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唐利群老师的讲座《
唐利群：回应智文及其他
1、先谢谢老田、秋田等各位老师在群里的回应和继续讨论，使得基本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写不写这个回应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不过，既然智广俊同志整了那么一篇长文，自己不回两句说不过去。写讲座文稿的时候是想着要给路遥一个清晰的定位和定性，同时也要呈现他的某种矛盾性和含混性，写得虽然有一点绕，但还是很通俗易懂的，然而智同志没看懂，所以下面我以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释。
2、我毫不隐瞒自己跟智广俊同志的分歧，记得有一年在重庆的一次关于乡村叙事的会议上，我就发现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赞同人民公社，但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而我是赞同农业学大寨的。这次对《平凡的世界》的看法再次展现了这样的分歧。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3、对有些事物的评价，其实我跟智广俊同志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比如说，人民公社有成就，也有缺点;毛时代的农民政治地位高，但还很穷;官僚主义要不得;阶级斗争把控不好的话会有教训等等。那么，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这些?当然可以写，路遥也可以写。以上都没问题。问题在后面：怎样写?写的方式很重要啊，对于这一点，我和智广俊同志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他认为路遥写双水村穷，农民苦，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现实的表现，而我呢，则认为路遥写这些是为了证明官方的结论：集体经济搞出来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分田单干才能发展生产力，让农民致富。所以，他采写的所有关于毛时代的负面材料都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不是说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有问题和缺陷，问题和缺陷可以在继续革命的条件下逐步地解决。路遥只有前者的写法，没有后者的写法(可以想一想小说中的人物，只要是坚持集体化的就没有一个是正面的，路遥的意图够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认同他的原因。
4、官方结论(包括路遥及其小说的应和、以及整个新时期文学)很长时间以来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走不通(看样子智广俊同志也是这么个看法)，必须改掉，所有才会举出无穷无尽的例子印证这一点。我只不过指出这样归因是不科学、不客观的，哪怕有的例子是你的经验，基于你真实的感受，甚至你亲身经历过，可能也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亲眼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揭示其实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你到了西欧北欧，亲身体会了天空湛蓝、河流清澈、环境美好，却并不了解发达国家是如何把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辛勤劳作，挣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钱，感谢资本家赐予自己工作，否则自己就会饿死，这种常识却恰好是欺骗，因为它遮蔽了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如何被榨取，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非相反……同样的，《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毛时代的种种灾难和错误，既没有历史的维度，也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维度(我觉得智广俊同志也不见得有)。如果有历史维度，会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改变和终止了1949年以前饥馑饥荒年年有、饿死病死稀松平常的漫长历史和耻辱;如果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维度，就不会无视毛时代低民生背后完成的高积累、工业化，也无论如何得不出必须解散集体经济的结论。
5、对于改开以后的时代，路遥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一堆现象而已，路遥把孙少安的个人奋斗写成一朵花，智广俊同志津津乐道于包产到户以后他身边有多少农民激发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摆脱了农民身份，甚至从农民做到全国首富——说实话，看到这一段我严重怀疑智广俊同志说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拥护人民公社，这个意识还赶不上路遥呢，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真的是深入人心而又令人浑然不觉啊——这姑且不论，单说这改开以后怎么有那么些农民发了家致了富单靠做点小生意也能挣不少钱呢?那放到1949年以前怎么就没这好事呢?普通农民、包括小生意人发家致富怎么就那么难呢?(要注意改开三四十年以后同样的难又出现了)如果没有毛时代实现的各方面的相对平等，哪里有改开以后普通人也能从起跑线跑上几步呢?如果没有毛时代积累下来的大量公有财产，想私有化给分分都找不到家底儿……要改革开放，也得有可以改革开放的资本吧?否则就得像1949年以前，一改革开放就得丧权辱国来上一轮。所以，那些包产到户挽救了集体经济之下活不下去的农民，改革开放挽救了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中国……的叙述，即便不说它是颠倒黑白吧，至少也是拘囿于现象而看不到本质。
