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文，说了农村的问题，有人提到了温铁军，温铁军在小圈子里面还是很火的，他是新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同属于新乡村建设学派的还有李昌平，何慧丽，刘老石，邱建生等人，最出名的就是温铁军和李昌平。
新乡村建设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内战频发，，民不聊生，农村经济凋敝。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活动家，提出从乡村建设入手拯救中国，并且致力于农村合作社的实践和推广。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对立的阶级，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在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下很久都没有改变，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虽然有战争影响，但是恢复很快，不会被推翻，但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延续千年的社会结构已经崩塌了，而新的组织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原有的微妙的平衡被打破，导致了乡村出现大量问题，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孔乙己》就是被打破后的乡村样子，在经济政治教育三个维度上，优先重视经济，因此要重建乡村首先进行农村经济建设。
1933年，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支持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就在山东邹平县开始了，当时的乡村建设以合作社的方式展开，由现政府选聘研究院合作的讲师，农场主，农村金融流通处经理等10个人组成合作委员会，合作社很快运转起来，其中运转最好的是粱邹美棉运销合作社
农户在村域范围内种植棉花都可以按比例交纳股金申请加入合作社。种植棉花面积在20亩及以下者每户至少一股;20亩以上者，每10亩加认一股，每股2元。社员生产的棉花全部交给村合作社，村合作社对农户选种和棉花种植进行技术指导。
社员生产资金不足，可通过村级合作社转请联合会预支部分棉花种籽以及运销货款。合作社联合会是全县各村合作社的联合机构和总机关，负责接受、检验、整理、打包、销售各村合作社运来的棉花
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实现的盈余按以下方式分配：盈余金(棉花产销差价扣除各项营业费用后的余额)先以年利率6‰提取总社股本利息，所余金额20%作为公积金，10%为公益教育金，5%为职员酬劳，剩下65%按运销额返还各村级合作社分社，各分社再以年息6‰抽取分社股本利息，余额的20%作公积金，10%作职员酬劳，70%按运销额返还社员。
除了梁漱溟以外，还有晏阳初、陶行知等大量的人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今天的温铁军，李昌平实际上就是把当年梁漱溟的行动再一次重现。
温铁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在农村插队11年，8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成立，温铁军随即调入，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关注农村的生涯，从1996年，温铁军正式开始发表“三农”问题的文章，1997年，温铁军开始了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当时由于各式各样的问题，处处碰壁，1999年，林毅夫也开始大力呼吁新乡村建设，2000年，温铁军博士毕业，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李昌平。
李昌平本身是湖北省监利县的多个乡党委书记，2000年上书中央，概述了农村的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得到中央重视，2001年，李昌平来到北京，找到了当时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在温铁军的介绍下，李昌平先后被多个高校机构聘为研究院，并且在2009年，和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合作，开展了郝堂村试验，同样是以合作社的模式起家，到2012年底，郝堂村社共同体资金规模约300万，积累近40万。
而实际上早在2003年，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民间乡村建设流派都已经在全国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湖北谷城五山镇的“五山模式”，北京延庆珍珠泉乡的“都市新农村”，广西阳翔县“山水画廊”，成都绵竹秦家坎“512秦家坎项目”，成都什邡洛水镇“512绿色家园”、山东临沂方城镇的“田园方城”等等。
如果说新乡村建设流派和其他流派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新乡村建设流派异常重视“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工业党”，“大旗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验室里面种地，黑板上养猪”，这种困在研究室里面空想出来的理论必然是现实格格不入。
你知道我在说谁。
温铁军是提出三农概念的人，他对于三农的理解是：中国没有类似于美国之类的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三农问题的“农民，农村，农业”，首当其冲的是农民问题，其次农村问题，而农业问题是派生性的，而不是主要的。
