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运用毛泽东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十个问题：1，用毛泽东“国情”思想破解《规划》“接地气”问题;2，用毛泽东“人民当家做主”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体制”问题;3，用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力量之源”问题;4，用毛泽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产业结构”问题;5，用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破解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结合与发展”问题;6，用毛泽东“八字宪法”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农业生产要素整合”问题;7，用毛泽东“工农并举”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城镇化”问题;8，用毛泽东“二为”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乡村“文化重塑”问题。9，用毛泽东“党是领导核心”思想破解乡村振兴“领导核心”问题。10，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典型引路”问题。集体主义是上述十个问题的核心和主线，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做了乡村振兴的主人，乡村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毛泽东思想基本国情集体主义大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2018年2月4日，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同年9月份，公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以下简称《规划》)。党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明确指出：“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2然而要把《规划》真正落到实处，让它在乡村广阔天地里落地生根开花，《规划》制定必须符合国情，同时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规划》落实的十个问题。回顾历史，在毛泽东思想中，这十个问题都有理论答案，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都取得都得了前无古人的业绩，这些业绩至今还在“三农”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农民运动之王”，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和极为透彻的了解。我们应该运用毛泽东思想破解乡村振兴面临的十个问题。
第一，用毛泽东“国情”思想破解乡村振兴《规划》“接地气”问题。
毛泽东讲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今天，准确认识国情仍是我们制定和实施乡村战略规划的基本依据和准确切入点。但国情又是分基本国情和派生国情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原理进一步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4很显然，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相统一的生产力经济关系发展规律中所判断的国情是基本国情，而从理性的“社会变迁”和正义的“政治变革”中判断的国情都是派生国情，基本国情是派生国情的“终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从原始经济发展到自然经济、再发展到商品经济，这是生产力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国情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时间的生产力经济关系发展所处的基本状态。从历史纵向发展看，当前中国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自然经济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以自给自足规律为主导规律、以简单再生产为主导方式的经济形态。所谓商品经济就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产业、以剩余价值规律为主导规律、以扩大再生产为主导生产方式的经济形态。
“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接着，毛泽东又说到，“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5这两句话虽然没有明确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概念，却包含了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6这段话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用语，但“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还是表达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含义。在毛泽东著作里多次提到“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农业国”和“工业国”是非常重视的。
基本国情决定派生国情。“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亿人口，几亿农民”“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义制度”等都是派生国情。
党的十三大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执政界，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成中国的基本国情。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范畴，不是中国基本国情，而是由基本国情产生的派生国情。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而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极原因”。“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基本国情从明朝末期就开始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十年社会主义历程中依然存在，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存在，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还产生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国情，也就是我国大部分乡村正处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状态。老百姓进行的农业经济基本上还处于由自给自足规律主导的简单再生产状态，有的已沦为萎缩再生产。乡村农业资源被商品经济强势吸收，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土地撂荒，土壤肥力严重流失，被商品经济冲击的七零八落，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外在反映。乡村振兴如果不面对“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问题，不研究“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不研究“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运动机理的问题，《规划》很难接地气。
第二，用毛泽东“人民当家做主”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体制”问题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有经济体制问题，其本质都是“利益规律驾驭生产力经济规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人民利益，就是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现在，中国“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所面临的基本国情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就是“人民利益规律驾驭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就是“人民利益规律驾驭农业国向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合作社、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等等，都是人民利益驾驭经济发展规律的力量，既要驾驭自然经济，也要商品经济，更要驾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范畴内，要着力驾驭剩余价值规律，让剩余价值规律驯服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让商品经济经济成为“经世济民”的人民经济。否则，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形成的强大驾驭力量，剩余价值规律就要变成人民的血泪规律，社会主义时代的商品经济就要变成资本化“拜金主义”的经济。
