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的。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并且在2005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从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开始，到2019年已经有十八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下乡到农村去，参与农村的支农调研活动，被社会上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骨干，还慢慢形成了鼓励年轻人下乡到农村去锻炼成才的“农村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其实就是想把那些不仅有心，而且还想在农村有为的年轻人培养成才。
《乡建笔记》正是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和实践写就的真实故事。他们以自述的形式，回顾个人在时代背景下、在乡土社会中，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并在与土地、乡村、农民的互动中，反思个人成长与乡村发展乃至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白亚丽
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山西大宁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
世纪之交的大学生“上山下乡”
2000年前后，正是城乡矛盾比较激烈、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许多多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也面临着个人生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学习，也想摆脱“泥腿子”的命运，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高校产业化改革，既加大了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也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有些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被迫开始了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的反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转变了观察城乡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我们生长于斯的乡村。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展开的。
具体到我们个体，参与其中似乎都有些偶然，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2000年，刘老石老师来到我所在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任教。在这个以工科专业主导的学校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他在食工系做辅导员的一年，放松社团审批政策，鼓励学生自发成立各种社团。20多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与了“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
在2000年冬天，关心农村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为了组织大学生乡村调研，我们几个“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在学校食堂、宿舍到处张贴海报，打着“文化旅游”的口号。或许正是因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才招来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队。当时，对于下乡调研，我们都不确切清楚去哪里、如何去。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去了山西左权县麻田镇。
就在我们下乡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在1999年暑假以“京楚大学生村民自治宣讲队”的旗号，组队去了湖北随州柳林镇——这也是一位队员的家乡。2000年后，北京大学“乡土中国”、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等社团都相继成立，也开始了组队下乡。2001年5月1日，我们几个学校的“老骨干”碰到一起，决定组成一支跨校联队，随后这支跨校联队就辗转在苏北丰县、沛县等地。
我们最早的下乡点，绝大部分是队伍成员的老家，要不就是其他来自农村的朋友的家乡。而我们下乡的费用，也是自己平常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当时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带上文具教教孩子读书，带上衣物看看孤寡老人，等等。再多一点的，也就是带上影碟在老乡家里组织大家学习科技种田和法律信息。支农调研变得有组织、有目的，是在我们接触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之后。
我们中最早接触到《中国改革》的是刘老石。2000年的一天，他挤在南开大学的走廊里听了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的讲座。在听到温铁军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教人吃饭不种粮、穿衣不纺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挤向金字塔的塔尖，离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越来越远”后，刘老石决定“投奔”《中国改革》。从那之后，刘老石一方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把所有业余的精力都用在推动农村发展和青年学生下乡的工作上。那时，温铁军也在用自己的课酬费资助一些学生返乡调查，他说他的想法很简单，一是想延续老一辈农村工作者杜润生老先生“动员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夙愿，二就是要给予长期脱离乡村、漠视乡土的孩子们再次了解家乡的机会。2001年10月，杂志社来了“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的邱建生等人。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核心，也凭着“中改”等单位的支持，大学生支农活动得到了5万美元的资助。在刘老石等人的推动下，“中改”专门成立推动大学生下乡的支农队项目组，由京津高校的老支农骨干兼职组成。零散的支农活动在此时变得有组织起来了。
虽然参与支农调研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但通过支农调研，农村呈现出打开大门后的另一个世界。2000年正值乡村矛盾的尖锐期，我们组织的很多下乡队伍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刁难。盘查、扣押证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支农队因为没有和地方干部打招呼直接进村，还会被地方干部驱赶出去。北京大学“乡土中国”的一支队伍到内蒙古的赤峰调研，刚进村就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围住他们是希望这支外来的队伍能帮着解决问题，而村干部却一再催赶他们离开。在村民们渴望的眼神中，这支队伍坚持留下来做完调查。在赤峰的七天调查中，这支队伍是由村民轮流彻夜站岗保护的，调研后也是村民们护送到火车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队学生在江苏调研时，遭遇到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地方恶霸盘查。带队人机灵应变，反问对方是否有合法证件，因而才躲过危险。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刁难与危险，极大地锻炼了这群在学校温室里长大的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毅力。
