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乡村振兴没有必要拆农民的房子
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乡村振兴必须拆农民的房子?
最近山东在菏泽、聊城、滨州、临沂、德州等地试点的合村并居政策，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实践中因为侵害农民利益而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
根据公开的说法，之所以要推行合村并居的政策，是为了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国家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全面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
在今天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是这样解释拆农民房子的：
“山东农村数量多，规模小，布局散，密度高。全省行政村数量6.95万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平均人口530人，在全国居倒数第二。随着山东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城市聚集，导致农村空心村多、老人和留守儿童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空间布局分散，导致了配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高，不经济，需要全域考虑，优化布局。”
意思是行政村规模小、数量大，不便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问题是，推动乡村振兴，给农村配套基础设施，为农民提供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并不代表就要拆农民的房子。
乡村振兴，是要提高农民的幸福感，确保这一点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这方面，山东农村就不乏做得好、又不拆农民房子的案例。
二、山东也不乏“不拆房子”的好例子
实施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项功能是为农民提供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党建示范区”建设，在不拆除农民房子、不强制农民集中居住的前提下，实现了城市公共服务下沉和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前不久我们曾到山东烟台市调研20多天。烟台市这几年在探索推进的“党建示范区”，就是比较成功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范例。以我们调研镇为例。该镇3万多人口，下辖60多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的平均人口是500余人。
由于行政村规模小、行政村数量较多，客观上导致乡镇管辖的幅度较大，不利于基层党委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在烟台市推动“党建示范区”政策的引领下，该镇将辖区划分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管辖15个左右的行政村，以片区为单位成立“党建示范区”，示范区办公地点设在中心村。
“党建示范区”实行党委实体化运行和公共服务下沉的两项基本制度。
党委实体化运行的具体操作是，由乡镇班子成员担任示范区的党委书记，乡镇中层干部担任示范区区长，中心村的村支书担任示范区党委副书记，其余行政村的书记兼任示范区党委委员。示范区党委书记对辖区各村的各工作和农民需求负总责，各村书记对示范区党委书记负责，示范区党委书记则直接对乡镇党委书记负责。
这样，“党建示范区”就成了一个扩大了行政村，是一个责任、利益共同体，原来的各行政村就相当于村民小组。
公共服务下沉就是将县乡各部门的94项服务职能打包下放到“党建示范区”，在示范区内设置办事大厅，建立综合服务平台，由各行政村支书轮流值守，受理和收集群众服务事项。这样，原先村民办事需要跑县乡各部门，因为不熟悉而导致办事不方便，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现在村民在办事大厅就可以享受“一窗受理、全科服务”。
示范区每天收集到村民的办事需求后，下午下班前便由值班人员将相关材料拿到乡镇相关部门办理，如果需要到县级相关部门办理，再由相关人员拿到县里去。办好后再将相关材料送至农民手中。服务下沉到示范区一级，方便了农民办事，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最优化和均等化的目标。
三、不拆农民房子比拆农民房子好一万倍
不拆房子的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优点：
一是成本低、效果好
拆农民的房子，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有利于公共服务的集中供给，节省供给成本。但是拆除农民的房子，不仅政府要承担巨额的补偿，农民则要花更多的钱买房子，生活成本还增加。
而该市“党建示范区”建设表明，只要进行工作机制、治理机制转换，不拆农民的房子也能给农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何苦要去折腾农民的房子?
