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严海蓉认为，目前相关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太窄，只保证稻米、玉米和小麦三种产品粮食的95%自给自足，把大豆和其他品种排除在外。尤其是大豆进口不断攀升，使其成为了当下粮食安全的“软肋”。
本文由《时代财经》授权发布，感谢《时代财经》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支持!
作者|严海蓉、余思毅(记者)
后台编辑|童话
“面粉卖没了!”4月8日，在山东潍坊开粮油铺的梁小姐对《时代财经》说。近日不少地方出现了囤粮囤面的现象。
国家农业农村部4月4日表示，当前我国粮食产量丰、库存足，呼吁民众不必担忧粮食安全、不用囤积粮食。
袁隆平也发声“中国不会出现粮荒”，但大米股还是涨疯了。“粮食第一股”金健米业(600127)在最近13个交易收获9个涨停板，股价从3月下旬的4元多，翻倍至目前11元。
4月8日，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老师、关注食物主权问题的专家严海蓉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粮食产量丰富，回应了产量和供应量的问题，但老百姓可能会担心涨价、供应是否稳定。”
严海蓉指出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结构性问题。她认为，目前相关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太窄，只保证稻米、玉米和小麦三种产品粮食的95%自给自足，把大豆和其他品种排除在外。尤其是大豆进口不断攀升，使其成为了当下粮食安全的“软肋”。
严海蓉呼吁国家将把粮食作为公共用品来加强管理，把粮食安全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粮食安全涉及价格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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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蝗灾和新冠疫情的肆虐，将如何影响全球农产品供给?
严海蓉：可能导致非洲约2000多万人口面临粮食危机。【作者注：时隔两个月，新一波、更大的蝗灾再次袭来，预计将带来更多人口的粮食危机。】
蝗灾和疫情肆虐与气候变迁、生态系统损伤等密切相关。非洲粮食生产本来就比较脆弱，蝗灾影响产量，再加上疫情防控使得物流运输阻断，会引发供应问题。那么，炒作就会随之产生，人们也会因为恐慌而抢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日对外发布，预估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震荡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还要大。金融危机曾造成几十个国家的粮食恐慌问题，这次经济震荡很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国际粮食安全问题。
目前已经有数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宣布管控粮食出口，如大米出口世界第三的越南已禁止大米的出口。这可能是全球粮食恐慌的信号，要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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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农村部4月4日表示，当前我国粮食产量丰、库存足，回应日前有民众担忧粮食安全、囤积粮食的举动。你怎么看民众囤粮的行为?
严海蓉：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量、供应量;二是可及性，人们能不能买得到、买得起;三是可利用性，指营养和烹饪;四是稳定性，价格和供应是否稳定。
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粮食产量丰富，回应了产量和供应量的问题。但老百姓会担心涨价、供应是否稳定。
有数据表明，2月份食物价格涨幅22%。去年，猪肉价格涨了135%，其他肉类涨了80%。现在CPI水平几乎处于8年以来的新高。粮食安全不仅包括供应充足，而且还包括价格合理稳定。因此除了回应口粮产量充足外，应该要看到老百姓的这些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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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疫情持续，会给全球以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什么挑战?
严海蓉：我们确实面临较多挑战。
首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警报，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导致全球的粮食产量下降10%。“人口第一大国”印度1981年—2009年，小麦产量下降5%。现在遇上新冠疫情，联合国粮食组织发出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可能断裂的警告。
二是金融方面的挑战，全球化的粮食体系和金融是密切联系的。金融炒作是引发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恐慌的因素之一。本次新冠疫情，美国又开始进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有可能引发新一轮资本进入粮食产业。有2007-2008年的前车之鉴，中国应及早防范。
三是发展模式带来的隐患。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人均耕地少，对粮食需求尤为迫切，过度使用土地，甚至局部地区土壤有机质下降，都影响到我们长期可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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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国又有哪些隐患呢?