6、基于此，我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视为很low的现实主义，既称不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没达到批判现实主义，因为揭示本质乃是现实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平凡的世界》离这个境界还差得很远。而之所以不能揭示本质，是因为丢掉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特点，个人，自我，情感，想象，文化……都不缺，唯独缺少或者说放弃了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看问题的眼光。从最基本的来说，改掉了集体经济，就改变了经济基础乃至于所有制，社会主义方向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发生的是倒退而非进步。这里有一个对比非常鲜明的例子，写过《翻身》的韩丁得知中国农村发生的经济改革后，一开始的反应是改改也好，因为之前搞得太急、太快，但当他坐飞机到达中国，在中国的上空俯瞰下面的农田，看到以前适合机械耕种的大片大片的田野现在却被田埂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他一下子就明白：这是从机械化回到了小生产，这是倒退。而路遥在他的《平凡的世界》里写到的刚好相反：孙少平从城里回家，远眺包产到户后的田地：“庄稼再不象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独成一家的小块土地因为“个性”变得诗意。不得不说，中国农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小农意识和自发性真是深厚啊!可见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有无，决定了看到的是现象还是本质，决定了写作中国农村变动的作品的深广度。
7、智广俊同志肯定会认为路遥是文学家，不能要求他有政治家的素质，相信还有孟登迎老师也会认为不能用当下的政治观念评价路遥，得把他放回到1980年代的语境中，怎么能够苛责那时候的路遥没看出这一点呢?这其实是把路遥过于看成政治“小白”了，也是把1980年代的意识想得过于单一了。路遥是“文革”造反派出身，政治敏感性很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他最喜爱的书之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之类哪有不明白的道理;而1980年代全国上下喜迎包产到户、没受什么质疑和抵抗那也是后来的想象，《平凡的世界》里面就写到有不少干部抵制这一改革。因此，并不见得是意识不到，而是面对时代转折自己要怎么选择的问题。19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是自觉投身到改革所需要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工程中去的。我的判断是路遥即使没有完全的自觉，也是有相当的自觉。包括孟登迎老师很怀疑1980年代路遥会想着用集体主义认同感去弥合市场化过程中的苦痛，孟老师读不出来，也不相信，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一般会认为1992年以后才是市场化，但是，市场化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告诉你的词儿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么一搞，肯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需要意识形态发挥安抚功能；而孟老师也太低估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强大的力量了（孟老师是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怎么一到路遥就只看到里面的真情而看不到里面的意识形态？），当时最权威的《文艺报》连续五期专设“怎样表现变革中的农村”批评专栏，讨论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为富不仁怎么办，得出的指导性思想是不能说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和剥削关系，要“建设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都发生在《平凡的世界》写作的前夕。如果把路遥放回1980年代进行语境化的研究，依然能够看到他熬的是一锅鸡汤。他本来是打算写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最后却搞成了一部励志读物。非常好地弥合了社会中的痛苦和冲突。
8、所以，有时候我会想，1980年代以后的各种丧失，集体主义认同感的丧失、阶级意识的丧失、工农权益的丧失、对于剥削的感觉的丧失……知识分子不应该负点责任么?知识分子有那么无辜吗?有必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是被迫的吗?他们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正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吗?都40年过去了还不反思自身吗?
9、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全盘否定路遥，因为1980年代以后的作家是可以比烂的，就像上面所举的报刊系列讨论，居然有作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的原始积累时期，也是我们现在搞创业可资借鉴的。路遥跟这种人比起来，要好一些。
10、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说路遥的劳动观就是对的，群里关于劳动的讨论已经蛮充分，谷雨老师说得已经很清楚，我都认同。路遥们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毛时代和改开以后的时代，完全不追问性质和方向(因为姓资姓社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了嘛)，抽象出来一个不变的劳动大加赞美，其实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劳动的含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把劳动和劳动者看得非常低贱，不承认其价值，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才肯定了通过劳动追求财富，一直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反思了劳动的被异化，才寻求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所以，为什么不谈是在什么条件下的劳动、为了什么的劳动呢?为什么要忍受那么痛苦的劳动?大明老师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评判劳动者的劳动，其实，把这些告诉劳动者就很好，权当启蒙。
11、我是想了很久才确信可以给路遥一个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定位，智广俊同志最不喜欢这种极左的做法。之所以要定性、定位，看起来是批判别人，其实也是自我批判，因为我自己就是小资，但又不怎么喜欢资本主义，但人又很难摆脱自己物质存在的规定性，所以往往就滑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得不时提醒我自己，包括在看《平凡的世界》的时候。
