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内容提要】在西双版纳橡胶经济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以阿卡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橡胶产业由于“管理粗放”，一直难以实现科学化、集约化的发展目标。为何阿卡人橡胶种植难以从粗放转为集约?为何种植技术的应用推广如此艰难?本文在对阿卡村寨扎松板橡胶种植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实践实际上是其文化逻辑建构的结果：阿卡人“管理粗放”实则是刀耕火种传统生计策略的运用，其背后是一套权衡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后的“整体理性”的逻辑。在现代化橡胶种植技术中，将收益最大化作为生产目的，使得生产与生活被割裂。而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通过搬演以往的惯习创造出“巡山”“野炊”等新活动，实际上所要抗争和恢复的正是一种作为人性的橡胶生产：尽管需要通过橡胶生产获取财富，但生产目的却是成全阿卡人多方面生活的满足。
【关键词】阿卡特色橡胶种植实践 文化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橡胶是当今世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工业原料和国家战略物资。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费国，能够生长橡胶的地方只有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在西双版纳，由于橡胶生产方式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最初橡胶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部队复员转业军人、湖南等地的支边农民，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为主的汉族移民。1956年后，包括傣族、布朗族、阿卡人等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村寨开始在国营农场“手把手”的帮助和热带作物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发展民营橡胶。但令人困惑的是：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少数民族村寨的橡胶技术推广却始终不尽如人意。除了橡胶种植和割胶过程中的一些基础性知识和技术能够得到普及外，胶园的管理和养护等为了长效发展的精细化操作却很难得到推广。民营橡胶的管理和产量始终远远落后于国营农场。据估计，民营橡胶平均亩产低于当地农垦二十多公斤，株产低于农垦0.5公斤—1公斤，经济寿命比农垦短十年左右。其中，像阿卡人这样的山地民族由于植胶面积大，橡胶生产更为粗放，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直以来，“民营胶园管理粗放”，“农民割胶技术差”，“重种轻管、重割轻养”，以及老百姓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等话语不断地出现在西双版纳各级政府的文件、调研报告以及报纸媒体的宣传中。2009年，国家明确将橡胶等热带作物品种纳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随后，又提出通过加强产学研结合，以推广优良品种和关键技术为重点，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充分挖掘增产潜力，提高胶园管理水平，加快低产残次胶园的更新改造，加快良种推广速度的发展目标。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橡胶科研机构投入，加大基层技术推广力度，力图实行规模化、产业化种植来实现科学化、集约化的橡胶现代农业体系，但依旧收效甚微。
笔者曾与勐满基层橡胶技术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聊起，他得知我在阿卡村寨做相关调查，也表达了他的困惑，“每年都下乡教那些僾尼族要怎么割胶，多少年了他们还是把树割伤、割死。有些 尼族好吃懒做，自己家橡胶地干活都偷工减料”。为何阿卡村寨的橡胶种植难以从粗放转为集约?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为何会如此艰难?在农业现代化的技术推广和阿卡人种植技术选择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逻辑?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路径