二是乡镇工作人员和公共服务下沉，有利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乡镇工作人员下沉到示范区，一方面示范区成了他们的责任区，示范区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有责任去管，另一方面他们跟群众距离近了，有利于了解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
“党建示范区”很精准地解决了农民的许多需求，获得了农民的认可。但是，拆房子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却引来了农村的民怨沸腾。
问题出在没有走群众路线，不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和真正需求。
三是在中心村建立相对完整的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农民有序、自愿集中居住
通过公共服务下沉示范区，在示范区所在中心村建设幼儿园、小学、卫生室、银行、超市、集市、电商、农资店等，引导农民自愿、有序向中心村(包括镇所在地)集中居住。由于中心村镇离各村距离都不太远，且交通相对畅通，居住在中心村镇、享受中心村镇的公共服务，也不耽搁农民返回各村务农。或者居住在原村庄，要享受中心村镇的公共服务，成本也不太高。
而拆房子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强制农民集中在远离村庄和耕地的城镇，就会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对于仍需要在土地上刨食的农户、老年农民来说，则可能阻断他们的收入来源，使他们陷入贫困状态。
四是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利，给农民留下了退路
“党建示范区”建设不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不强制农民进城，把农民进城的权利留给农民自己，让有能力进城的农户进城，让暂时没有能力进城或没有进城需求的农民留在农村。将选择权留给农民自己。
而拆房子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不能进城、进城失败、还需要留在农村的农户一并连根拔到了城市，果断地断了他们的后路，剥夺了他们进城失败后返回农村的权利。却未曾考虑，如果大量在城市生活不如意、乃至进城失败的农民聚集在城市，对他们个人、家庭和社会秩序会造成何种影响。
合村并居拆房子，不是振兴乡村的好办法。
2020年6月17日
叶敬忠：哀莫大于议题疲劳——关于“合村并居”运动的讨论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关于“合村并居”运动，有人让我写篇短文，说是要给农民和乡村干部看看。我的第一反应是，对于该运动本身，我没有什么要特别写给农民和乡村干部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想说的，尤其是“合村并居”的利弊和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影响，农民和乡村干部都知道，只是他们也常感无奈。
其二，我有点议题疲劳，因为“合村并居”并不是什么新的故事，是十几年前就已开始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延续。贺雪峰教授关注此事已一月有余，我一直知晓，但少有参与讨论的冲动。因为，这事情本身并不复杂，正如北航博士所言，判断此事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靠常识就行。
我看到的一些“合村并居”的图片和视频，与2010年前后在一些乡村看到的“增减挂钩”现实一样。我团队在10年前就已经针对“土地增减挂钩”做了一些研究。
昨日还把2012年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压缩推出，题目是《拆村并居及其发展主义逻辑——“被上楼”的农村、农民与农业》。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增减挂钩”政策一经出台，立刻成为一些地方破解土地瓶颈的“金钥匙”，成功地“找到了地”。二是“增减挂钩”政策出台后，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三是失去庭院后，村庄生产生活空间被压缩，村庄文化和村庄共同体受到了冲击。四是“被上楼”的农民生活成本增加，收入来源减少，乡土社会归属式微，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减弱。五是农民居住在小区，对农业生产带来不便，挂钩出来的复垦土地质量不高，国家的粮食安全未必因此更有保障。六是“增减挂钩”为地方或资本带来利益，但给农民却带去了风险和负担。七是“增减挂钩”政策背后服务的是唯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逻辑，忽视了发展还应该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发展主义的现代性追求将农村问题化，从而为改造农业、农村与农民建构了合法性。八是建议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贺雪峰教授持“小农立场”，我也持“小农立场”，但我们俩的逻辑十分不同(这里暂且不论)。然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不要把“小农立场”说成是酸酸的乡愁。我们都知道，社会要进步，地方要发展，农村和农民都要发展。我们也知道农民并不排斥现代化，你看他们把现代通讯技术玩得，一点也不比文化人差。
因此，审慎对待“土地增减挂钩”和“合村并居“这样的大运动，根本不是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发展的重要性。在条件合适和农民愿意的情况下，开展“土地增减挂钩”和“合村并居”可以产生积极作用。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给社会公平、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等其他方面留以足够的空间。
其实，“小农立场”无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乡村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强调的是在农村发展中，要以亿万农民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评价成就。
有人或许会认为农民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是在以自己的一套价值和标准去衡量农民。其实，不同群体的价值标准常常差异巨大，我们无法用某一个群体的价值追求和伦理逻辑去理解、指导或要求另一个群体。就如我们无法用经典文化去理解和指导民间文化一样，我们也不能以企业家的逻辑去要求农民的生计和生产活动，它们是非常不同的系统。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常常是无法通约的，正如下面这个故事所表达的。
一位老太太带着她的猫在马路上散步，突然一个男子开车疾驶而来，把猫给撞死了。男子连忙停下来，抱歉地说：“大娘，我愿意补偿您。”“那太好了，你捉老鼠的本领怎么样?”