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通过集体体制的强大力量改造乡村“自然经济”，使之与商品经济形成有效融合机理。驾驭剩余价值规律，让剩余价值规律驯服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使农民聚生更大的自力更生力量，自我解决“三农”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包含着“人民利益规律驾驭经济发展规律”的含义，尽管我们每天一出家门就踏进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是经济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在剩余价值规律主导下，商品交换对商品生产产生反作用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商品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竟争规律等都是剩余价值规律的派生规律。市场经济被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用“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进行一番捆绑、在中国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后，就变成否定人民利益、撕裂人民利益体制、撕裂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屠刀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规律引诱下，处于自然经济结构中的乡村芸芸众生一头扎进了“钱眼里”，农业资源被商品经济强盗般地吸收，给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伪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利器，与毛泽东思想“人民利益规律驾驭经济规律”的经济体制是水火不容的。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国家管理的范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范畴，两者之间就是驾驭被驾驭、管理被管理的关系，也就是“人民利益规律驾驭经济规律”，经世济民、管理社会是国家的天然职责。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商品经济范畴内，计划经济要紧紧牵制住剩余价值规律的“牛鼻子”，使其驯服地为劳动阶级全面发展服务。没有国家的有效管理，就没有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说白了，主导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规律犹如“远古蛮荒之水”，计划经济就是“大禹治水”。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我们应该根据毛泽东“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完善“人民利益规律驾驭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体制。
第三，用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力量之源”问题
落实《规划》最关键的问题是“靠谁干”和“如何干”。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又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者。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他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之所以敢欺负我们，就在于我们的民众处于无政府状态。”7同样道理，乡村振兴最深厚的力量之源也存在于全国农民之中。建国初期，重工业几近为零，农业几乎在“穷山恶水”中挣扎着，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无政府主义的民众如果不形成强大的合力是无法改变“穷山恶水”自然条件的。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将“一盘散砂”的农民组织起来，拧成了“绳子”，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生力量。改天换地，兴修水利、大干农业，有力地改变了穷山恶水的自然条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发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又成了一盘散砂，中断了乡村振兴的道路。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只能取得暂时短期的效益，丝毫不能解决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脆弱性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小农经济生长出来的“小农文化”直接导致个人私欲膨胀。“一盘散沙”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众是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生产长期面临的“穷山恶水”问题的，现在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
集体主义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内容，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集体力量，解决经济、文化、道德等多方难点问题，才能将《规划》通过农民的劳动真正落到实处。
第四，用毛泽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产业结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已手中。”还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8很显然，“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农民增收是重要问题。
我国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只有十八亿亩耕地，既便所有的耕地满负荷种粮，粮食安全仍然在危险的边缘线上挣扎。但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的需求仍呈刚性增长，却是不可逆转的态势，粮食安全始终都是国家不敢掉以轻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乡村百姓，“钱”是核心问题，“粮”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有“钱”可以买粮。国家的“粮”与农民的“钱”的矛盾始终是乡村振兴的难点问题和矛盾问题。早在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就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9的论断，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粮”与“钱”的关系。毛泽东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亲眼目睹过由于粮食匮乏而导致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熟知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根源虽然大都是朝廷腐败，但直接起因却是粮食。“以粮为纲”是毛泽东经历了切肤之痛而得出的结论。如果笼统地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规划》落实过程中，到最后恐怕只剩下“钱”了。
第五，用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破解乡村振兴“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结合发展”问题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是基本国情，由此也决定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农业的基本标志就是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使劳动人民对土地经营逐步走上精耕细作之路。“精耕细作”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华，曾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现代化”是这样定义的：“就是通过发展农用工业，增加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条件，使农业成为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产业。”10这是当时用最时髦的“市场化”来定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其内在要义就是不论是“现代物质技术装备”还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资源，都应由市场配置，“农业生产率”也是以市场上“挣钱”为标准的。
挣钱多就多种地，挣钱少就少种地，不挣钱就不种地，啥挣钱就种啥。国内外的“市场经济学派”们就是用这样的“价值规律”来设计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这是本末倒置的设计。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标准是“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和科学管理化”11，没有“市场化”这一项。可这农业现代化理论到了中国就有“市场化”了。在发达国家里，粮食和住房是不容许在市场上炒作牟利的，在市场上炒作粮食和住房是要被判刑的。“市场经济”本来属于“经济再生产”的范畴，但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在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同“私有化”、“全球化”、“资本化”、“利润化”绑在一块了，成为“万能经济”。实行“大包干”，把农业推给市场，期望通过市场经济刺激农民的私利性来解决农业粮食生产问题，结果却使农业基础更加脆弱。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水利设施严重损坏，庄稼秸杆和农家肥不能还田，強壮劳动力都“奔钱”而去了，农田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实践证明：靠“利润化”、“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化”是解决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旦粮食出现问题，无论盖起多少高楼大厦，无论栽了多少金贵的果树，无论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多高，无论铺了多少高铁，无论搞了多少“挣钱”产业，都将化为乌有，都得回过头来重新搞农业。
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用“市场化”来定义，必须以农业“自然再生产”规律进行定义。其实，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12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3这是毛泽东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
化”的内容。从后来的农业发展实践来看，那个时候的“农业现代化”是指“集体化、机械化、电力化、水利化、良种化、化学化、有机肥化”，由于这“几化”都是紧紧围绕“自然再生产”的核心要素进行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从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到毛泽东主席逝世，基本上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中国人民“吃饭问题”。