在人类学看来，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核心。早期人类学把技术看作是衡量文化进化或变迁的尺度。技术和知识水平的发展构成了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泰勒(EdwardBurnettTylor)等人划分社会野蛮、蒙昧和文明的标准;随后的新进化论学派将能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纳入考量，使其对技术的关注推到顶点。尽管侧重各有不同，但他们明确了一点：技术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以技术为标准，形成了文化进化的等级序列。
在对国内农村贫困和农技推广的研究中，尽管这套西方传统进化论式的解释在意识形态和本体论上遭到了很多批判，但对目前主流学术话语影响颇深。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不高，以及传统价值观与信仰成为技术推广的主观阻碍因素。宿命论、传统主义和安于现状、厌恶冒险的态度会影响技术采用行为，而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不高则会影响获得新技术的机遇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的技术需求与国家技术推广需求存在错位。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政府一直把产量提高作为政策制定的首要评价指标，这就决定了制定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和计划首要考虑的是高产技术的选择与推广。然而，随着农村收入的提高，农民对高产技术选择已经向优质技术选择转移，由节约资金型技术向节约劳动力型技术转移。尽管这些讨论指出了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但国家与农民技术需求背后的文化逻辑没有得到进一步质疑与反思;在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框架中，知识、文化的差距与技术推广被置于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中，而回避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对现代技术的检视。
对于技术研究的另一条进路则突出技术本身蕴含的社会属性和权力纬度。不同于传统对技术的“价值无涉”语境，技术开始被认为与语言、宗教、社会准则、商业和艺术一样，是人类文化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它还塑造和反映这个系统的价值。或者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与资本结合，形成了驾驭劳动的权力，使得劳动被异化，进而巩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甚至，在后现代看来，工业化的技术本身就是权力结构，使得人性受到压制。
二战以后，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重振和现代化建设，西方现代技术的引入和推广，这一过程被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结(articulation)。由于现代技术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属性，也使得非西方社会的技术选择呈现更多复杂性。除了受到现代农业要素的可得到性和价格的制约外，地方性的社会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影响着技术的选择。福斯特(GeorgeM.Foster)基于墨西哥研究指出，在当地农民的宇宙观里，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只要村里有人赚钱，就表示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因此，一个新技术被引入之后，当地人往往会顾虑是否剥削到其他人而造成内部的不平衡关系，因而放弃新的技术。强舸在对西藏新品种青稞推广的研究中发现：技术选择受本地传统生计模式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制约。此外，格尔兹(CliffordGeertz)、博特拉尔(A.F.Bottral)对灌溉农业的研究发现技术选择还受制于地方社会结构。大量的非西方研究呈现出来：当地人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均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自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理性”或者说“整体理性”。其背后的逻辑是：农民的首要目的是生存，其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因而他们的经济行为强调“安全第一”。所以，农民拒绝技术革新并非是观念僵化导致的，而是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理性衡量之后的结果。