《共产党宣言》里面批判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可以重温。引述两段：“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我觉得路遥们哪里能达到这个高度，他们顶多叨叨两句改革也有牺牲，但是孟老师可以达到这个高度)不过，下一段放在路遥身上很合适：“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12、最后回应一下毒鸡汤，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也是吃惊的，因为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温良恭俭让，尤其是小编在发的时候没有给我看预览，把我的题目去掉，换了新的题目，后面加了编者按直接就发了。这个在程序上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不太高兴的，但是我并没让他们哪怕是删除全文也不要用毒鸡汤的标题，这就说明我觉得毒鸡汤虽然激烈一点，但也不是不可以用。那我的一位朋友就认为毒鸡汤比我的原标题好多了。为了表现一下多元化，我把他的评价放这儿作参考：“路遥的作品客观上主要起了解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当然是一碗毒鸡汤。而智广俊呢，在思维上所赞同的政治路线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这种思维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力量，而路遥是自觉地参加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存此一说。
13、最最后又想起来微信文章后面的读者评论，有一条是“《平凡的世界》是昭示资本主义如何复辟，《白鹿原》是封建主义如何抬头挺胸”。虽然简单粗暴，但是一针见血。新时期文学太需要清理了，《白鹿原》可比《平凡的世界》反动多了，但我写东西慢得要死，这么一篇回应就写了一天。虽然特想继续解构《白》，也只能空留念想。而如果还有对我这篇回应的回应，我也不回应了。开学以后千头万绪，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当然我心里是明白的，这个口号是要让大家为资本主义大厦增砖添瓦，但因为我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不上它的当，我得干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儿去。
附文：
《智家人》第9期
2019年9月刊
我在网上扫了一眼唐利群写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我熬的一碗毒鸡汤》一文，不由地反胃，不想多关注。随后几天，又看到这篇文章在几家网站转载，心里更加不舒服，出于对《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喜爱，我硬着头皮，把唐利群的文章又读了一遍，搞清了唐利群文章错在那里，写成此文，一吐为快。
唐利群评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一书的基本立场观点是：路遥写作基调与体制内官方主流基本一致，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创作思想基调出了问题。唐文提到“这其实折射出社会政治的变迁已经使毛时代青年扎根农村的趋向难以为继，城乡差别、城乡矛盾变得日益突出。这也成为路遥在新时期以后最集中表现的对象，《平凡的世界》可谓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我甚至认为《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改革大时代的故事，从来没有溢出过官方意识形态的任何界限，它是亦步亦趋地呼应了改革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但仅仅是想象的解决方式。”
首先亮明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人民公社首先亮明我的观点，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出的一个伟大的社会制度，党通过人民公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了起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成就我就不罗列了。但是，我不讳言，虽然人民公社制度是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走过不少弯路，主要体现在管理僵化，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自己严重地违反了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原则，严重地侵犯了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侵犯了农民群众在生产队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造成的后果突出表现在：农业产量多年徘徊不前，学大寨运动的形式主义，搞了好多劳民伤财不起作用的水利工程，把生产队家底子都折腾光了，农民口粮分配标准和收入二十几年没有增加多少，农民口粮几十年里一直执行(北方地区)丰收年每人360斤，灾年280斤的标准，还没有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对人民公社不太满意。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唐文提到“书中田福军说，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唐文提到“书中田福军说，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苦难叙事和饥饿叙事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比方说，孙家的贫穷、双水村的贫穷以及陕北农村普遍的贫穷，路遥写得还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像孙少平在县中上学吃不饱饭，为一天两个黑馍馍含羞忍辱;老祖母浑身是病也舍不得吃孙子买回来的止痛药，每次摸出药数一遍再放回去，多年以后这药片都被摸得黑黑的还没吃……”“拿口粮在黑市上换点钱就被惩罚或劳教……类似这样的描写也的确让人心生那个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觉。”
唐利群认为，路遥书中贬低了人民公社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路遥“资料搜集、认真的选择剪裁、有意的忽略遗漏却使得对现实的反映流于表面现象，而遮蔽了其本质的真实。这可能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路遥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的书反映那个时代农村的真实情况，获得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普遍赞誉。唐利群是80后，唐利群对人民公社认识还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的。
