集体或合作社这一小集体(如果是以全村和全体村民为单位，大小集体就是合一的)要能够对农地具有实质性的支配权、处置权、使用权或经营权。
在这一点上，西沟经验的一般意义就在于，村民仍然保留了农地的承包权，且村民依据承包权参与了村集体剩余的分配，本质上对村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集体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从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2)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村党支部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农村的最根本特征的具体体现。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不是空泛的说辞，要取得指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效，它必须要落地并需要有具体抓手。因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本就应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领办，是指党支部领导合作社办，不是党支部亲自操办。这就好比一艘航船，领导的呈现方式是定盘子(掌舵)和定航向(校准方向)，而不是划桨(亲自操办)。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领导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方面。
规划使得合作社的经营带有一定的计划性，从源头上集思广益，而非完全放任市场自发或无序经营。同时，规划的前提是在职业农民的具体谋划下所制定的方案，这些方案本身不仅没有排斥市场，恰恰又是与市场相衔接的。有了职业农民对接市场环节的把关，村党支部在规划环节中就只需要核准大致方向而无需干预到微观具体环节。
同样，在分配方面，村党支部的领导主要体现了村集体对集体剩余分配和调节的作用。其最高原则是确保所有剩余的分配不溢出村庄，而留在村集体内部。这与其他公司+农户或公司+合作社的模式完全不同。特别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所积累的剩余也只是村集体所有剩余的构成部分之一，而并非全部，它与集体剩余其他构成部分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根据村党支部领导的原则，来安排“打通”使用。这种机制的好处是，不仅充分增加了合作社运营时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合作社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简言之，合作社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也不仅仅是合作社自己所要面对的风险，同时也是村集体需要面对的风险，村集体在党的领导下，就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分配剩余的同时分配风险，从而更能应对风险。
当然，重点抓好规划和分配后，村党支部领导在不介入具体生产、销售、田间管理环节的前提下，并不是对生产、销售、田间管理环节完全“睁眼瞎”即彻底放任。事实上，仅靠职业农民，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解决农业生产、销售和田间管理中的95%的事情，且只有他们的专业水平能管理好和经营好这95%。问题在于，合作社总会在一定的时候遇到有5%的事情是依靠他们的力量解决不了的。例如前述大姜种植2012年所遭遇的那种巨大风险。又比如合作社灌溉所需要的水库建设，所投入资金可以依靠合作社解决，但涉及土地、利益调配等需要与千家万户小农对接的事情，就必须要村党支部来领导解决。因此，村党支部的领导就还体现在这5%的事情的协调和监管上。总而言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脱离农村具体的社会结构，而村庄虽小，亦有如治国，同样是五脏俱全地涉及到东南西北中的方方面面，能够协调各方、管好一切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成功建设的最重要的上层建筑。
(二)合作社的功能定位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
有了前述讨论和把握，就有助于我们讨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到底应该如何定位。从我们前文叙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和销售详情来看，增收如果不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也不是一个重要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以及土地使用等仍然限定在“农业”上而不是“非农使用”上，土地里面所生产出的毕竟都只是农产品而不是什么“金娃娃”，所以，附着于其上的利润总体而言仍是有限的。适当增收也许是可能的，但那种想大规模增收甚至期待依靠合作社这种经营方式转变就可以带领农民致富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此前已有许多学者论证过，如朋文欢、黄祖辉认为，合作社并不必然提高社员收入[13]57。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与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即主要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1)推动农业现代化
首要解决的是地有人种且耕作方便。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农民，绝大部分更愿意留在城市。即使在城市无法安居，但只要能够暂时乐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返乡。这一客观情况所导致的后果是，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老龄化，加上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耕作不便，使得老龄人口种地更加艰难，从而造成新的抛荒情况。从西沟的经验来看，其一般意义在于，关键一点就是可以依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来解决谁来种地以及耕作方便的问题，而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人力基础，舍此，都是空谈。
其次是对接现代农业科技和现代农村品市场。农业要现代化，其关键标志就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产品市场现代化。单家独户的农民无法成规模地对接现代农业科技，也无法有效接受各种农业科技培训。同样，单一农户也无法有效对接现代市场。特别是互联网+等农村新业态出现后，涉及网络技术、市场信息捕捉、移动支付、乃至农业金融等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单一农户尤其是知识体系相对陈旧的老龄农民是无法应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聘请和培训现代职业农民，可以更好地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
其三是对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现代农业的扶持。新时代，国家扶持农业不可能继续沿用原来撒胡椒面的方式，将财政资源普惠性地稀释到千万个单个农户家庭，从而没有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支农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可以成为国家扶持现代农业的对接组织，且通过合作社这一杠杆，可以激活农村集体，从而让农村集体经济真正发展起来，进而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集体经济基础。
(2)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最终关键还是在于农民是否现代化，也即人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农村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就农民而言，首要一点就是如何将他们纳入现代职业体系。也即是说，农村和城市只是物理上的空间分布不同，而不再是制度或文化上的鸿沟差异，而农民和市民也只是职业上的不同，都属于现代职业体系中的一种“职业身份”，而非原来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制度身份”和“文化身份”。
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农民成为职业农民，其含义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口，既可以从事现代农业，也可以进入城市从事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他们不仅可以在原籍地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化工作，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化工作，即一些学者所说的“农民农”[14]52-53。所以，农村现代化的最终标志应该是，一切在户籍原籍地从事农业的“传统农民”、在户籍以外地方从事农业的“农民农”以及在户籍原籍和外籍地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的“农民工”都统属于现代化意义上的“职业农民”。
如此一来，是否取消户籍制度将变得无关紧要。只要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了，城乡职业体系打通了，农民本身现代化了，乡村振兴也就有望取得巨大成功了。而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仅依靠原有的组织体系,不管是从现实来看,还是从历史来看,都难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某种程度上就充当了孕育“现代农民”或“职业农民”的孵化器作用。合作社一方面是将职业农民直接纳入了现代职业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将既没进城务工，又没在村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因为各方面原因而留村的人口，组织起来重新集体化。前者相当于再造“农民”，后者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分配合作社剩余和风险的过程而重新组织农民、再造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以西沟而论，其经验的一般意义还在于，村庄中的强者进入城市或农村的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农村农业或城市市郊地区农业系统就业，他们成为现代化农村中的经济剩余积累的贡献者。而在强者之外的一切弱势群体，特别是以老年人为主要特征的弱者，则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杠杆分享了经济剩余的分配。弱者分享了社会的再分配，强者充分进入现代职业体系就业，就可以避免养懒汉的不良后果。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接受村庄剩余再分配的过程，既有经济意义，也有社会意义，更有文化意义，反过来又促进了村庄秩序的善治，并进一步又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最大程度地减少麻烦，极大地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从而保证合作社的正常运营和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由此而形成的这种良好的自循环体系，是西沟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成功并极而言之西沟其他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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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流辉.“农民农”：流动农民的异地职业化[J].决策，2014(1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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