回到本文缘起，即给农民和乡村干部写篇短文。我想还是分享几段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吧。
“我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村落会集聚更多人口，一些自然村落会逐步消亡，这符合村庄演进发展规律。关键是要做到规划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
“乡村振兴不要搞大拆大建，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西洋化，要多听农民呼声，多从农民角度思考。”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农民的土地不要随便动。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镇待不住，就容易引发大问题。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这是大历史，不是一时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
山东合村并居应该考虑农村中老年人的生存困境——一名山东肥城农家子弟的提醒
贺教授，您好。
感谢您关注关心山东农村合村并居的事情，也感谢您能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个人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和意见。
我在大城市安家并工作很多年了，户籍也早迁出出生地的农村老家，父母和姊妹都在老家务农，我的老家是山东泰安肥城潮泉镇。
因为出身于农村，深切体验过从贫困到解决温饱和逐渐发展的过程，虽然身处城市，但无时无刻不挂念农村的一切，这是一辈子抹不去的乡情和牵念，也是促成我拿出专门时间来给您撰写这篇文章的根本动力。
就合村并居，根据我个人切身体验，希望能给您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也顺便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与意见，望您偷闲批评。
我个人强烈反对一刀切式的合村并居，应因地制宜分情况进行合村并居。
三四年前就听说老家要合村并居，由自然村合居到镇上的楼房上，我当时(到现在)就感觉不切实际。理由如下：
一、部分农村经济条件非常差，搬迁不起，会越搬越穷。
肥城整个表面经济繁荣，但不能代表所有农村实际，潮泉镇的农村也是整个肥城农村的实际情况代表，受县城和泰安市经济交通工业辐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为主，据我了解，一个村庄大部分居家户的收入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生活支出，很多都是紧着裤腰带勉强维持，温饱是没有问题了，但离着小康差得很远，凡是留在农村里的基本上是因为没钱买楼房的中老年和部分青年家庭，能买楼房的有能力的人你留都留不下，根本不用强迫搬迁，留下的为什么留下?家底只有自己知道，我的村庄的乡亲们都不敢随便去看病，一旦需要吃药打针就得花很多钱，为了娶媳妇几乎没有不背债的，不背债的也因为娶媳妇也差不多折腾干净了，家里有存款的，现不说多少，就很好了。有存款的，可能有个几万，但不够买房子的钱。
搬迁到楼房上，不是免费搬迁，都要再交几万元，有的就得借债，还没地儿借，因为都在买楼房。甚至为了凑钱，都影响了大家庭的关系，有的孩子好不容易在城市立住脚跟成家立业，肩负买房的贷款压力，有心在城市给父母买房，拿不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钱，每年或者经常力所能及地补贴一些给父母，安慰下自己所欠的孝心，如果给父母再挤出一些钱给父母买房，也不是不行，但后续楼上生活会成倍增加，孩子压力多倍地增加了。儿子相对来说还能咬牙，媳妇呢，中国的环境大家都明白，支出多了、时间久了可能会为给父母一百元钱而分崩离析，这不是夸张。
我的村庄，凡是留守的，大部分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很多都是与孩子分家后老夫妻俩分户居住的，现在的家庭，年轻人老年人都不太喜欢住一起，各自有各自的空间，和谐事少，但他们根本没有了收入增长点，有些病都看不起，有些年轻家庭甚至孩子上学都很紧张，根本没有闲钱买楼，不顾现实勉强上楼了，最后不会穷死，也会生不如死。
二、脱离农民环境，没有可持续发展未来。
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振兴乡村美丽乡村计划各地紧锣密鼓，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坚决支持。但地方上的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式的强制半强制合村并居是否与国家政策初衷一致?即使暂时勉强东拼西凑上楼了，后续生活怎么办，总不能都去经商吧?!靠积蓄生存，没有家底，有也会很快吃完，靠继续种地，已经很难够得着了，老人们已经无能力创业种田的怎么办?靠儿子养着，可以深入农村调查一下，年轻人的家庭负担怎么样，有能力完全负担楼上的任何一点生活都得花钱的父母生活的压力吗，现在的老农民守着一点菜地和粮地多少能种点，有点吃喝的，包括用水，有井免费，上楼就如城市生活，一切离不开钱，时间久了，楼上生活的负担会导致家庭关系的和谐，重要的是楼上的吃喝来源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
五六十以上的老人以前守着老房子，身边有点菜地重点粮食还能生存下去，上楼了，离着菜地粮地那么远，实现不了庄稼的随时打理，农民特点不就是身处田地间与庄稼共成长吗，没有了院子，远离农田，原本一早干一会，回家吃早饭，上午干一阵回家中午饭，上楼了，得开着三轮或电动车，带着农具，行远路，带着饭，一出一天，给农民增加了很多精力、时间、农田管理成本，农民的积极性会逐渐丧失，对这种农村政策也会逐渐怀疑，农民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恐怕要让农民无所适从了。
农民何去何从，上楼后农民该如何生存发展，才是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只让农民上楼、合村并居!