在中国，国家权力推动下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正在不断重塑传统社会的生产技术实践。杜赞奇(PrasenjitDuara)、黄宗智等学者意识到不同的理论取向会投射到现实中农民身上的不同特征，开始强调将其置于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和行为实践中综合分析。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现农业发展，根本出路在科技。其中强调：农业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社会性”。而本文正试图从阿卡人的“社会性”视角对橡胶种植技术推广作出新的解释。从事橡胶种植研究的国内人类学者们普遍关注到橡胶经济发展给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带来的迅速变迁，而反之，地方社会文化如何作用于看似标准化技术指导下的橡胶生产实践却鲜有关注。笔者试图透过对阿卡人的自然生态、经济、历史、社会共同建构情景下的橡胶种植实践的分析，彰显地方性主体背后隐含着的文化逻辑及其文化价值。
三、具有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
本文的田野点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润地区曼贺南村委会下的扎松板老寨，笔者从2011年9月开始，对该村寨的橡胶种植生产和社会文化持续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该村寨共计108户、526人，除了有13名汉族嫁入或上门外，其余均为阿卡人。扎松板地处中老边界的阿卡文化腹地，四周绵延的山林原本是国界的天然屏障，如今却提供给他们丰富的林地资源，使其在橡胶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一个过去在贫困线以下的山地民族村寨在几年的时间内一下买进了三十多辆小轿车，名震一时。
扎松板的橡胶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由于大量移民进入农场，与地方社会的“场群矛盾”日益突出，中央从“扩大橡胶发展、稳定边疆”的角度考虑，做出了在农垦协助下发展地方民营橡胶的指示。国营勐满农场在扎松板这样的民族村寨设立了民族干事或成立民族工作组，通过示范操作、现场指导等形式帮助当地农村社队进行林地规划、开垦定植、提供种苗，并对定植的橡胶地进行补助，开始了民营橡胶种植。1985年形成大规模种植橡胶热潮，勐满农场五分场的专业技术人员、乡农业站(原勐润乡农业站)每年都到周边村寨教授从橡胶种植、管理到割胶的一整套知识和技术，规定只有通过考核才能割胶。直到现在，每年勐腊橡胶技术站还会到村寨普及相关知识，开展胶工培训、开割前的复训，开展割胶比赛和评选优秀胶工等活动。连勐润街子卖农药和割胶工具的店铺也经常挂着“培训割胶”的招牌。
如今，橡胶几乎是扎松板唯一的经济来源。围绕橡胶的一套知识和技术体系成为当地人必备的地方性常识和生存技能。当听到“割面”“干含”“株距”“定植”这样的专业术语从没有多少汉语词汇量的阿卡老人口中说出时，着实让人震惊。尽管如此，在外人看来，橡胶带给村寨前所未有的财富，却并没有让他们真正意义上习得橡胶种植、管理和割胶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他们并不热衷于橡胶管理以带来更多财富，甚至在自家林地干活都显得心不在焉和“偷工减料”，和农场以及周边傣族对橡胶园的精耕细作形成鲜明对比。
首先，表现在橡胶的种植与管理上。橡胶种植，先要开垦胶林。按附近勐满农场三分场职工罗??的介绍：
农场统一采用拉线十字定标，最早的时候一律按照每带之间距离8米挖成一带带的梯田，每带的株距为3米，挖穴则按照80×70×40的容积标准开垦。后来70年代遭遇两次大寒害后，改用“宽行密株”(即带距12米，株距2米)的标准开垦。当时有的平坦的地区还使用了“斯大林100型”和“东方红75型”推土机来开垦。
相对比，村寨全部为人工开垦，由于山势陡峭，带距之间更多是依山势而定，株距也长短不一。由此长成的橡胶林外观迥异，一眼望去：农场的胶林一带带整齐排列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而村寨的胶林则参差不齐，颇有自然之态。
其次，农场在橡胶林的管理上还要求在橡胶树的苗期、幼树期，即开割前要精心抚育。这一时期为了防止杂草与橡胶苗争夺水肥，要做到“三砍三锄”，即每年都要砍坝除草三次，铲除橡胶树一带的杂草，翻新橡胶带三次。此外，随着橡胶树的生长，还需要修枝整形、增加橡胶地的通风和光照，还要为橡胶树喷洒防虫剂、防病毒剂等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最为重要的是施肥，尤其在幼树期茎粗生长特别旺盛，根系扩展和树冠形成快，这一时期下肥成效显著，能使胶树尽早开割，农场的标准规定是：橡胶树茎围达到50厘米的即可开割，在勐润地区一般农场的橡胶树在7年—10年就可以达到这一标准。
