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本文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每天都要面对农村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食物君细读了他的文章，发现虽然他在论述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一心为农村寻找发展出路的精神。
作者将他所看到的农村困顿的现象概括为“去农文化”，并希望通过精简土地审批等行政程序，让资本快速下乡，丰富乡村的资源，在农村建立起第二、第三产业来，以此解决“去农文化”造成的问题。那么，作者所说的“去农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食物君发现，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化了的农业、硬化了的道路、接上互联网的乡村、有了现代化电器设施的乡村家庭乃至有了现代化教室的农村学校，这些并不意味着乡村真正的发展，乡村仍旧是“去农化”的。在作者看来，“去农文化”的根本表现是村民的流失，农村缺乏建设自己的生力军。但是作者却没有以同样清晰深刻的眼光认识到“资本”的真面目。作者希望农村在搞好农业耕作的基础上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这样就既能留住人，又能发展乡村经济了。作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资本意味着一套生产关系，而非单纯的资金资源。包括资金在内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谁又是出卖劳动力的那个？谁是资本下乡的时候真正获利的一方？
作者认为，农民如果可以更为顺畅地把手里的土地转移出去，那么就能获得土地租金，提升自己的收益。但事实上，只要有基本农村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在这里食物君相信作者也很清楚，并不是每一块土地都是能卖高价的，靠近城市的土地价格高，边缘地区的土地价格低。全国农民如果都想靠这个方法致富，是不现实的。退一步说，就算都可以卖地致富，那么，每家每户的农民还是会因为各自之后的经济活动、人生意外、病困急用等原因而进一步产生贫富分化的。
第二，资本下乡之后，其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本自己也未必能获得利润。君不见，有多少想下乡之后凭借农村乡土资源的优势，搞出特色小镇来的资本，最后还没等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就资金链断裂，丢下烂摊子，破产走人的?资本自己都未必获益，它还有多少残羹冷炙能分给农民?
第三，即便拿已经成功下乡搞起规模化农业生产的资本来说，他们似乎留住了农民，让农村不在空心化，但是，农民变成了农业雇工，城市可以有富士康工人，农村也可以出现“别的康”农业雇工。这是作者想要的对于“去空心化”的积极解决么?
作者想在农村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留住人，也留住人心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必须责问生产关系，必须责问谁占据主动权。只有让农村集体经济掌握农村各个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农村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合适的产业，留住人，留住人心。
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近期，有关乡村振兴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各地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美化、绿化、亮化运动。我想从“去农文化”入手，就乡村萧条的原因，乡村振兴的对象，以及乡村振兴的途径等问题谈一些自己的基层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去农文化”让农民
脱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我之所以提出“去农文化”概念，是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方面，而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不足。接下来，我通过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例来论述，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即使进城之路充满血泪，即使子女进城后“靠不上”，农民们还是会选择代际接力，义无反顾脱离农村。
事例1：进城子女不如留守光棍儿子“靠得上”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五寨县刘台乡工作，每月工资仅有200多元，还是年底才发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摊派征收任务，一年的工资就会被单位扣掉上交农业税。1997年，我包村下乡，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单身老人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位80多岁的老母亲。
大娘一有空就对我絮叨她的家庭情况。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直未婚，二儿子在县里某职能局上班。她说，年轻的时候，帮助二儿子在县城盖房子，娶媳妇，节衣缩食了大半辈子。
“本来以为老了该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却似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这不，去年，孙子在省城集资楼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软磨硬缠，把我和大儿子的全部养老积蓄都借走了。”
“嘴上说借，但肯定有借无还!”