这就和工业党形成极大的差别，工业党是优先提农业问题，先叙述一段大规模农业化如何如何好，然后再去论述农民在大农业化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大部分工业党对于农民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几乎只有一个：送进城市，“享受城市资源”云云。
这一套即便是在中国东北都没有实现，东北的农田相对于中国南方平整的多，况且城市是否能够吸纳如此多的就业，这本身是问题，且把鸡蛋全部放在城市，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一脱离实际的想法在知乎上很受追捧。
温铁军阐述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和整个工业化息息相关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完成工业化积累，可能大家在课本里面都学过了：抢占殖民地，圈地运动等等，中国不是殖民国家，所以就必然从三农提取剩余，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尤其是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爆发的大量的农业破产潮也是如此，失地的农民当时只有三条出路：当土匪，参加白军，参加红军。
而当时的西方世界也发生大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一个欧洲大陆，个个国家都在搞工业化，就必然产生生产过剩，如果说对于英法之类的国家还有殖民地，还可以去搞倾销，那么对于一些有工业化但是没有什么殖民地的国家，例如德国之类的，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工业化产生的问题，必将工业化解决，于是工业化的战争就出现了，于是摧毁对方的工业化，当二战打的一团稀烂的时候，各国的工业能力被摧毁的七七八八，在战后才有了重建工业化，形成了欧美在战后的一波复苏浪潮。
其实日本也一样。
建国以后国民党财政赤字膨胀，金圆券失败，最后战败，当我党还在农村的时候，对于财政问题可能还没那么敏感，但是在城市执政了，原有的那些人员基本上被承接下来，立即也有财政问题-----财政赤字严重，同时还遭遇到了商人的囤货居奇。
怎么办呢?增发货币，由于执行了土改，农民有了积极性，农民希望卖掉农产品来购买更多的土地，于是增发的70%的货币有50%被农村吸收，同时由于建立起国营部门，从全国各地农村卖上来的农产品被国营部门吸收，国营部门利用这些农产品，击垮了当时不少囤积居奇的商人，这才度过了第一次危机。
建国后初期的中国工业化其实是苏联援助的，苏联援助的工业属于重工业，而一般国家是先从轻工业逐渐发展到重工业，但是中国是倒过来的，倒过来就有一个问题了：重工业实际上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不能吸纳劳动力。
重工业一开始是需要大量的人工为其建设基础设施，修路架桥之类的，但是一旦完成了，重工业就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那么城市里面还有那么多就业人口，那怎么办?
知青下乡。
等于农村吸纳了不能就业的城市人口，但是让知识分子下乡，让握笔杆子的人去握锄头，能没意见吗?
当然有意见，所以有伤痕文学。
其实中国历经很多次，包括后来的中美建交后，吸收国外进口的四三方案，主要是要从美国引进设备，到后来八二方案，又一次引进大量的西方设备，这一前一后导致中国产生200亿的赤字，很显然财政负担不起了，要搞外汇还债啊，怎么还债?所以农村开始放松，大批的江浙乡镇企业开始起来纷纷出口创汇，中国的第一波内需开始启动，拉动增长，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东西在温铁军的《十次危机》里面讲的很清楚，所以不必我多说了。从温铁军的阐述来看，农村是数次起到了托底的，拉动需求的作用。
我们从近十几年也可以看出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生产的很多家电卖不出去，怎么办?2008年12月，家电下乡。
2009年3月，又搞出了汽车下乡，整个中国的家电，汽车大面积普及。
家电和汽车在此后的销量大幅度增长，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汽车第一生产大国，这是内需的拉动。
所以是亿万农民救中国，每一次出问题，最后都有农村来进行托底。解决就业不足靠农村，解决需求不足，还是要靠农村。
所以从农村的定位上来看，农村对于温铁军的定位和对于工业党的定位不一样，工业党的定位是觉得农村是多余的，工业需要加快效率，农村和城市谁的效率高?当然是城市，农业和工业谁的效率高?当然是工业，因此要消灭农村，消灭农村这个基层。
但是工业党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工业党从来不提“需求问题”，而需求不足才是整件事的矛盾所在，生产了那么多东西，效率那么高，卖不出去，有什么用?中国已经形成了三轮过剩了，自2013年形成的第三轮过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需求不足是在全世界各个工业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中国也不例外，白菜价的钢铁就不说了，就说农业，美国的农民会倒牛奶，被描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那么海南农民的香蕉同样有过剩的问题啊。
二战美国能爆发巨大的生产能力，其实也没什么，中国今天一样可以，且可以爆发出比美国更大的生产能力，美国二战巅峰时期钢产量不过七八千万吨，中国在3月份，在遭受疫情的前提下，仅仅3月份的粗钢产量7898万吨。
这段时间疫情影响，口罩紧缺，呼吸机紧缺，才紧缺了几天，各大工厂纷纷改装生产线，生产口罩之类的，从比亚迪到中国石油，每一个企业都掺一脚，早在3月份中国的口罩日产量就突破1亿只。而到了4月份，仅仅广东一个省，口罩日产量，从疫情爆发之初的10万只直接飙升到6000万只。
所以效率对于中国，是问题吗?
从来不是。
工业党把矛盾点都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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