在扎松板，大多数的家户每年都只在冬季除一次草，一般是除去橡胶林中长出的木本植物。在景观上，农场橡胶林林下基本没有植物，只有土壤裸露;而村寨的橡胶林可谓杂草丛生，一些山茅野菜、野生菌等还能见到，甚至在还是橡胶苗的胶林，成片的灌木已经盖过尚未长大的橡胶树。此外，绝大部分家庭都不会给橡胶树施肥，更谈不上喷洒防虫剂、防病毒剂了，这使得橡胶树生长缓慢，影响了橡胶树成年后的产量和寿命。在扎松板，大部分橡胶树要生长10年—12年才能达到农场规定的开割标准，有些已经开割了二三年的橡胶树才达到45厘米的茎围。
同样在外观上显著不同的是：农场胶林中每棵开割的橡胶树割胶部位上方都有一圈黑色塑料制成的“帽檐”。由于割胶时期大多处在西双版纳的雨季，在收集胶汁的过程中如果下雨，沾上雨水的胶水会变质作废，同时胶树割面容易产生条溃疡病。因此，国营农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推广安装“防雨帽”技术。只要将其安装在橡胶树割线上方，就能使橡胶树割面在下雨天保持干燥，保证有效刀次，达到防病增效的作用。据农场的胶工和技术员介绍，农场曾做过对照试验，“防雨帽”割胶技术对提高产量和降低病虫害的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防雨帽”在扎松板等阿卡村寨的橡胶林则是几乎见不到的。
第三，割胶制度不同。割胶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两个重要指标可以衡量：一个是胶刀割进树皮的深度。这必须把握得相当准确，太深，会伤到树干;太浅，胶乳又流不出来，或太少。农场有些经验丰富的老胶工能把握住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深度。割得好不伤害胶树的形成层，树皮就可以再生，割面的再生皮经过七八年的恢复，到原来的厚度时又可割胶。第二个，则是割去胶树皮的厚度，对于胶树来说，其经济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割胶的耗皮量。如果每刀厚度厚，耗皮量比较大，很快就会把原生皮割完，进入割再生皮，再生皮的产量不及原生皮，且皮硬不好割。此外，在割胶强度上，过去传统割胶强度为每二天割一刀，新开割的橡胶树要晚开割、早停割，并且割胶强度为每三天割一刀。在这套规范的制度下，农场的割胶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目前，一般原生皮的一个割面可以割10年甚至更长，两个半面割完差不多20年，然后又循环，依次割再生皮的两个半面，这样算下来，农场的胶树经济寿命一般都在35年—40年。
一般来说，胶树开割后第三年到产量明显下降时止约二十年的时间，即所谓的“旺产期”，此后，树干再生皮的割胶产量会明显下降。这时候一般会在除了主干以外的大分枝上也进行割胶获得一定的产量，最主要的方法是：将所谓的“刺激药”，主要包括乙烯灵等复方乙烯利糊剂涂抹在割线上方，一般半个月涂抹一次，通过化学刺激割胶来增加产量。不仅如此，勐腊橡胶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现在热带作物研究所还在不断研制创新，其主要是对不同割龄的橡胶树采用不同的割胶制度，通过“精心设计、合理安排、科学地利用树皮”来实现延长橡胶树的经济寿命。
村寨刚种植橡胶的时候，很多家庭完全不按照标准化的割胶制度，有时日割三四刀，碰上“搞迷信(仪式)活动又二三天的丢着不管”。目前这样的情况已经少见了，但是他们的割胶技术一直得不到提高，伤树的情况一直严重。据统计，勐腊县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培训割胶技术后，1987年和1988年对全县范围内803名民营胶工进行了抽查，仅有少数胶工消灭了“特伤”，伤树最少的胶工伤树率也还有20%。直到现在，寨子里的胶树上经常都可以看到长“苞”。寨子里的人们会抱怨现在的工作时间不好，割胶需要在夜间，晚上是喝酒的时间，喝了酒去割胶，就会把树都割伤了。并且，一般对于正处于割胶的橡胶树，还要求每隔两天就涂凡士林等润滑油一次，防止创面感染并加速愈合，重新生长出光滑的树皮。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想起来才涂一次，甚至大部分橡胶地从来都没有涂过。他们的很多违规操作使得橡胶树的割面坑洼不平，满目疮痍。有的死皮严重便无法循环再割再生皮，加上每刀割的厚度过厚或者不均匀，寨子里橡胶树一般不到15年就没法出胶了。
正如村主任扎帕所言，村寨在橡胶的种、管、养、割上实行的是“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对橡胶种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笔者这个外行都几乎可以从橡胶林的外观上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一片橡胶林的主人是阿卡人还是农场人。
四、阿卡文化逻辑的建构
（一）传统刀耕火种的策略性实践
