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友热议的山东拆村并居
这段时间，山东一些地区的合村并居运动，被广泛关注。有一个网友说：
“解放后，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都能顺利度过，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八亿农民，平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危机出现后，有家可归，有田可种，中国农民纯朴诚实，能吃饱饭就很满足。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特别是失去了宅基地，没有了自己的窝，万一再出现经济和战争危机，中国必乱，所以……一定要考虑周全，切不能被地方官员制造的假政绩蒙住眼睛。”
这个网友分析得很好。
从目前来看，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名的农民上楼运动，效果并不好，拆农民房子、拔农户的根，农村失去了“稳定器”功能。
农村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农户也有其自身理性的考量，政府切不可替农户做主，尊重农民意愿不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生计主要的变化是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业成为一项“副业”，由中老年人经营，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收入结构。即使全家进城务工甚至进城购了房子，也还要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不轻易放弃，这也是国家“三农”政策一直支持的。
农民自己也认识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并不能在城镇成为体面的“新市民”。这是收入水平决定的，与户籍身份无关。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20年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农村依然稳定，农民依然不慌。这是因为农民家里有地，手中有粮，还有农村房屋。这些条件看起来很简单，却十分重要，可以化解各种突发性危机。
二、农民为什么不愿进新社区?
合村并居会不会出问题?以在山东比较落后的菏泽地区为例。
据菏泽市市委书记介绍：“菏泽位于鲁西南，是山东省欠发达城市，目前仍有61.4万人脱贫享受政策，占全省三分之一，需要兜底帮扶的人口超过30万人。”
菏泽地区农业经营是农户主导的，宅基地更是农户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不仅宅基地及其上的住房是农户最主要的财产，而且是小农生产最重要的空间条件。农户生产用的农机具要地方保存、农户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要地方存放。一些农户还有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养几只鸡鸭、养一头猪。这是惬意的农家生活。
菏泽宣称全域合村并居，推动农户进入新社区集中上楼居住。由于对农民原来房屋的评估低，农民上楼需要贴钱，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农民肯定是不乐意的。
笔者到山东调查多次。山东地区有强政府的传统，几乎是没有政府干不成的事情。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用软磨硬泡，调动人情、面子，想各种办法让农户签字。少数农户不签字，本人甚至亲属都要承受压力。
农户不愿意进入新社区有很多原因。积累一辈子财富建的农村小院没有了，还需贴钱购新楼房;生活方式突然改变了，生活成本增加了，尤其是老年人不能接受;居住面积变小了，农业耕作不再便利等。这些都是显然而见的。
总之，农户原来的生产生活方便伴随上楼根本改变了，农民要变成了在村庄中的“市民”了。
政府如何消除农户的担心的
一篇2016年的报道转述了菏泽市委副秘书长、农工办主任房忠宪的话说：
“农民住进社区，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生活成本也提高了，如果还是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怕是难以维持。所以，‘票子’从哪里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菏泽的抉择是‘两区同建、两化同步’，即农民生活居住社区化、农村产业发展园区化。提出把特色产业园区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根本支撑，同步规划建设农村社区和产业园区，一步到位实现‘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步转变’。”
问题是产业建设是很难的，况且还是在小城镇，这不是“画饼充饥”吗?菏泽历届领导，不是天天都在操心发展产业吗?几十年发展产业都没有成功，依然是落后状态，凭什么现在就能发展起来?
再说了，好几年都过去了。山东的“两区同建”，搞成了几个呢?
发展产业并不是靠地方政府主观意愿就能实现的。不顾实际条件，把村庄拆掉，把农民集中居住到新社区，地方政府立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农民的生计问题。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叠加中美贸易战，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当农民外出务工不可能，返村种地也失去了条件，地方政府有能力兜底?
农村相对于城镇落后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慢慢解决。以为通过折腾农村、折腾农民，以为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就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能乡村振兴，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增减挂钩”是最大的政策误区
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各个地区调研，发现了多个地区在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地方政府都在运用一个叫做“土地增减挂钩”的国土政策。这是当前土地政策的大误区。
地方政府及舆论普遍认为宅基地蕴含了很大的财富，农民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农民致富的关键是盘活宅基地，宅基地制度改革就是允许宅基地交易。
事实上，宅基地就是一块农民自用、用于自建住房的土地，是国家用于保障农户获得居住保障的土地。在欠发达的菏泽，长期以来宅基地就是免费审批的，农村宅基地转让的价格也不高，何来的金饭碗?
具体到菏泽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地方政府面临的庞大的建设资金问题，按照120平方/户，不计土地成本，建设成本至少支出20万元以上。如果社区基础设施高标准配套，那么一户30万元以上。一个村庄500户，就需要1.5亿。本来是贫困县，地方财政没有钱，中央和省的项目资金也没有这块投入，那么钱从哪里来?
土地增减挂钩告诉他们，通过土地指标交易卖钱。
由此，菏泽希望上级政府将之列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成为试点，意味着项目资金，意味着允许地方扩大土地增减挂钩规模，可以获得更多土地收益。
时间不等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收益还很遥远，政府的规划时间却很短。为了能够尽快取得成绩，菏泽希望国家给予80亿元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额度”，还希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参照棚户区改造政策，设立专项贷款支持。等等。然后，地方政府用腾退出来的土地指标交易价款还债。
一句话，算的是农民的帐，打的是土地指标的主意。
问题是，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农村建设用地退出和城镇建设用地退出相挂钩。农村建设用地退出，主要是宅基地的退出，意味着要拆农房，需要补偿。钱就从使用土地增减挂钩指标的城镇建设用地的收益来。土地指标并不是说腾退多少，就有多少财富。土地指标的落地需要有经济发展需求来消化。很多地方政府企图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推动大规模集中居住的政策都失败了。难道菏泽就能够成功?
菏泽是贫困地区，本地消化不了这些土地指标的，只有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才能使用一部分。山东有多少个发达城市，能够消化菏泽、德州、聊城、临沂等等这么多计划搞合村并居的地方?
仅仅一个菏泽的农村拆除，这就需要数百亿上千亿的资金，哪个城市出得起?哪个城市愿意出?
不仔细算好这些账，不仅会引起农村社会稳定，还会背负巨大债务，引发财政危机。
最后说一句，哪个金融机构会冒风险，配合地方政府搞这种只有投入而很难见收益的合村并居项目?一些地区打的如意算盘注定是要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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