“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来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药蛋。”
“如果没有这个光棍大儿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说到动情处，老人一手拍打着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泪花。每次都让我心中酸楚，从而对老人二儿子的痛恨之情进一步加深。
2017年扶贫慰问，我走进了新寨乡焦家洼村一户单身父子家庭。父亲92岁高龄，儿子也已66岁，又聋又哑，是村里的五保户。快要过大年了，家里窗明几净，院子里晒满了刚洗过的衣服、被罩。
儿子在喂父亲吃饭。只见他舀起一勺子鸡蛋拌汤，吹几下，尝尝温度，小心翼翼地喂到老父亲口中。
画面温馨，让我感动：我们这些已经改变农民身份的所谓“成功人士”，也都是为人之子，但能有多少人似眼前这位光棍儿子般善守孝道!
20多年农村工作，让我发现一个规律：在晋西北，农村光棍较多，但凡有光棍儿子的家庭，老年父母普遍能获得相对较好的照顾。其次境况好的就是儿子虽然成家立业，但是没有离开农村的户子。晚景最为凄凉的却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进城就业的留守老人。
事例2：儿童都嫌乡村落后
乡里每年接待来要救济的农民很多，但是能够连续8年不间断来的也没有几个，马婶就是其中之一。
马婶家庭困难，丈夫患上了癌症(2016年病故)，儿子被玉米脱粒机铰去了右手，儿媳狠心丢下孩子不知所踪。2011年夏天，记得马婶第一次来，带着三岁的孙子。马婶对我哭诉着家里的不幸，孙子在一旁自由玩耍。等到纸、笔散落一地，马婶就一边帮忙收拾，一边呵斥孙子，然后继续重复已经诉说过很多遍的家庭不幸。
后来，马婶的孙子在乡中心学校上小学了。乡里的学校条件很好，就连来这里调研的大学教授都赞叹不已。但是，马婶的孙子经常对奶奶说，某某同学又转学到县城了，乡村太落后，城里真好，他也渴望去城里读书。所以，从前年开始，马婶来找我申请救济的时候，就多出了一条新的家庭不幸：想把家搬到县城以供养孙子在城里读书，可惜没有条件。眼神比前几年更加悲伤，仿佛这条不幸才是最大的不幸。
2018年9月，我最近一次见到马婶，得知马婶终于如愿以偿，把孙子转学到了县城。
农民进城，对许多家庭而言，充满血泪。城里没有房子，租住的房子往往破烂简陋。晋西北的老房子，卧室和厨房不分离。2013年，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县城租住的房子里，因煤气中毒而死亡;2014年，又有两名中学生因同样的原因死亡。这些孩子，都是从我工作的乡镇走出去的。每次下乡走到他们村里，总能使我联想起这些不幸故事，从而慨叹农民进城之路充满辛酸，心情非常难过。
一个问题困惑了我好多年：为什么农民们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为什么“成功”进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为什么明知子女进城后不能反哺养育之恩，父母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让子女离开?
随着对农村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来：是深入民族灵魂的“去农文化”，让农民脱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去农文化”源远流长。建国以来的涉农政策，使得“去农文化”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在广大农民思想深处培育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农村是地狱，生活在农村就是“受罪”。
事实上，在国人心中，“农民”几乎成了身份卑贱的代名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来自城里的同学，看到不顺眼的人，喜欢习惯性骂道：“你这个农民!”而来自农村的同学，也感到称呼自己农民是一种莫大歧视。不仅仅是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连农民自己，也仿佛觉得当农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农家子弟，在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最励志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农业社活受罪!”即使自己离不开农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脱离农村，远离农业，改变农民身份。受社会管理体制约束，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出现空心化，但是，这种“去农文化”早已内化于心。
改革开放后，从“盲流”到农民工，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历程艰辛，奔向心中的麦加圣地——城市。出人头地的基本标准就是离开农村，读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入城市。农家子弟，即使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进城后也都没有住房。前20年给自己奋斗住房，后20年为子女奋斗住房，压力山大，不用说反哺父母，许多农二代还不得不剥削父母的微薄农业收入来填补城里的窟窿。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源源不断输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繁荣了城市，吸干了农村。
即使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彻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经饱和，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农村人口仍将持续净流出，乡村还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凋敝。
二
根植于“去农文化”的涉农政策：
规划出来的乡村凋敝
轻农、去农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民族文化。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城乡二元治理思维。改革开放后，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繁荣城市的步伐不但没有停下来，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
各类资源，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过度向城市倾斜，加速了乡村的凋敝。由于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接下来，我以土地政策为例，来论述涉农政策的去农化导向。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建设用地绝大多数规划在了城市周边。在县城以下的广袤农村地区，即使引进高质量的工商企业，但落地比登天还难。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产业支撑的农村，凋敝是必然的。
对农村用地指标的审批，“严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某央企计划实施一个铁路技改项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亩。已经立项，完成了招投标，并被列为省市重点工程。结果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先调整规划，把基本农田改变为一般农田，再把一般农田改变为建设用地。本县用地指标不够，还得从外地借指标。大费周章。
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在耗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响就能有效减轻?