三、整合资源，增加农田，是妄说，是对农民的欺骗。
合村并居后的废墟，不是短时间内能整出来的，可能会永久成为废墟，因为当地政府的目标是农民上楼，对搬迁后的废墟没有具体规划。
潮泉镇很多土地好多年前土地流转，被一些年轻“创业者”承包，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实际结果是，农民算算账，种地不赚钱还费力，给点承包费，不管多少也接受了，村委也有了一点收入，但另一番景象是大片的种粮食的土地上栽植了很多果树，没人管没人搭理，听说有政策扶持，在重新流转前几乎没有果子收成，成了个别人创业钻政策空子的机会，地方根本没有监管这些资源的浪费。
现在，潮泉的张庄村大片土地又弄成了休闲度假区，到底是为了增加农田还是为了干别的?农民不清楚。要是为了增加土地，附近的7450工厂搬迁后，就不应该再建别墅了，虽然是山坡，但也是可整成粮地的(当然他们会说7450项目不是镇政府说了算的，但肥城市是有决定权的)。
潮泉镇合村并居的楼房是建在镇政府东面的良田上的，地面非常平整，还可水浇，这是张庄村、柳沟村、孙楼村等山地村羡慕嫉妒恨的平地沃土啊，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些良田，去价值低的薄地集中呢，还能实现贫地增值。
要是为了增加种粮的农田，那就不应该建农家乐休闲区，不应该占用良田建楼，这是打自己的脸。
政府建楼房需要花大量的钱财，农民买楼花钱，原有民房浪费，楼上生活要比以前花更多的钱，整治废墟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以及其它想不到的各种成本费用，傻子都能算明白，这一折腾，里里外外的费用比不合村并居多出了好多好多，当然，好处是会满足政府领导的形象政绩需求，会让工程人员有活干，赚钱机会来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就是资源整合优化?!
四、增加矛盾，埋下不和谐隐患。
前几年为了让村民去镇上楼，需要交一部分钱(好像几万元)绝大部分农民都不同意，镇里压村里的干部，村干部做村民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也有村干部同情村民并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工作效率不够，被免职。后来上的干部在职权、利益驱动下，强势推行到镇上上楼，吆三喝四威胁哄骗各种招数用尽，哪里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没有一切为了百姓的利益考虑，其实村民们都明白村干部为什么这么带劲儿，村组长也被施压只能劝说村民，弄得平日里好邻居好相亲关系尴尬甚至反目成仇，村民之间，有的有搬迁需求的，与不想搬和没能力搬的，因不能整体搬迁收益较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附近柳沟村几年前拆了民房在原村里建了五六栋楼房，其它大部分保留原样，一个几近原始的村落矗立着几栋现代化的楼，样子很搞笑，节省了资源了吗，腾出空间了吗，现在废墟在干什么，为上楼而上楼吗?这个村可以不搬迁到镇上，因为有楼了，如果是为了合村并居整合资源增加田地，那这个村也应该整体到镇上的楼上，而不能因为有几栋楼就不合村并居了，弄得邻村的村民意见纷纷，对地方政府的做法纷纷不满。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楼房病会比城市楼房病更加突出，电梯、水电、卫生、物业、工具搁置等，将来都是问题，城市楼房管理都有诸多问题，农村上楼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各种矛盾。
解决不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和后续发展问题，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会日积月累总会有一天爆发的。
我不反对合村并居，像济南周边、胶东半岛大部分农村，有足够的条件，甚至因为合村并居小康了，因为地方上经济有保障，反而中西部农村落后，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都一般甚至差的情况下，再强力推行就勉为其难了，虽然有些村民仍保留原有的土地，好像也能继续耕作，但便捷性，随时性，没有了，效率也就降低了，关键是楼上的生活及导致的其它方面的成本成倍增加，而土地上的收益却没有增加，反而因距离产生的各种成本增加了。
希望当地政府明白合村并居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怎么解决农民的后续发展和后顾之忧，从农村现实出发，综合衡量，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让农民因合村并居美丽起来，富裕起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有深厚的根基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加以发扬，应该注重农村文化的土壤和营养，特色、国情才是关键因素，而不应一鞭子都赶进栏。合村并居，对部分地区和农村，表面上看乡村美丽了，内涵上呢，反而贫困了。
农民的特点就是生存在天地旷野间，有院子，有阳光，有空气，有与庄稼的朝夕相伴共成长的环境，都集中城镇，生活、文化跟不上，农民不像农民城市不像城市，这就是不具备条件合村并居后农民的窘境、社会的尴尬。
原本等矛盾到了集中爆发时向更上级政府和焦点访谈反映，近期看到您的几篇文章，甚是欣慰。集中到镇上楼房也喊了几年了，一直没有太敢明目张胆明杖执火地强迫搬迁，估计也是当地领导心虚，不敢闹大，但这反映了他们也清楚现实，只是还在做农民的诱导工作，所以，还是不希望焦点访谈关注，还是希望在小范围内解决。
您是专家学者，希望通过您的发声，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老百姓说话真的苍白无力，感谢您费心呼吁。
一名山东泰安肥城潮泉镇走出来的农家子弟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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