唐利群说：“再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给农村带来的无谓的纷扰和破坏，像双水村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批判，只好抓脑子有毛病的田二充数;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贩卖几包老鼠药被劳教，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惶恐和灾难;”“像《平凡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小说，会给人一种写的就是真实事件的感觉，而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上看，这种呈现也似乎吻合那个年代的一般情形，比方说当时物质比较匮乏，人们基本生活水平不高，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等等。但是小说是否表现了本质的真实却是大可存疑的，因为同样的现象，因什么造成，与什么有关，其构成、指向、意味等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奉行阶级斗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方针。从那个年代农村过的人都知道，当时村里的地主、富农早就是死老虎了，他们已经在生产队没有发言权，对队里的事务没有多少影响力了，破坏性很有限，阶级斗争是有点扩大化、庸俗化了。《平凡的世界》没有找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描写，只是把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批斗劳教，这种描写符合当时大多数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觉得唐利群是用浩然的《艳阳天》叙事模式来衡量《平凡的世界》，《艳阳天》也是一部描写农村题材的名著，有其历史文学价值，但描写人民公社的文学不能只有《艳阳天》一种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春嘛。
我对人民公社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赞成解散人民公社，一刀切推行包产到户的。但是我老实承认，当初实行包产到户，估计起码得到一半以上农民的拥护，要不，包产到户也不可能在全国一下子就实行了。包产到户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激发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书中孙少安创业致富的经历，就写得十分形象典型。
唐利群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政治地位很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因为自己是农民，或因为自己贫穷而感到那么深的屈辱，这样的描写放在后来有了物质才能被人尊重的时代没有问题，但放在毛时代却是有点奇怪的。只能说作者为了告别那个时代而进行了夸大叙述，或者把告别那个时代以后农民再度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屈辱硬是生搬硬套地挪移到了那个时代。”
这就是唐利群的想当然了，我不否认，在人民公社时代，主流意这就是唐利群的想当然了，我不否认，在人民公社时代，主流意识是不容许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存在还是巨大的，村里漂亮姑娘梦寐以求想嫁到城里去。而且个人极难突破这种差别障碍。反倒是包产到户，农民比较容易解脱农民的身份，就像黄光裕，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个人打拼，一度成为全国的首富。这在人民公社时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路遥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从现实出发写作的，他始终忠于生活，忠路遥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从现实出发写作的，他始终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忠于人民，他写作不是唐利群所说，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写作，路遥是对人民公社评价不高，他赞赏包产到户的改革，但路遥不是一个一味歌功颂德派，《平凡的世界》后来的描写，正像唐利群所说“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在《平凡的世界》欢呼了集体经济的末路以后，马上面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困境，要怎样把这春天的故事讲述下去呢?”“路遥形成了很坚定的改良主义的思路。小说借田福军之口说明这些改革的阵痛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看利和弊孰大孰小;然后赋予了孙少安乡村贤人的职责，让他扩大再生产，把田四、田五以及双水村生存艰难的人都放在自己的砖瓦厂里做工，以使面临分崩离析的乡村共同体得以重新聚合。这十分吻合‘先富带后富’的倡导，然而却不过是个想像性的解决方式。一则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先富们把财富放到某个岛上以避税，没怎么带后富;二则是小说自身相不相信这一点都成问题”“如果说毛时代的高积累是种桃子，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就是摘桃子。只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这一点完全不被承认。路遥在小说中也不承认，但因为他无法回避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出现的问题，所以《平凡的世界》比别的小说更多地绽露了发家致富神话的难以为继。”“《平凡的世界》为走出困境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用类似社会主义的价值去弥合市场化的现实所绽开的各种裂隙和漏洞。”
这就是唐利群苛求路遥了，路遥只是一个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高官。路遥只能在作品中描写出真实的社会矛盾，他在书中不可能给出一套治世良方。路遥去世27年了，“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扶贫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在农村的一项重点工作了。并且，怎样解决“三农”问题，社会各方至今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你能责怪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没有提供解决良方吗?