“民以食为天”，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规律。其它一切规律，无论是经济规律，还是政治规律，还是文化规律，或是战争规律，或是今天的商品经济规律，等等，都是它的派生规律。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关键在于农业。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为规律的产业。其中，自然再生产是农业第一规律，经济再生产是农业第二规律，社会再生产是第三规律。本文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就是以“自然再生产”规律为核心，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优化劳动力、机械、生态、水利、良种和土地营养等基础要素配置，实现“精耕细作化、集约经营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第六，用毛泽东“农业八字宪法”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农业要素整合”问题
农业就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等产业形式。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物本身。但无论什么样的农业，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农业，其核心问题都是在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下，将土地营养、空气营养和水质营养通过种子生长转换成直接的植物产品和相关联的动物产品，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所需的能量。农业，离开了“光合作用、气象变化、土地营养、空气营养、水利营养和优良品种”这些基本要素，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谓农业“精耕细作”就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为目标、以提高耕作技术为基础、以实现‘动物和植物’之间营养的良性循环为保障的农业耕耘方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生产仍然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
人多地少，要保障粮食供应，提高粮食单产是主要办法，而提高粮食单产主要途径就是“精耕细作，实行连耕”。“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的核心。
毛泽东在1958年就针对农业现代化就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14。八个字的具体含义是：土是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是合理施肥，水是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是田间管理，工是工具改革。“农业八字宪法”是农业综合技术的高度总结，准确的指明了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着力点。大办农业水利，加強农田建设，搞好有机肥料还田，保证
足够的劳动力，形成农业“自然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才是现代农业科学理论和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于农业着力点偏离了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要点，土地掠夺经营，土壤肥力下降，许多土地被撂荒，农业生产力的要素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在短时间內很难恢复的，粮食生产必将出现长时间的、大面积的、塌方式的减产。一些学者和官员用“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否定“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用挣钱的水果、花卉、蔬菜、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房地产等否定不挣钱的粮食生产，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入误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应该是：以“精耕细作”为根本，以集体化发展为规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和运用现代管理手段装备农业，不断满足中国人民日益提高的粮食需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社会化和可持续化的农业发展之路。如果农业现代化解决不了中国人民“吃饭”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问题，再“高明”的“现代化”都等于零。粮食安全是做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定海神针”。在乡村振兴中，粮食安全是搞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根基”。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即使粮食价值只占社会总价值的百分之零点几，但粮食的使用价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粮食永远都是“宝中宝”。
第七，用毛泽东“工农并举”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城镇化”问题
《规划》中多处提到城镇化的问题。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与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也是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实际上，新中国开始的工业化，农业也就开始城镇化了。农业人口也不断向城市转移，不仅城市扩大，城市与乡村相衔接的城镇也得以扩大。由于这一过程坚持了毛泽东“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5的方针，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中国农业不仅支撑了中国成为世界上六大之一的工业国，还支撑了在工业化引领下的有序又快又好的城镇化发展，而且农业自身还得以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包干”，农民也开始了自由而无序的流动，大城市急速扩张，小城镇也开始膨胀，从事农业第一线的优秀劳动力急剧减少，责任田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了。由于劳动力减少，许多农户不在进行养殖，种植与养殖形不成良性循环。同时，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也把宝贵的人粪尿带到了城市，在下水道里变成了污秽浊水;在掠夺性经营中，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地沙化严重;过度依赖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农产品严重污染。乡村振兴需要人，稳定乡村劳动力是关键问题。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乡村就难以振兴。应该按照毛
泽东“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农轻重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农村城镇化速度应该与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速度相适应，城镇化不应该为城镇化而城镇化，人口非农化转移应该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有步骤进行转移。“任其自流”的城镇化，农业肯定要出事。另外，为了保证农业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应该“送城镇化基础设施”下乡，对乡村应进行就地城镇化改造，稳定农村劳动力,停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流动，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八，用毛泽东“二为方针”和“两个标准”文艺思想破解乡村振兴“文化重塑”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乡村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改革开放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影视还是文学作品，以红色文化为主旋律，歌唱毛泽东，歌唱共产党，讴歌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战斗历史，讴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英雄史诗。特别是特别是毛泽东倡导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象五根擎天柱，撑起了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大厦，影响至今。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阶段。“大包干”之后，中小学课本中陆续取消了英雄课文和伟人文章，有的红色作品被扣上极“左”路线的帽子，港澳台大量低俗、糟粕的糜烂之音和各种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文化盛行于乡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沦为经济的奴仆，传统文化衰落，“拜金主义”成为主流思潮;部分村民集体意识淡漠，责任意识淡化，价值取向、道德观念错位；比富摆阔、婚丧大办、薄养厚葬、黄赌毒之风在农村还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乡村文化走进了前所未有的低潮。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应该运用毛泽东“二为方针”和“两个标准”文艺思想重塑乡村文化。
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6而后又把这句话概括为：“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17，这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二为方针”。“群众”、“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在《讲话》里是同义词。
重塑乡村文化应立足于农民群众，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立足于乡村振兴。中国拥有63万多个乡村，每一个乡村、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川、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家庭都有故事。在中国，无论是老子、孔子、墨子，还是道派、儒派、阴阳派。他们的思想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源渊