严海蓉：中国粮食生产模式也存在结构性问题。
粮食生产以市场经济思路为主导，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导致沿海地区不注重粮食生产，把粮食安全问题交给粮食大省或传统生产粮食的地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21个省份有余粮可输出，如今，只有约10个省份有余粮输出。广东省粮食自给率大概在22%左右，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也没有多少余粮可输出。
这些现象背后是过去各地“用耕地换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了农田向变工业区和房地产项目的转化开发。国家近年已经意识到耕地流失问题的严重性，制定了“耕地18亿亩的红线”，遗憾的是又开了一个“口子”——土地增减挂钩。
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实际耕地的流失、耕地质量下降。除此外，农资的高度市场化、生产成本的攀提升、收益的下降，也伤害了种粮积极性，导致播种面积下降(如小麦、玉米和稻谷种植面积下滑)、复种指数下降(一年两季变为一季)，以及耕地的非农使用。
作者注：
国务院在2020年3月1日对用地审批权出台了新政策，对土地审批放权，第二条涉及到对“永久基本农田”审批的放权：
一、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国务院批准8个省份进行第二条试点放权：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这一举措被认为专家认为“对于推动国内的企业设立、拉动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均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自然资源报》刊文(2020年4月2日，“放权决定后督察该怎么做”)指出了这一举措可能带来的风险：
一些地方会更加关注地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招商引资中任性批地，加大地区间不正当竞争；“规划跟着项目走”，随意调整规划；用地大手大脚，粗放浪费，在用地结构、数量上违反用地计划；特别是一些补充耕地难度大的地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可能弄虚作假；经济欠发达地区，压低补偿安置标准，与民争利；权力增大，寻租空间增加，引发廉政风险。
因此，这一举措对保障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以及粮食安全，都带来新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是根据播种面积来估算粮食产量的。我在调研时，地方统计局的估算和农调队的估算就曾发生“打架”现象。
进口大豆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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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进口最大的是大豆，其中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三个国家合计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90%。大豆如何成了粮食安全的“软肋”?
严海蓉：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世界野生大豆90%以上的品种都在中国。一直到90年代中国都是大豆出口国。
后来的转变与中国加入WTO有关系，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大豆的进口关税尤其低，这就起到了诱导进口的作用。
此外，在新世纪初期，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油脂行业，采购国外大豆，使得中国大豆进口不断攀升。虽然油脂行业外资主导的情况后来有所改变，但大豆进口不断攀升的局面延续到最近，大豆成为了当下粮食安全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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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大豆进口受阻引发的负面效应?
严海蓉：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中国进口国际市场2/3的大豆，有必要吗?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均肉、蛋、奶和油脂的消费跟日本持平，已能满足我们饮食结构的需求。进口大豆主要有两大用途，一个是榨油，一个是把豆粕做成饲料。
大量的进口并非满足刚需，而是带来过度消费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社会存在“过度医疗”这一现象有相似之处，因为医院需要创收，诱导过度医疗，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在粮食问题上，过度消费也是粮食安全的隐患，而为了获取这些过度消费的资源，国家又必须做各种各样的安排。
进口大豆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评估大豆的需求，而不是无休止地去满足过度消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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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应该怎么定位?
严海蓉：大豆作为粮食有其自然属性，而市场经济把大豆等粮食定位为“商品”，把粮食问题看成是市场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国际市场上，粮食还被当做“金融衍生品”，使得大豆等成为金融炒作的对象。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把粮食提高到人民基本需求的地位来看待，那么，国家应该把粮食作为公共品来管理，通过政策保证产量和价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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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到粮食的“金融衍生品”属性，是否会担心国际投资资本借机炒大豆?
严海蓉：我觉得有可能的，不仅是对大豆，也可能是其它种类。
2007-2008年国际市场上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都剧烈攀升。要根本解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不依靠国外市场。
提高粮食生产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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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保证粮食的独立自主?
严海蓉：首先，扩大粮食安全的政策含义，应该以全面的自给自足为本。目前，国家政策里面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有点窄，只保证三个品种——稻米、玉米和小麦95%自给自足的能力，大豆和其他品种是排除在外的。
其次，要保证足够的生产，解决现行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包括前述提到用耕地换增长的问题、耕地使用的可持续性问题。
目前由于新冠疫情，粮食安全被大众所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整的契机。如果不能推动可持续的土地管理，以及粮食生产的生态化，就不能从保障我们食物供应体系的可持续做起，生态文明本身就很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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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大豆，怎么鼓励大豆自力更生?
严海蓉：粮食产业应该提高生产者的收益。政策在不断呼吁提升生产积极性，但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在下降。
是什么造成这种脱节呢?现在粮食产业利润的2/3是在流通领域。生产者是最辛苦的，占的收益份额却是最少的。国家倡导供给侧改革，要照顾到生产者，要让他们有积极性。
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国家开始注意到国产大豆需要有一定的保证，对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计划离预期效果还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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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为保障粮食安全带来什么启示呢?
严海蓉：在疫情期间，“三农”专家李昌平曾经提过，我们要发展地方化的食物供应体系。我很赞成。
疫情造成交通阻隔的问题，很多菜农、家禽养殖户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面向外地市场的生产体系，在疫情中暴露了其脆弱性。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每个地区把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的责任承担起来，全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就不会太大。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际上很多组织、很多地方都倡导食物本地化。本地化的生产，本地化的消费，可以极大减少物流的成本，减少碳排放。
我们提倡生态文明，就要拿出实践生态文明的模式来，如果中国在重塑食物生产供应体系方面有所引领，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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