调研工作想要真正得到农民的信任，获得第一手材料，和农民打成一片是必然的。支农的学生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许接受任何礼品馈赠，不随便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北京某大学的一支队伍在河北顺平的一个村因为被村干部接到城里吃饭，结果这里的村民拒绝他们再返回。后来这支队伍所在的社团也被支农队开除三年。为了使得下乡学生更快融入乡村，在下乡之前，每支队伍都会就安全问题应对、调研方法等接受培训，老队员也会传授一些经验，帮助新队员熟悉相关的资料。类似这样一些队伍陆续积累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规定，被奉为所有支农队学生的纪律。
后来，钱理群老师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指出新时代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是承接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历史精神中“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的现实困境——以文化活动推动农村组织化
在项目组的推动下，仅2003年下半年全国就有80多所高校组建农村社团。支农队项目组指导各社团将下乡的村庄资料汇集在一起，建立了农村信息站。但是，在21世纪初三农问题仍然很严重的时候，在这100多家站点的带头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上访者。这种结构给支农调研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许多学生社团遭到学校的施压，要求不再组织下乡活动。我们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社团甚至被要求改名，也不让我们再下乡了。在这样的压力下，大部分学生都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出于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另一方面，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随着新政调整了农村政策，农村的基层矛盾与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减少，我们也在思考支农调研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扎根在基层的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基层矛盾减少的同时，以城市区域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主义，也通过既有的制度设计源源不断地吸取农村的发展资源。农村的发展危机呈现的是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多重“瓶颈”和困境。小农的高度原子化状态，造成小农既无力抵抗带有剥夺性质的强势市场，也很难与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政策对接。如何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关注社会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抑或是《中国改革》(农村版)所凝聚的农民精英，都在探索着新的实践方向和内容。新乡村建设运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选择了以青年学生动员村民重建农村文化为切入口，开始了通过恢复合作文化进而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探索。
2003年春节，在河北定州历史名村翟城村，邱建生重启了70年前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邱建生和大学生们在村委会门上贴出对联“平民教育诚可贵，乡村建设慨而慷”后，他也搬到了翟城村破旧的村庄小学。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乡村建设学院和翟城村的建设上。
2003年暑假，因农民维权而寻求外界帮助的安徽阜阳南塘村迎来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十几所高校的近30名学生。这个村庄也因为这些学生的到来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的时候，这个村子里村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剑拔弩张，每次乡里干部在村子里出现，都会被一群“讨个说法”的村民团团围住。学生的到来，无疑加剧了这种紧张。地方政府不愿意学生在村里待着，以“安排参观旅游”的名义，要把学生带走。学生们在乡政府和有关人员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学生可以在村里调查，政府则以“保护学生人身安全”为由，安排相关人员陪同学生调查。本来一触即发的官民矛盾没有被激化。因为在接下来几天的调查中，这支队伍又不得不去思考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发现，维权的确让村民热情高涨，但村民的生活并未改善：老人病死家中无人知晓的事情，让人触目惊心;年轻人的不孝顺也完全颠覆了尊老爱幼的传统;村庄的道路损坏无人问津，而村民们却只知成群结队地打麻将;夜晚，宁静的村庄却因为治安问题频发令人非常不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村庄里?
面对这些比维权要复杂得多的现实问题，学生们开始思索如何将矛盾和冲突进行建设性的转化。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村民带头人的认同。起初，杨云标等一群维权的“硬骨头”对这种思路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或许是不愿意浇灭学生们的热情，他们也同意尝试看看。学生们找来了村子里的老文艺骨干，这些老人从床底下搜罗出30年没怎么用过的二胡、边鼓，村庄里的“老瞎子”扯着嘹亮的嗓子吼起了老革命歌曲。住在隔壁邻县20公里远的王殿敏阿姨，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妇人，也在学生的带动下扭起了秧歌。这个平凡的农村寡妇，在随后的两年中成功地组织起了村里的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队，还被大家推选为村委副主任。2005年在由戴锦华等人发起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中，王殿敏也名列其中。
村庄的不孝顺是个普遍现象。有些老年人求助派出所，但常常会使矛盾更激化。于是，学生们想到了“褒奖好的而使不好的害羞”的操作办法。学生们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评出村庄的“十佳儿媳”。然后学生们自己凑了几百元钱，买了大红花和奖状、脸盆，敲锣打鼓地送到好儿媳手里。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妇女都是放着鞭炮迎接奖状的，她们还把这些奖状贴在堂屋正中央。“因为这样的活动，村子里的风气扭转了，以后每年我们都要评选一次。”杨云标说。这位年轻睿智的村庄带头人后来这样总结学生们的行动，称这是“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
在这样的带动下，随后的这些年中，南塘村陆续成立了图书室、经济合作社、生态农业实验田和农村互助金融等。至今，这个远近闻名的村庄不仅实现了以组织为依托多位一体的村庄建设，同时带动了周边十几个村庄共同发展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是，村庄里村民和政府的关系由原来的恶性对立到如今的良性合作，承接了政府上百万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类似的故事也在湖北房县的三岔村、山东微山湖畔的姜庄村、河北顺平地区跨县乡的联合社等地进行着。这些鲜活的村庄故事让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在协助乡村建设过程中，以本地群众为主体，在基层转化矛盾、建设和谐农村的推动作用。
一本杂志带起一场试验