好的文学作品，要具有史诗性，是时代的风俗风情画卷，当然作品中也可以有对未来的理想展望，但你不能要求一部文学作品具有政治、哲学书籍一样的功能。《红楼梦》并没有给出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想象，但无人否认《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这与评价《平凡的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文学的主要功能体现在纪实性上面，前瞻性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长项。
我最不赞成唐利群的是，她的极端左倾思维意识。唐利群认为“社我最不赞成唐利群的是，她的极端左倾思维意识。唐利群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被用作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而劳动者本身还要为自己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发表该文网站加的编者按提法更是鲜明“《平凡的世界》只告诉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种和穷人追求真善美有关的价值观;但它没有告诉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种类似于穷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穷的现实的惨淡。”唐利群认为，一个人只有给自己干，在国营企业里干，才能实现个人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她说“比方说孙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佣的劳动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进了煤矿，那按照受压迫就要反抗的价值标准，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反抗自己被雇佣的现实，也没有对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揽工汉做点什么，当然算妥协。”
按照唐利群的逻辑，一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劳动者就要团结起工友，与资本家作斗争才有意义。因此，孙少平的打工是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的。是的，只要存在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非全是你死我活激烈对抗的唯一形式，更多地时候是双方妥协容忍。劳动成果被剥削阶级部分占有了，劳动人民就不要劳动了，劳动就不具备追求真善美的价值了吗?在如今现实生活中，有半数职员在私企、外企里上班工作，他们劳动成果中的一部分是要交给资本家的，但是，自己也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呀，你的劳动成果越大，你相应分享的果实也越大，不是这样的吗?同样在工厂里工作，有的员工技术水平高，工资可以上万，而在车间里打扫卫生的也可能只挣二千来元。打工汉的劳动就没意义啦?我们村里进城打工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半数以上在城里买上了楼房，有的购买了自己的门脸房，成了小生意人，还有成为了大款老板的人。书中孙少安就是一个很好地事例吗?消灭剥削，那是人类最终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奋斗，不能光从自己的理想来想象生活，要从现实社会出发来考虑问题。人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猿人就靠劳动才从动物界分离了出来，
人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猿人就靠劳动才从动物界分离了出来，所以劳动伟大、劳动光荣的是人类固有的理念。文学作品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是永恒不变的主体。黄道婆发明改进了织布机，织布机的推广，也许会一时造成布料市场供销过剩，影响了一部分传统织布女人的收入，但你不能让黄道婆为此承担失业女工的责任。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被应用到战场上，造成了更大的人员的伤亡，但你不能骂诺贝尔是战犯呀。人的劳动成果是一种物质，物质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不能过多地赋予政治意义。文革时，有的地方阶级斗争扩大化，把长工头也当作地主的帮凶来批判，有的人被日本鬼子拉伕，干过几天喂马的事，也被当作此人的历史污点，这都是一种极左行为。唐利群把农民打工视为是一种无意义的劳动，也是这种极左思维的表现。
《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本人品质不值得的推崇，但于连的励《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本人品质不值得的推崇，但于连的励《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本人品质不值得的推崇，但于连的励志故事，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就具有了名著的价值。《牛虻》里面的主人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同样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人类长河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还只是刚出现的一点曙光，就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衡量评价任何文学作品，显然是可笑的事。《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孙少安只是平凡的人，并没有干出多少辉煌的业绩来，但他们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好多读者。孙少平孙少安是路遥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出的熠熠生辉的人物典型形象。其实唐利群也说“知识分子的逐渐精英化也带来他们跟普通民众，尤其是跟工人、农民、农民工的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对八、九十年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形成基本无感，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问题非常有隔膜。现实中工农阶级的困境得不到表现，即使有写农村的，可能也是写写里面的儒道释文化，或者写一些神神叨叨的主观化的东西，乡村仿佛是作为异常的、荒诞的景观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表现出来的站在‘平凡的普通人’的立场上写作的姿态就显得十分难得，它至少触及了被忽视的农村知识青年和农民的出路问题，引发了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感上的共鸣，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丝心灵的慰藉。”“打动普通读者的往往是小说主人公面对的种种苦难和对苦难的超越精神，所以小说带有强烈的‘励志’色彩。”她也认为路遥“跟很多当代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毕飞宇等在否定批判毛时代时任由想象驰骋、想怎么虚构就怎么虚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平凡的世界》跟一般的伤痕文学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哭哭啼啼、诉苦的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壮的色彩。”唐利群也高看了路遥一眼，特别是她也指出，“在孙少平身上，‘个人主义’份额减少，利他主义色彩增多，互助、平等意识再现，自我抉择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加强，‘走向大世界’的个人奋斗变成平凡的人在劳动中实现价值。”唐利群也说孙少平“他却坚信普通劳动者也有尊严，而且还有精神追求，这简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不是对现实的妥协，简直是对现实的超越嘛。你看他本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如他的恋人，还有他妹妹的恋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这样的一些关系的话，是很容易实现阶层跃升的，但他能够拒绝那些诱惑，拒绝那些帮助，而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一个独立的人;同时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狭隘，有更大的关怀，比方说他希望继续深造，能够对中国煤矿开采技术有所贡献;他拒绝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的求爱，而回到煤矿与孤儿寡母待在一起等等，这些都不能视为是妥协吧。”就以唐利群对孙少平的点评，至少也认可孙少平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吧，但我难以容忍的是她为了博人眼球，起了一个《〈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我熬的一碗毒鸡汤》的标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碗毒鸡汤的说法太偏颇了。另外我不得不说一句，唐利群头脑有点混乱，文章写得啰里啰嗦。
(欢迎阅读我写的长篇小说《麦颂》，与《平凡的世界》属于一个时代背景，但对人民公社有着不同叙事和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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