央企实施的省市重点项目审批用地指标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那些既缺金融支撑又乏人脉资源的创业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被用地审批政策拖死、拖垮!
现行土地审批政策，让土地资源人为稀缺，在抑制了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拉高了城市房价，最后买单的主体还是进城的农二代，这无疑又进一步吸干了农村资本。
我认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就是根植于“去农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
乡村振兴，应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讨论主题1：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
先从农村是否存在严重的“空心化”谈起。
有学者认为外界夸大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并且以连年粮食增产和农村用电统计数据加以论证。
根据我的基层观察，外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的论断，并非感性认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近几年移民异地搬迁的详细数据，了解一下全国农村人口流出的保守规模。
粮食连年增产，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小型农机具的普及，种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优质化肥的广泛使用。新寨乡庄窝村，10年前玉米平均亩产500kg，2017年达到800kg;10年前两个劳力起早贪黑，能够经营40亩农田，现在两个劳力耕作100亩玉米后，还不耽误季节性外出务工。庄窝村有两个大型农机手拍着胸膛对我说，如果把他们村的2000亩土地全部集中连片承包过来，从春耕到秋收，仅需他们两个劳力就能完成全部农作，根本不需要再雇人工。
关于农村用电数据问题。一家5口人、4口人搬迁到城里了，留下来一个留守老人。现在农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电量也不会比10年前少。中西部地区许多农户，平时在县城定居，农忙的时候，开着农用车回村务农，虽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时间超不过30天，但使用电磁灶煮三天饭，用电量就超过了20度。所以，通过用电数据难以否定农村“空心化”严重判断。
农村整体“空心化”严重，是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现实。问题其实比“空心化”还要严峻：大量农村已经或即将消失。许多农村已经整村搬迁，在晋西北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数未搬迁村，在不远的将来，也会陆续消失。这不是危言耸听：农村已经没有了年轻人。一所乡镇联校，老师编制30余名，可是学生总数却不足30名，并且还在逐年下降。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农村，注定不会有未来，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必须深度思考：谈乡村振兴，可是乡村在哪里？
制定政策好比射击，应该打好提前量，既要考虑子弹运行的时间(政策时滞)，还得考虑横风的影响(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即使政策发生大的调整，但是“去农文化”依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实施乡村振兴，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接入了互联网，新建了医疗卫生室，最后却发现村里一个居民都没有了。没有人的乡村，建得再好，也仅是一座辉煌的废墟。
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20年前国家推动过一次农村学校达标运动，新建了大量标准化希望小学。结果许多学校建起来后村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学生，资源直接闲置。
所以，乡村振兴，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未来的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的对象应该是中心村，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对象也许得放到中心镇，不宜平均笔墨。
远离农村，坐在办公室通过数字报表“科学”研究农村的态度要不得。无论是离散时间的差分方程，还是连续时间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实时实地的踏实调研工程。
讨论主题2：该不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
我们目前的主流涉农政策思维，习惯于把三农问题独立开来，在三农内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良方。许多涉农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而实际效果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如一些三农学者把城市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以避免“侵害农民利益”。这种二元治理思维，只能让资本从农村单向输送到城市，无法盘活农村资源，最受伤害的其实还是农民。一座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价为5万元的院落，如果允许入市自由交易，价格就可能会达到50万或者更多。农民虽然不懂得经济学，但也识数，晓得三多二少。
目前最大的三农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闭关锁农，固步自封。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日资、美资都没能把中国搞乱，难道允许城市资本下乡，让各类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就能搞乱中国吗?