都来自于浩如烟海的老百姓故事，都是对浩如烟海的百姓故事的提炼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许多流派。取其精华，去其粕糟，就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性，培育了中国社会的一致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2013年12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文认为：“望得见的山、看得见的水”属于乡村文化外在的“形”，应包含于“乡土”概念之中；而“记得住的乡愁”则属于乡村文化内在的“韵”，集中表现为农耕文明、非物遗产、民风民俗。我们既要保护好青山绿水、传统村落、文物古迹，民间艺术、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以保留“乡愁”味道，让农民更加看重“乡土美”而留在农村。百姓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离开百姓的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的文艺，才能得到百姓的喜爱和赞赏，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重塑乡村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毛泽东在《讲话》里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8并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9文化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必须讲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文化要通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要运用毛泽东倡导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为方针”和“两个标准”重塑乡村文化。
第九，用毛泽东“党的核心领导”思想破解乡村振兴“领导核心”问题。
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喧嚣声中，广大乡村实施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当一部分村匪乡霸和黑社会势力通过“贿选，恐选，抢选”当上了村干部，这些人“个人利益第一”，自立山头，公然与党组织对抗，削弱了党对农村的领导，党的建设出现了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许多乡村被他们折腾的乌烟瘴气，农村各项事业凋零，广大农民极为不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的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建党”等观点。特别是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1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供了组织保障。坚持党对乡村振兴的核心领导作用，是党、国家、人民、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在，幸福生活所在。
党对乡村振兴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党对乡村振兴方向的领导。乡村振兴就是农村各项事业的振兴，也是广大农民的梦想。党支部就是各个乡村的战斗堡垒，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方向至关重要。特别要用毛主席提倡的“集体主义、自力更生”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等靠要”的思想。
2，党对乡村振兴规划的领导。党对乡村振兴的领导重要工作就是做好规划，瞄准优势，安排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实现目标。
3，党对乡村振兴中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领导。“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句顺口溜在毛主席时代就在广大乡村流行了。党员上接党支部，下接农民群众。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要把乡村振兴的方向和规划落到实处，就必须领导广大党员群众把规划变成一步一个脚印的实际行动，才能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第十，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思想破解乡村振兴“典型引路”问题。
用什么样的典型引路，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乡村振兴”要走什么样的路，也就能基本上判断出“乡村振兴”的成败。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解放前，大寨共有700亩耕地。这些耕地又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不到200斤。1953年，大寨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陈永贵、郭凤莲等大队干部团结大寨人，发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十年后，粮食亩产猛增到700多斤。大寨，这个解决了几千来中国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典范的出现，使毛泽东找到了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途径。1963年，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22的号召。后来，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23。在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中国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开挖了大量人工河渠，治理了黄河、海河、淮河等，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就是1969年建成的。这些工程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未解决的老百姓吃饭问题，这些水利工程至今都在农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留给“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大包干”后，“农业学大寨”被扣上了极“左”路线的帽子。然而，大寨人并未被这顶帽子所吓倒，他们凭着在“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年代铸就的“大寨精神”，在郭凤莲带领下，走南创北，励精图治，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红色旅游等等，闯出了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大寨第二次复兴就是乡村振兴的典型，是完全依靠农民内生力量完成的。
再看看全国的“百强村”。网络相关资料显示：这些乡村完全是集体所有制，走的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干出来的，现在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是毛主席撒下的乡村振兴的“火种”，终有一天会“星火燎原”。乡村振兴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乡村振兴，仍然需要“大寨精神”。
集体主义是上述十个问题的核心和主线。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做了乡村振兴的主人，才能掌握乡村振兴的命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池艳慧(1960-)，男，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存瑞镇公务员，现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主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的融合性研究，兼民俗文化研究。先后到福建师范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国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东北大学等地多次参加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全国研讨会。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2网络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新华社，2018-09-26。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页。
8《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9网络文献：《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7-31。
10姜春云主编：《中国农业实践概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11姜春云主编：《中国农业实践概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0页。
13网络文献：《四个现代化》，人民网，2013-06-19。
14网络文献：《农业八字宪法》，360百科。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6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0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2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6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3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5页。
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22《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文件》，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印，1969年12月，第46页。
23网络文献：《大寨精神》，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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