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超凡/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在疫情空前紧张的背景下，今年家乡在过年期间有着许多与往年大为不同的景象，可以明显看出，家乡的基层组织和普通村民对于疫情均是严阵以待。
一、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疫情防控措施
对于疫情防控，家乡的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采取了多方面行动。
首先，疫情监控早就深入到了村里。例如我本人是1月20日从武汉回家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到乡镇卫生院检查体温，并进行登记;我的一位亲戚家的女儿和女婿1月22日从宜都市回家陪老人一起过年，当时尚且没有封路，因而得以进村，村干部得知消息后立刻到他家检查体温，并进行登记。这一操作基本实现了对所有可疑人员的全面监控。
其次，从1月24日下午6点到次日中午，家乡经历了一个从“封城”到“封村”的过程。1月24日下午6点，家乡市区开始严格管制车辆进出，实现“封城”;次日上午，乡镇之间的道路均被封闭，人员和车辆可出不可进;中午，我们镇的村庄之间也设置了路障，禁止人员进出。在封锁方式上，高速公路采用的是关停的方式，县道采用的则是“路障+人员盘查”的方式，而对于乡村公路，由于人员不够，于是则直接采用了在道路上放置巨石和停靠大货车的方式，极为“硬核”。
最后，镇政府规定，取消所有的酒席和春节活动，避免人群聚集。在家乡，春节前后是村民办酒席最为集中的时期。往年的时候，在腊月末和正月初，我们家常常需要一直不间断地参加十几天的人情酒席，有时一天就需要参加好几场酒席。但是在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基层政府一方面明文规定禁止村民举办酒席，另一方面采取了封路的方式禁止人们集中吃酒席，给这个“传统风俗”刹了个车。不仅如此，家乡村里以前每年过年都会举办一个晚会活动，让全村村民聚在一起，观看表演，增进感情，但是今年这一活动也取消了。
二、村民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很多村民都逐渐自觉转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首先，打麻将的风气突然刹住了车。在往年，打麻将是家乡村民在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我们家因为有麻将桌，因而在春节前后，每天都是人来人往。但是在今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家的麻将机就只启动了一次，起原因是很多都有了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相互接触。我们自然村的微信群是村民彼此邀约打麻将的主要途径，而今年即使有人在群里发起倡议，并艾特相熟的牌友，对方只会提醒他现在疫情严重，不要打麻将了。
其次，大部分村民都自觉不走亲戚了。在以往的家乡，春节的主要活动就是走亲访友，在腊月里，亲朋好友之间需要相互“辞年”，在正月里，则又要相互“拜年”。但是今年绝大部分村民都改变了这一习俗，不再走亲访友，而是通过打电话、微信视频的方式来辞年和拜年。在我小姨约我母亲去看望外公外婆的时候，我母亲还援引了一句在抖音上看到的话：“等钟南山说可以走亲戚了我们再去走亲戚。”
再次，大部分村民对个人卫生的重视程度都得到了提升。出于对新型肺炎的恐惧，大部分家乡村民的个人卫生意识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例如以前村民在洗手的时候往往都是简单地用水冲一下就完了，但是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洗手池上放上了香皂或洗手液;同时，少部分村民渐渐学会了在出门时戴口罩。当前国家正在农村大力推进的“厕所革命”对农民的卫生习惯改变提供了硬件上的支持。
最后，村民都主动拒绝“吃野味”了。家乡森林覆盖高，野生动物较多，在以前，吃野味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情，而这一次的疫情爆发和新闻宣传让所有的村民都迅速认识到了“吃野味”的危险性所在。突然之间，以前经常上山“打野味”的一户村民变成了众矢之的，很多村民均表示，“希望他早日被警察抓走”;而以前喜欢“吃野味”的村民则纷纷认识到，“看来这些东西还真不能乱吃”。
三、依然存在的问题
虽然乡村两级的基层治理组织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绝大部分农民也开始自发地采取防疫措施，但是在我看来，家乡农村的防疫工作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基层组织的防疫宣传不到位，很多村民并未建立对于疫情防控的正确认识。作为一名普通村民，我很少接收到来自我们本地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关于疫情防控的信息，我获知疫情信息和防疫措施主要来源是网络。但是当下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均质社会，村民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例如有的村民较为年轻，经常使用手机，因而能够及时地接触并接受新的信息，但有的村民年龄较大，较少接触互联网，同时很少外出，因为对于很多通过网络途径发布的信息并不知情，即使是知情，也并不接受，在他们看来，只有政府和村级组织这样的“正式单位”的信息才是可信的和重要的。