在橡胶出现以前，在这里生活的包括阿卡在内的山地民族，过去普遍实行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耕种粗放，广种薄收。与当下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所遭到的质疑一样，早期对刀耕火种的研究普遍将其置于进化论的框架中，将粗放与落后、集约与先进之间画上等号，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才开始跳出了这种优与劣的等级评价，更多地从不同生态系统适应方式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对刀耕火种的研究中，阿兰(W.Allan)、康克林(Conklin)、卡内罗(Carneiro)等大多数学者虽然研究地域和方法不同，但都有一个结论是高度一致的：实行刀耕火种地区的人口密度都较低，不管是土地、资源，还是劳动力实际生产量都低于其生产能力，即是一种低度生产的经济。尹绍亭通过对刀耕火种的系统研究指出：从耕作技术和耗费的土地量来说，刀耕火种无疑是一种粗放农业。但是它也有优越性，首先就是省力。从所需劳动力来看，粗放耕作所需的工数不到集约耕作的一半。其次，产量高。在正常情况下，滇南地区传统粗放的懒活地的旱稻产量一般在600斤左右，而傣族传统水稻也不过500斤，近两年来改种的杂交稻产量部分上升到600斤—700斤，也没有比山地民族的粗放懒活地高多少。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多数农民会选择粗放而不是集约。但是粗放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具有富足的土地资源。一般而言，人均占地必须达到30亩以上，这一农业生态系统才能保持良性循环，否则“想粗放都粗放不起来，只能走集约的道路”。例如在我国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古代粗放的“火耕水耨”，农业发展到现代的集约经济，其根源并非是人类对于集约的能动地追求，而是从地广人稀到地窄人稠这一生产条件的根本改变。
如今，阿卡人再一次将这套有关土地资源与粗放农业的生计策略嫁接到当下的橡胶种植模式，或者说，阿卡人又一次将刀耕火种的生计惯习搬演到橡胶实践中。这套策略之所以行之有效，其前提也正是凭借着山地民族丰富的林地资源。以笔者所调查的扎松板所属曼贺南行政村为例，其下属的11个自然村中，傣族村寨人均橡胶地最多的有5.6亩，最少的仅有1.2亩;而阿卡村寨橡胶地最多的就是扎松板老寨和新寨，人均有18.9亩，最少的也有9.8亩。对于相邻的农场，一个更粗略、简单明了的方式是：农场一般按照“定人定岗”的管理形式，一个全劳动力大致管理400棵—500棵胶树，而在扎松板，一个全劳动力平均可以拥有700棵—1000棵胶树，确实具备了粗放种植的“资格”。
类似的，在橡胶种植中，阿卡村寨的橡胶种植也显示出省力的优势。以耕种20亩所需要的工数(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为一个工)为例，笔者粗略统计了阿卡村寨与农场两种种植管理方式所需要花费的劳动力的差别(见表1)。
其次，省钱。橡胶种植作为现代化种植技术，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和机械化作业的引入。橡胶生产环节中使用的防虫剂、防病毒剂、安全帽、化肥、刺激药都必须通过市场进行购买，此外，如上文提到，在橡胶定植过程中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使农场与村寨的橡胶种植形成了先天景观差异，而在胶园管理中，砍坝过程中除草机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人工砍坝需要7天，使用除草机4天可完成，还没有那么累”。由于胶树高，喷药必须机械作业，村寨只有在比较严重的虫害爆发时候才会喷药，2008年西双版纳白粉病大爆发的时候，村寨里比较严重的几家请外面的人带着机器来喷药，平均每亩20元，光喷一次药都要几百上千元的花费。
第三，产量高。橡胶树存在旺产期，大概割胶15年以后割胶产量就开始明显下降，所以，农场的橡胶树虽然可以割胶长达三十多年，但是真正高产的时间不过15年。此后进入衰产期。尽管使用化学刺激，但橡胶产量越来越低，直至产值比劳动成本还低时就只能砍伐后再更新。在扎松板，人们会在橡胶旺产期加大割胶强度，到了橡胶树的旺产期后半段就提前开始使用刺激药，当进入衰产期就直接砍伐。所以，尽管农场的精耕细作确实为橡胶树延长了近一倍的经济寿命，但是富余出来的时间恰恰是效益较低的。如果换算成橡胶树割胶期内单位时间的效益，农场与村寨的差距也就相差无几了。虽然橡胶从更新到开割需要的时间长达8年—10年，村寨的橡胶经济寿命短，使得橡胶树整个生命周期中没有产出的时间占据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农场，但是人们粗放的管理也使得前期的劳力、金钱的投入相对农场要少很多。此外，砍伐后的橡胶树还可以作为木材出售，树围达到60厘米左右的橡胶树砍伐后售价接近150元/棵。而且更新橡胶的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过去人们需要收集橡胶籽，自己育苗嫁接或是直接到市场上购买，2010年以后国家改造低产胶园的计划使得村寨可以低价获得优质胶苗。尽管农场在单位土地上的收益要更高，但是村寨丰富的土地资源足以支持轮流更新，这使得村寨在单位劳动的收益上要高出农场。
