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原视频，视频中一男子无缘无故的踹朱之文家的门，朱之文出来以后也是一脸的无奈，微博上，朱之文回应说
说一下：今天出门了在临沂，一个村的人喝了酒喊门，睡觉了没听见，就踹门了，都是老朱家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这已经不是朱之文在自己的家乡第一次受欺凌了，他上过星光大道，也上过春晚，捐款了157万修桥修路，村民几乎没有任何感恩，反而骂他捐的少，借钱不还，随便进出他家属于常事，看到东西顺便拿走。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骂村民忘恩负义的，有疑惑为什么朱之文不报警的，有的建议朱之文搬走。
其实朱之文现在面临的问题属于农村的常态性，只是官方在宣传农村的时候，一般是尽量往“淳朴善良”“老实巴交”，当然宣传口不能代替事实，人有千奇百怪，农村也是，在中国有一些志向很高的大学生，立志改变农村，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分配到乡镇，还没到两年，就被抹平了脾气，黯然重回城市。
还有一些人因为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开始对农民搞群体性攻击，地图炮之类的。
像欺负老实人这种，其实在农村里面很多，举个例子
90年代的时候，一个在邻村的居住的罗某想迁回本村，他刚好与村长属于同一个族，村民组长就答应了，村民中也没有人极力反对，但迁回来就需要宅基地盖房子，刚好村民组长的弟弟有一个宅基地，已经打好地基了，因为挣了些钱，想搬到街上居住，就把这个宅基地卖给这位迁回的罗姓村民。
事情接下来顺利成章，罗姓村民运到一堆建筑材料，包括石子和沙，准备建房了。而在这之前，刚好发生了一些事，村委会给各村民组装了部电话，电话安装在村民组长家，安装费由村委会承担，每月的月租费由村小组村民分担，
那个时候刚开始有村民外出打工，偶尔会用到电话，那么就需要到村小组长家接电话，就在这个过程产生了些矛盾，因为有时候电话打过来较晚，村组长就不愿意喊村民来接，另外村组长老婆的脸色也不太好，这些引起了另一个族的部分村民不满。
刚好这一天晚上在吃饭聊天时，另一个族的村民话语上与村长老婆产生了些矛盾，当时就吵了起来，于是就不欢而散”，
事情原本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这户村民心有不甘，于是跑到同族的一户有威望的村民家讲起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在一个阴雨的上午，这个门头的年轻妇女全部拿着铁锹到这户宅基地旁，把沙和石子撒得周围全是，伴随着阴雨，这些沙和石子就刚好相当于修路了。由于准备迁回的罗姓人家目前还没有住回村，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宅基地隔壁的村民看到后告诉了村长老婆，她也到场了，看了一眼，就走了。下午，这户带头妇女的男人到村长家了，表示不同意这户罗姓村民迁回，他擅自在我们村运石子，所以就把它都撒了，希望他把东西运走,不然，其他村民有意见。
村长一句话也没有说，知道这件事黄了。过几天，那户准备迁回的罗姓人家把剩下的沙和石子变卖了，把宅基地也退给村组长的弟弟了。这户村民知道近期是不可能迁回去了，也知道这起事件并不是针对他，但他就是倒霉碰上了，好在损失不大。他依然与村子的村民热情打招呼，每年都亲自来拜年，就当这件事什么也没发生，直到过了好几年，才终于迁回来。
上面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国农村屡见不鲜，罗某并没有得罪任何人，而且也没有和任何村民产生矛盾，纯粹是因为安装电话后，因为接电话的问题导致种种问题，是村民不满村长太晚了懒得叫人，借题发挥，把宅基地的问题放大。
这类型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刘正轩被抢事件。刘正轩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湖南邵阳创业养虾。两年来，他的虾塘遭村民哄抢十多次，损失数万元，他说：“去年9月开始卖虾，就有村民称要去捡点小鱼，人多后不再捡小鱼，开始直接捡虾。”去年也曾报了几次警，但警方也阻止不了村民。最多时竟有三四百人抢虾，工作人员都不敢去虾塘，几千斤虾就活活冻死在虾塘。
10月21日，两位女村民为强制下塘抢虾，和劝阻者扭打在一起。警方前往后，她们就躺在虾塘边，称被打成重伤起不来，被救护车抬走。她们的十几个家人前往虾塘，其中三位女村民骂了工作人员三四个小时，还大闹警局，拦警车打警察。针对此次冲突，镇党委书记回应称：老百姓不完全是哄抢，是养虾者把虾取上来后，老百姓去捡一些剩下的小虾。
当时这个事情在知乎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于是那种“枪毙几个”，“枪毙几个示威就好了。”之类的论调又出来了。
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比较复杂，“对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们，律师们来说，在纸面上慷慨地喊三权分立，基层民主之类的，比什么都简单，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学者们律师们都是不愿意下基层的。
原因很简单，基层的治理的复杂度，是不可能靠说教来完成的，“报个警”说起来简单，“去法院打官司”更是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几乎不可能。