基层组织在防疫宣传上的缺位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部分中老年村民难以建立对于疫情防控的正确认识，不愿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在个人生活习惯上仍然我行我素，这导致的后果是将自己置于了巨大的安全风险中。例如我本人是刚从武汉回来的，正在进行自我隔离，但是还是有很多亲戚来我家做客，并主动找我聊天，置自身于危险当中;其二是各种关于疫情和防疫措施的谣言快速传播，例如我们村就有很多村民依然认为疫情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喝“生姜熬可乐”就可以防范病毒。
2、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难以做到更为专业化的防疫。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2010年刚合并时有三个卫生室，每个卫生室都有一个医生，但是随着老一辈的乡村医生渐渐退休，新一代年轻人又不愿意回村成为继任者，现在村里已经只剩了一个卫生室和村医。由于我们村位于山区，且由三个村合并而成，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仅凭一个卫生室和一个村医很难做到防疫知识的快速传递，更难对村民进行更为专业化的疫情监控，像我这样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村里也只能做到让我在回家时自己去乡镇卫生院检查一下体温，甚至都没有人能够告诉村民在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做什么，全凭村民自发行动。
3、农村防疫物资匮乏，难以做到有效防疫。在防疫过程中，口罩是最为基本的物资，而我们乡镇仅有两家药店，其出售的口罩早就被镇上的居民一抢而空，等到我们村的村民到镇上购买口罩的时候，早就已经售罄。由于口罩不够用，我们家在防疫上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我戴上口罩，防止我可能携带的病毒传播开来，但这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四、农村疫情防控的建议
从短期来看，农村疫情的防控的关键在于强化宣传。在我们当地，村支两委和乡镇干部即使是大年三十当晚也依然战斗在防疫第一线，但是他们将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对回村人员进行监控以及对道路进行封锁等“硬工作”上，而在对疫情状态和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上依然存在很大不足。村民主要是通过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一些村民难以获取网上的信息，另一些村民则对网上的信息难以识别。这导致依然有很多的村民没有形成对于疫情的正确认识，进而难以形成相应的防疫意识，同时也难以获得正确的防疫方法。实际上，在农村防疫工作中，首要问题就是帮助农民建立正确的防疫意识以及掌握正确的防疫方法，否则其他的各种防疫手段都会难以奏效。例如在我们村，即使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将道路封锁，但是依然有少量村民采取步行、爬山和走小路的方式来走亲访友。因此，当前农村防疫工作不仅需要做好“硬工作”，还要做好相应的宣传“软工作”，让村民从意识层面得到改变，进而将每一位村民动员起来，自发进行疫情防控，软硬工作结合，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长远来看，农村防疫的关键在于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随着老一辈乡村医生逐渐退休，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又不愿回村担任乡村医生，当前农村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已经进入了青黄不接的阶段。不仅是在我的家乡，笔者在其他地区调研时也发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正在走向瓦解。例如笔者在中部某地区的一个“县卫健委”调研时发现，该县当前有5%的行政村没有卫生室，更严重的是，乡村医生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每年都有大量的乡村医生退休，但每年招收乡村医生时连50%的缺额都难以填补，这意味着再过几年，该县没有卫生室的村庄会越来越多。卫生室是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前沿阵地，也是农村防疫工作的第一线，随着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弱化，既有体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农村的防疫工作显然会越来越艰难，甚至会出现部分农村游离于公共卫生体系之外的情况。因此，着眼于未来，国家应该要相应地提高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不能放任其“自然死亡”，积极改善农村作为公共卫生薄弱点的样态。
最后，政府应该适当加强对农村防疫物资的供给。由于远离市场和医疗机构，实际上农村当前对于各种防疫物资更为短缺，物质短浅是农村防疫工作难以高效展开的重要原因，这需要政府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内做好防疫物资的调配，进而缓解农村社会在疫情管控中必要物资缺乏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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