除去对经济上的考量，农场和阿卡村寨的橡胶种植管理的差异所体现的正是农民学研究中对“理性小农”和“道义经济”的经典论题所争论的关于生产的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逻辑。至2007年，整个西双版纳的植胶面积已达330多万亩，达到了生态承载的极限。因此，从国家、政府以及土地不再可能扩张的农场角度来看，通过不断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流程和日益复杂的割胶制度来降低耗皮量和提高单位产量，最终将实现有限土地资源下最大化的长效收益。这种行为逻辑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理性”的理想设定，也正是经济人类学所谓的“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即生产是为了获利，追求抽象“财富”尽可能的无限积累。而阿卡生活世界中的橡胶种植则不同，橡胶经济下的扎松板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因为橡胶在当地没有使用价值，它仅仅具有交换价值，必须用于与外部世界的交换，所以，他们甚至比绝大部分农民更深入、更彻底地投入了商品经济。但是，当地人追求的并不是橡胶的交换价值，交换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而是通过获得的金钱来实现生活品的消费，即实现生活品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始终不懈追求的是使用价值。在这种“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经济体系中，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利润，他们的理性也并非是一种“经济理性”，而是权衡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后的“整体理性”。
在这一逻辑作用下，首先，生产目标明确有限，“生产断断续续，毫无规矩，同时也是惜力如金的”。在这种生产中，新工具和新株苗的引入，本可提高当地劳动率，却被他们用来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增加的闲暇时间抵消了他们本应提高的生产所得。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那些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效益的知识和技术很难在阿卡社会中得到推广。其次，现代化的橡胶种植技术和基于国际橡胶市场体系把他们拖入冒险的路途，国际胶价近年来的暴涨暴跌带来的风险是传统农业生产者难以理解、掌控和规避的，因此，减少劳动力和货币的投入是理性衡量的结果，比起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力图避免的是毁灭自己的歉收”。传统生计惯习的搬演，意味着“往昔不一定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令人满意，但人们是沿着几代人踏出的道路前进，那儿的障碍、危险和坎坷都是熟悉的”。
2010年开始，政府的相关部门派出技术人员到民族村寨的胶林测量海拔，选择适合的橡胶品系，并且按照市场4折的价格提供优质胶苗。国家寄希望按照舒尔茨提出的“提供廉价的生产性要素”推进民营橡胶低产胶园改造计划，实现现代化橡胶产业体系的改造。然而这套行为逻辑显然不被阿卡人所共享，无论外界将当地人的橡胶实践看作是“追求短期经济收益”，还是“山地民族好吃懒做，缺乏橡胶管理的综合素质”，当地人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集约，或者说他们所追求的并非是可以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益和最大化的收益。正如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到的：这类社会文化并不是为了克服生产技术的极限，实现产量最大化而设计出来，它的存在反而阻碍了生产手段的发展。阿卡人也正是依据传统刀耕火种惯习生成了橡胶种植中新的生计策略，尽管与国家、政府行动背后的逻辑不符，但并不妨碍他们借用国家各种政策扶持和补贴投入的资源来更好地实践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借着国家资源，他们进一步降低了橡胶种植成本，更新了大批橡胶地，实现了新一轮的粗放经营。正如斯科特所言，“农民既不是传统的农民，也不是没有头脑的科学专家的追随者。他们仔细地将各种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目标、资源和当地条件的战略综合在一起”。
（二）作为人性的橡胶种植实践