2003年年底，《中国改革》杂志社乡村建设中心成立，开展了村民骨干能力培训项目，目的是通过对村庄带头人的培训，将力量凝聚起来，通过走合作组织的道路来发展村庄。但2004年年底，随着《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停刊，乡建一度陷入了无组织的状态。但很快，以刘老石为核心的支农学生注册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等人也坚守在翟城，成立了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些组织随后挂靠在温铁军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05年暑假，乡建中心在全国100多所高校选拔了35名学生，他们中有的刚刚毕业，有的是特意休学的，“乡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
“人才计划”的培养理念是靠实践和理论两个主题方式为农村培养人，在此过程中，也要完成对年轻人的再教育。“人才计划”包含每年四次的集中培训和学习，其余的时间学员们都驻扎在乡建中心的项目点，协助村庄推动合作组织的发展。多年的乡村调研让我们很清楚，乡村治理并非如其表面所显现的仅仅是技术缺乏、资金匮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企业介不介入农业领域的问题，深入的探讨下，乡村发展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培养一批能够长期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青年人是乡村建设可持续性的关键。“人才培养计划”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年轻人去农村做什么?初到农村的大学生常会被村民、基层政府期待带来扶持资金、市场渠道、企业项目。事实上，一无资源二无背景三无经验的大学生，在这些方面是难有作为的。他们特定的优势是在农村的客观调研、村庄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教育和文化推广等软件能力上。人才计划的学员不是去满足村民短期的致富欲望，不是去处理村中各种日积月累的矛盾，不是去跑市场、跑信息，不是单一地提供科技咨询，不是越俎代庖替村民能做的各项村庄事务——他们在村中能做好的，是以公益文化活动切入，发动村中“能人”，推动乡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改变。事实证明，这样的撬点既发挥了个人的价值，同时也推进了农村基层制度的改良。
参加“人才计划”的学员们，整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直接住在农户家中。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不带任何笔本纸墨，就在炕头和农民一起生活聊天，农忙的时候也挽起裤管和农民一起播种、收割。他们每个月要向村民缴纳不低于生活成本的费用，他们还会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补贴中挤出一些钱去探望鳏寡老弱。村民们很快会认识到他们无法直接依赖穷学生发展村庄，但村民们渐渐地会被他们的行为带动，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家乡建设的根本。
从2005年至今，“人才计划”已培养出了5期共百余名优秀的农村发展人才，他们中的2/3仍在农村建设、社会发展的第一线忙碌着。
黄瓜藤畔谈金融危机
2009年12月5日，乡建迎来了十周年庆典。12月6日，北京西山已是一片萧瑟景象，可山脚下一个大院子从早上开始就很热闹。在菜园的边上，搭起了两口硕大的灶台，许多学生在这里忙碌着，有的添火、有的切菜，还有人在房间里牵起彩纸，在门上都贴上“囍”字……这里，是在布置着一场集体婚礼。
这个院子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所在地。常来常往的青年学生称它为“家”，农民朋友称其为“大后方”，我们则诗意地称这里为“新青年绿色公社”。说是“公社”，首先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然后就是在生活和成长上互助和协力。在这里，社员自愿“入股”成立了公社互助保险。互助金首要用处是为生活困难或生病的同学提供帮助，互助金的另一个用处是通过“美好生活促进会”组织活动。作为对“美好和幸福”的一次重新定义，同时也是美促会2009年度最出色的工作，就是“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了。
如今，当全国千万“蚁族”大军奔波在蜗居地和工作地之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探索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活方式。每天6点半，学员们准时集合，进行一个小时的晨练;8点半，是“朝话”的环节，组织者站在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喊口号、唱歌，大家一起分享近期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或心得，之后所有人都要陈述当天的工作计划。公社生活简单而有序。尽管不乏生活上的小摩擦和小插曲，但这里整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在这里，大家亲自参加劳动。院子里有几分菜地，生态农业部门把这一小块地小心翼翼地划分为责任田，每个人认领一块，自己耕种，每个微型菜农也都施展着自己的有机农耕法。在公社的食堂，每月仅缴纳百元就可解决一个月的吃饭问题。工作之余，每周会有定期的学习讨论以及其他以团队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娱乐活动。很多来授课的老师称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夕阳下看着同学们一边撅着屁股拾掇着黄瓜藤一边谈论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公社的生活，虽非奢华但很安逸，因而，我们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公社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小圈子。公社被定位为青年人长期参与乡建的大后方，而前方则是广阔的农村基层。大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农民或者工友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只做短暂的休憩和知识的补充，随后就会奔赴全国各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新时期欧文式的乌托邦，其实，在我们眼里再没有比这里更能反映和接近社会真实的地方了。比起大多数为生活奔波而困于高房价的同龄人，我们在创造着一种把个人成长、社会理想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钱理群老师认为“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自发行动，并内含对当今教育体系的挑战和创新。当然，这与五四时代欲用“民主与科学”、平民教育等试图改变“愚昧的农民”与“黑暗的乡村”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
对这个论断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我们所来自、面对并进入的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解体中的乡土社会。在通常说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外流的基础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价值体系在解体、崩塌，而现代化的媒介手段无疑加速着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个时代还没来得及对源于17世纪西欧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检讨，就已经抛弃了东方农业文明中的某些优良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精神再造有着更深远的意涵。
另一方面，精神的危机同时发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在这个开始对人生意义思考的年龄，有多少青年在选择中迷茫?几十年前的民族危亡赋予过去时代的青年深沉的价值坐标，而生于“盛世”的我们，却在意义之网上迷遁。十年前，当“到农村去”的口号将第一批支农队员聚集的时候，谁也不曾预料，这竟是一场以行动来进行的对时代精神和青年价值的探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探求才刚刚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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