有两种非常流行的观点，一种是觉得现有的管理体系没有直接下到村，应该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到村，这种想法显然是无视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养活庞大的公务员体系是要钱的，难不成在农村也要养一个派出所?国家财政能不能负担的起?这是需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基层实现普遍的民主制，村民自治，这也是现行的规定，但是为什么到今天基层还出那么多事，很显然不接地气，一旦完全自治，实际上在村里面，谁家男丁多，谁家的亲戚多，谁的家族更大就占据上风，村民自治最后沦为某个家族的工具，靠乡贤来管理家乡其实在旧中国时期，其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过。
实际上这种互相对立的矛盾的存在，不是因为治理模式的问题，垂直管理和分散式民主之所以都出问题，是因为乡村的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资源紧缺的社会。
目前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治理模式，新城镇建设，把分散在农村的个别户集中在乡镇上来，这也是唯一可行之道。
新城镇建设，把农村人集中到乡镇上来，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有利于矛盾的处理，中国最低的行政机构就是乡镇，乡镇是有各式各样的派出机关的，不管是派出所，派出法庭，或者其他派出机构，如果真出现踹门之类的事情，也有利于调解。
第二，基础建设的问题可以得到相当的改善，很多农村为什么用不了自来水?是因为农村太过于分散。很多类似的公共资源都是如此，公共资源使用的人越多，反而越廉价，中国在农村实行村村通，实现村村都有电，有电信设施，这自然很好，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农村能村村通煤气啊?能村村通自来水吗?为了几个人值得吗?如果说平原地区的农村尚且如此，山地更不要说了。
有时候甚至出钱把这些人迁出来的成本，都比给他们建设基础设施的低，成本问题是切实存在的问题。
第三，环保问题。可能大家没想过的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不是在城市，恰好是在农村，城市是有单位管的，农村又有谁管?知道农村垃圾怎么处理的么?就真的是随意抛掉，甚至现在很多乡镇的垃圾处理都不尽如人意。如果乡镇有一条河，所有的人都会把垃圾直接抛到河中，这不是我臆想，是我亲眼所见。
第四，村霸问题。可能很多人听说过所谓的“村霸”之类的，由于现阶段在农村有许多成年男性外出打工，相当多的农村在农闲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几个村霸就敢在农村胡作非为，2018年，就在我所居住的武汉市，就发生这种事情，新闻说:
胡某今年56岁,家住洪山区,本是武汉一所重点高校后勤职工,两年前离职来到新洲区承包鱼塘养起鱼来,过起"世外桃源”的生活。没想到,从此给当地村民张斌(化名)-家人带来噩梦。胡某竟公然霸占张斌的妻子白薇(化名)。
张斌得知胡某与其妻白薇发生不正当关系后,也曾苦劝白薇与胡某断绝关系,但白薇直掉眼泪地说"胡某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就要杀我们全家。张斌、白薇的软弱，助长了胡某的嚣张气焰，胡某竟公然跑到张家要白薇陪他睡觉。
2016年4月25日凌晨3时,胡某窜至张斌家门口敲打玻璃大声呼喊白薇,让白薇陪他过夜。张斌夫妇让他离开,但胡某不同意,态度蛮横。此时张斌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与胡某发生了冲突,胡某离开时称要给张家人一点教训。由于怕被报复,张斌也向周围亲友求助过,但很多人都怕得罪胡某。
今年2月8日,张斌再次受到胡某的威胁,他忍无可忍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机关认为胡某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遂对其立案侦查。6月4日,胡某在洪山区被抓获归案。
据新洲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韩冰介绍,在提审时,胡某对自己到张家滋事的行为予以否认,还辩称"我这是和张斌公平竞争他老婆。
”“胡某无事生非、欺男霸女,在当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群众不敢惹，已经干扰破坏了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当地影响很坏。对村霸和黑恶势力，司法机关必须依法严厉打击。"韩冰指出,检察机关在受案2天后即对胡某做出逮捕决定。9月28日，又依法对胡某提起了公诉。
这个新闻在媒体上已经有所披露，请注意的是，这是发生在武汉市新洲区的事件，新洲区本身已经划归到武汉市，已经不能算所谓的“典型农村”，对于那种典型农村发生的事情，可能性质更加恶劣。
农村的这个单位实际上是已经不符合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人口的迁移已经成为必然，朱之文遇到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农村的固有现象，当然朱之文是老实人，能忍，但是忍不能解决问题，今天有人踹朱之文的门，明天就有人砸朱之文的窗。
总不能让社会治理的成本，都让朱之文这类的老实人承担。
在权衡到成本以及正义的平衡性问题，恐怕全面城镇化，是唯一正确且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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