阿卡特色的橡胶种植，不仅仅在于经济的低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兼职，或是部分的活动，其最终是为生活的完整性而服务的。德芙(MichaelR.Dove)对婆罗洲岛的研究中指出，橡胶的出现，重塑当地的社会认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当地人的观念体系。橡胶的种植打破了传统刀耕火种的节律，一方面，人们放弃了相关的祭祀仪式，破坏了传统社会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神的交换;另一方面，橡胶种植采取个体家庭的农作形式，以往家户间的互助不复存在，同时财富不断积累，由于橡胶无法在当地消费使得财富不再分散，破坏了人与人的交换体系。因此，种植橡胶被视作不可持续的发展，割胶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罪恶”(anecessaryevil)等这样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当地人的认知中。橡胶在中国的引入在时间、背景上都有所不同，但很多方面仍然可以延续这一学术脉络的讨论。
在橡胶尚未进入扎松板阿卡人的生活之前，他们以传统的刀耕火种从事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同时狩猎、采集的攫取经济几乎也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据早期人类学者们对西双版纳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地少数民族采集食物的统计，包括六大类近二百种。而狩猎的对象则包括马鹿、麂子、野猪、野牛，甚至是老虎、豹子、熊等大型动物。采集狩猎不仅提供阿卡家庭最主要的食材，也成为衡量传统阿卡社会女性与男性勤劳与能力的象征。同时，围绕耕作和狩猎形成了传统村寨的仪式庆典和互助合作。
而随着橡胶的大规模单一化扩张，除了坟山和水源林，扎松板周边乃至整个勐润地区的山地都被一带带绿油油的橡胶林所吞噬，过去阿卡人采集狩猎的空间几近消失。人们必须依赖货币和外部市场交换才能获得粮食、蔬菜肉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如今，食材获取的便捷没有让扎松板的阿卡人过上完全现代化的理想生活，最常见的说法是“饲料喂出来的鸡腥气得很”，“外面买的猪肉都没得肉香”。即使吃自己家养的鸡和喂的猪，主妇们也还会抱怨“越来越认不得搞什么吃了”，男人们也会同样和自己的妻子抱怨，“外面的菜吃了嘴里都没的味儿，去山上搞菜来吃”。每当人们的抱怨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野炊的时间也就到了。
在笔者田野调查一年多的时间中，曾经参与了多次野炊，参与形式大多以同一家族内的多个家庭，也有基于朋友、同学的年轻人或邻居构成。一般来说，野炊的地点就是自己家的橡胶地，他们会从家中带上米、肉食、盐、辣椒等食材和一口锅、刀，再扛上一箱箱啤酒。肉类除了猪肉外，鸡大多是在橡胶地里散养的，鱼、泥鳅等是在附近水库、小河箐沟里抓的，有时还会背上土枪打野鸡;烹饪方式除了需要用锅煮阿卡著名的鸡稀饭外，大多为烤食和用芭蕉叶包烧。除此之外，阿卡特色橡胶种植的优势也显现出来：在杂草丛生的橡胶地和箐沟边，不少植物是往日阿卡人采集的野菜，尤其是野生芭蕉、蕨菜、笋类肆意生长，一如既往地馈赠给阿卡人自然的美味。
笔者曾一度感到困惑：野炊这一兴起的休闲方式对阿卡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工作场所的橡胶地是他们每天割胶都会去的，甚至他们野炊时候吃的菜也同样可以在家里吃，但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如此高频率的热情，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样兴高采烈的样子。寨子里的帕尤告诉我：“就像汉族喜欢叫着一群亲戚朋友到家里吃饭一样，我们就是喜欢在山上吃饭，我们以前就住在山上，山上吃饭香”。确实，周围的汉族和傣族都很少有这样的休闲方式。阿卡人不仅喜好作为休闲方式的野炊，而且还善于将劳动过程与野炊结合起来。在橡胶地里的很多劳动，汉族和傣族大多是夫妻两人完成，一般是早上出门到晌午过后回到家里做饭吃，最多会带上干粮和水充饥。阿卡人则不同，他们大多一家老小，带着生肉、包上冷饭，年轻人干活，老人搞菜，小孩玩闹，劳动更像是一场出游，大多要到下午三四点后才会回家。
他们不仅喜好在山上吃，还喜好在山上住。割胶期间他们有时就会住在林地上简易搭建的茅草房。笔者在调查期间需要去每户问谱系的时候，就时常被告知家里的男主人去“巡山”，他们解释“就是去山上住一段时间”。尤其在橡胶停割以后，很多中年男性都会去巡山，一般就三四个人结伴而行，带上猎枪和干粮，在中老边境一带绵延的群山间待上一个星期左右。还有寨子里的一些老人平时也不住在家里，而是跑到林地里去住，说是“寨子里不好在，山上吃得香睡得着”。
据阿卡创世史诗《烟本霍本》所说，塔婆生下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每个人性情不同。其中阿卡人是老大“阿厄叭”。“这个阿厄叭身子最高，力气最大，手杆脚杆最粗，只爱在山林里跑，撵回的野兽肉挂满梁头，撵回的野兽皮晒满场坝。”当阿爹不让他上山，让他规规矩矩在家时，阿厄叭说：
不行，阿爹，我最爱的去处就是山林里，啊呀，一听见泉水的响声，我的心都跳了，一看见瀑布溅在石头上变出来的珍珠，我就想拿背箩去把它背回来，一听见风吹树林的声音和鸟的叫声，我就像听见天神哼出的歌声，阿爹阿妈，我这个快快活活的人怎么能死枯枯地坐在家里，像火塘里撮出来的灰一样，一点热和气也没有呢?