我认为，应该打开城门，让想进去的进去，让想出来的出来。无论城里城外，都是中国的土地，无论市民农民，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为的区别对待，都是逆时而行。
不能够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谈城乡融合发展，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谈乡村振兴，都是空谈误国。
讨论主题3：中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吗？
我的判断是：中国农村，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基本面是乐观的。
而少数三农学者封闭在现有的三农理论围城里，对三农问题持有过分悲观的情绪。开展一场开放的三农思想大讨论，刻不容缓，意义深远。
某些学者夸大了乡村凋敝的消极后果。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和部分乡村凋敝并不冲突。乡村“空心化”严重甚至部分乡村撤村销号，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站在城头看中国。城里，喊了多少年的房地产崩溃为什么没有成真?因为刚性需求，新增了大量城市人口。新增人口来自哪里?农村。中部某县，全县人口11万人，10年前县城仅有3万人，现在接近7万人。城镇人口激增，完美诠释了农村“空心化”成因。
而同样喊了多少年的三农崩溃论又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城镇化。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多数农民进城后，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振兴，农业的振兴，而不是狭隘地固守农村。
讨论主题4：耕地和农民，该优先保护哪一个？
“去农文化”使农民纷纷离开农业，农村空心化问题持续加重。在职业传承意义上，传统农民“后继无人”。从全国范围考量，“无人种田”和“无田可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地区“有人无地”矛盾突出。但是由于耕地完全缺乏空间流动性，陕北荒芜着一万亩耕地，杭州近郊却有一千名农民无地可种，陕北的耕地不能移地到杭州，杭州的农民又不愿移民到陕北。从总量上看，不缺少农民，但是陕北这一万亩耕地实实在在处于无人耕种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全国耕地撂荒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农村留守劳动力日趋老龄化，一些村庄，务农的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现代农机具、农业新技术推广困难。将来，进城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虽然会有一部分回流，但是在中西部较偏远地区，多数进城农二代不可能再有返村务农的打算。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是必须的，但是政策选择应该与时俱进，不宜机械教条。绝大多数国人，凭直觉思维，感到只要守住耕地红线，就能确保粮食安全。如果您独自漫步在野外的田埂上，眼前是成片的撂荒土地，思想专注于粮食安全问题思考，就能体会到，耕地并不等于粮食生产能力，缺乏农民的耕地并不会自动生长出麦子。耕地即使撂荒，也不得用来建设现代工厂甚至设施农业的“严格保护”也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农业生产要素平衡战略思想，我构建了一个“五五黄金法则”：相加等于10的任意两个数字相乘，5乘5最大，0乘以10仍然等于0。对于粮食生产而言，超出农业经营能力的撂荒土地仅是一个安慰国人的数字。耕地和农民，必须平衡，哪一块是短板，政策就需要优先补哪一块。
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最大短板，增加耕地就代表着增加粮食产量。
而现在，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持续减少，相对于耕地，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了粮食生产的短板，耕地的边际收益在降低，而农民的边际收益在增加，农业劳动力成为决定粮食生产的首要变量。将来，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可能会是无人种田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高度重视“藏粮于民”思想，下大力气提高种田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如果种粮收入可观，屋顶上也可能长出庄稼;如果种地亏本，良田也会成荒地。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是最严格耕地保护的终南捷径。
确立农业生产要素平衡战略，工作重心从“守住耕地红线”转变为“守住粮食生产能力红线”，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课题。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乡村振兴，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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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基层干部参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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