一直以来，阿卡人生活的群山峻岭不仅提供狩猎与采集的场所，提供生存所需，每条溪流都承载了过去的历史和记忆，每块石头都蕴藏着一个个故事和生命体验。即使在当下的橡胶种植中，这在他们心中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劳作的地点，或提供生计的来源，它是传统山地民族被橡胶经济卷入后创造出的一种新的闲暇方式，是村寨和家族人群新的结合方式，是对往日情怀的心理依靠和情感寄托，更是今天的阿卡人全部的生活世界。
拉比诺(PaulRabinow)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中提出：科学发现和实验结果与其说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应，不如被理解为社会的构建物。他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知识、技术与权力合谋，挤压人性自由空间，也强调对现代科技进行福柯后现代式的理性反思。而费孝通早在对中国手工业的讨论中就提出了生产方式中的人性与技性：“资本主义能无限发展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本身是目的。生产，再生产，使得经济活动的动力脱离与个人的享受而陷入财富积累本身;而手工业具有成全性，它是迁就人性的，是加强社会联系的力量。人不能是一个经济动物，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人。人和人的联系也不能专门是利害的结合，活动的配合。人是很复杂的，人的生活中固然不能没有经济活动，但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成全人多方面生活的满足。”
现代化橡胶产业体系的建立，强调橡胶种植管理的技术性，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被割裂开来，为了实现产业利益最大化，需要调整人们的生活时间、生产方式和劳动强度，人们实际上需要牺牲每个人生活上的配合，失去传统劳作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失去生活的完整性。不仅生计如此，阿卡人传统农业中积累形成的一套与神灵沟通的途径使得农作物的丰收或歉收与生活存在可以认知的因果关系，而庞大复杂的世界橡胶产业体系和变幻莫测的橡胶价格使得劳动和收获的联系无迹可寻;橡胶种植是阿卡人生活中被分割出来的一块，与生活无关，也超出了阿卡认知范围的生产目的之外，尽管可以带来更多的金钱，但从生产活动本身而言，阿卡人缺乏和国家及其现代科学技术综合一致的目的。对他们来说，橡胶种植只是达到其生活目标的手段，而他们对手段本身缺乏热情和兴趣。所以，人们观察到的阿卡人“偷工减料”的橡胶种植和“漫不经心”的胶园管理，本质上是由于传统生产模式和逻辑正在遭遇现代性的危机，即使面临市场的冲击和国家的控制仍在竭力维护自身的存在。他们在橡胶种植的新场域下，通过搬演以往的惯习创造出“巡山”“野炊”等新活动，实际上所要抗争和恢复的正是一种作为人性的橡胶生产：本身既是生产，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和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互相配合，最终整合成一个阿卡人生活的理想和愿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为之努力。
五、结语
本文以当下西双版纳大力倡导橡胶科学化、集约化种植背景下的地方性实践的民族志揭示：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者自然科学的范畴，实际上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结果。认为阿卡人“好吃懒做”“生产方式落后”已然不是一种行为评判，而是技术选择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评判。对像阿卡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参与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偏见和歧视性观念，其背后遮蔽了对现代性体系本身的反思。
正如陶西格(MichaelTaussig)所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在资本主义已经成熟的西方社会中，更要在那些资本主义逻辑尚不成熟的社会中来理解。在现代社会，依赖资本与科学技术的融合，劳动及其产品都被转化成为商品，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完成剩余价值的积累，这套逻辑已经完成了对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证明。这些事物一旦被看作是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产物，认识论自身就会掩盖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反而，正是在这些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完全接纳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社会，更能凸现出各种异化现象的本质。现代社会被物化了的各种观念和范畴，如时间可以计算、货币能增值、劳动力可以被出卖等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在这种社会中就会变得不自然，也正因为如此，按照资本逻辑生成的现代技术在这种社会中难以被推广。
如果说让后现代主义者感到悲哀的是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对人的奴役的话，那么阿卡人的这一个案至少表明：现代技术尚未终结传统的经济模式，在国家视角下农技推广的失败恰恰能动地反映了人的社会性和作为实践的主体性。他们总是透过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来理解现代技术，同时又在新的情境下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这套糅合了传统与发展的实践不仅作为生产方式与外部市场和国家发生联结，同时在橡胶经济冲击下的不断变迁中，也使得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得以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得以延续。
欧阳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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