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隆重表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社会各界各个历史阶段的278名劳模英才获得了这一殊荣，其中作物育种界有3人入选，他们分别是袁隆平、李登海和裘志新。耐人寻味的是这3人科研起步阶段都不在正规科研部门工作，属于民间科学爱好者出身，俗称民科，而后二位更是农民身份。
袁隆平是湖南省怀化地区安江农校的一位老师，这只是一个地区级的农校，算不上是一个科研单位。袁隆平就是在这个学校试验田里萌生了杂交水稻的科学设想，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这个课题的第一道科研难关就是必须先找到不育植株。在水稻开花的时候，袁隆平带领他的学生在稻田里一株株地扒开扬花的水稻稻壳，寻找天然没有雄花的植株，这个过程就像大海里捞针般的艰难。找到天然不育植株，赶紧将其他水稻品种的花粉人工授粉到不育植株上，然后套袋隔离开。如果，人工授粉生产的种子后代里没有分离出不育植株，那就等于白干了，袁隆平他们就是在一次次失败中顽强执着进行科学探索研究，终于他的一个叫李必湖的学生在海南岛南繁基地的一个水塘边发现了几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植株，袁隆平就用这几株不育植株，深入进行了研究，终于培育成功世界上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水稻品种。现在袁隆平在海水稻研究上又有了世界性的科研突破，他们培育的海水稻已经示范推广，可以在海边滩涂上种植。而海水稻的原始种质是一个叫陈日胜的人在1986年11月发现的。陈日胜毕业于湛江农业专科学校林果专业，从1987年到2015年，在29年时间里，陈日胜的"海水稻"育种一直是单干模式，他长期处于一个无工作单位，无科研身份，无专业学历的三无人员。
李登海作为农民发明家，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使他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共享"南袁北李"的美誉。30多年间，他带领的团队先后选育出玉米高产新品种80多个，先后7次创造了我国夏玉米高产纪录，两次创造了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先后获得国家星火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等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23项，育出的紧凑型杂交玉米高产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约12亿多亩，为国家创造社会经济效益1200多亿元。
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是宁夏永宁县小麦育种繁殖所的原所长，他培育的宁春4号春小麦在西北、华北地区广为种植，以其突出的丰产性、广泛的适应性、优良的品质创下了26年久种不衰的奇迹。截至2005年，宁春4号累计推广面积近1亿亩，增产小麦50亿公斤，新增产值50亿元。
裘志新1947年8月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小资本家庭里，1965年高中毕业后，作为下乡知青来到了宁夏。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实践，悟出了农业生产离不开科技的道理，积极投入到小麦新品种引进等新技术推广工作中，成为当地农村科技带头人，并被聘为乡农技员。8年的农民生涯让裘志新认准一个理：农村最需要懂技术的人、良种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不可或缺的助推器。裘志新很快成为技术能手，并逐渐走上了良种研究的道路。1973年，他被吸收到县良种场，成为良种场的一名技术工人，他搞小麦育种研究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为什么受表彰的作物育种界3位代表都是民科出身，而正规科研单位的育种家却没有入选呢?这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值得关注，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得承认，这3位获奖人的科学成果贡献巨大，取得了极其显著的经济效益。袁隆平是社会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李登海是"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裘志新宁春4号在华北西北地区推广种植三四十年。他们获奖理所应当，别人比不过他们。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名民科出身的育种研究员，我知青下乡后，主要以业余自费形式在内蒙古搞作物育种，在小麦、燕麦、大麦三种作物上育成经自治区审定命名的5个新品种，成为当时内蒙古的主推品种，且填补了内蒙古燕麦、大麦育种的空白。我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试图解读这个民科育种专家独占鳌头的谜团。
我认为这3位育种专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当年党的方针政策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有三个三结合方针，即，专业队伍与群众性的科学技术运动相结合，专家与工农兵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相结合。党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挑战权威，不拘一格地创新。工农大众也是向科学进军的一个方面军，群众性的科学发明创造很活跃，工农大众搞出了很多发明创造成果，基层出了很多人才。比如李瑞环当年是一个青年木匠，在建设人民大会堂劳动中，提出施工中放样的改进方案，提高了施工效率。河南省一个年轻盲流，流落到青海省农科院当农工，看见专家搞小麦杂交，心痒难捱，也照猫画虎搞了几个杂交组合，没想到从他搞的杂交组合中选育成功一个新品种，命名为高原338，种植这个品种创造了我国春小麦亩产首次过千斤的高产记录。那个年代，农校小单位、大队良种场都专门开辟了试验田，为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这种民间科学爱好者提供了从事育种研究的场地和必须的科研条件。如今这种群众性搞科研的环境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包产到户后，土地全分到了户，李登海的研究正处于科研突破阶段，可他没有了试验田，他就利用自家的承包地自费搞育种，自家的土地面积安排不下试验田，李登海向相邻农家提出转包几亩地的请求，可人家就是不答应，愁的李登海直哭。
当年科技界的社会风气也好，全国一盘棋的观念盛行，没有知识产权一说，单位之间相互引品种资源没有任何阻碍，那种把单位品种资源封锁起来的做法令人鄙视。我当年在大队良种场搞育种，先后向全国22个省市近百家育种单位、种子公司引进品种资源，没有碰过一次钉子。我从《中国农业科学》杂志上看到黑龙江一家育种单位用小麦与鹅观草远缘杂交成功的论文，就到这家育种单位南繁基地上点名引种，人家说没有带这个材料，我参观完该单位品种圃，确实没有发现这个材料。后来我在穗系圃中发现有一个穗系与众不同，就提出掐一个麦穗的要求，人家同意了，我追问这个穗系的系谱，得知正是小麦与鹅观草远缘的后代，后来这个品系对我育种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每年要向外地育种单位寄出二十几封引种信函，绝大多数都能收到所引的品种。中国科学院品种资源所、作物所从国外引入的新品种，我很快就知道了，及时引进我的育种田里。我是在云南元谋县南繁基地上认识裘志新的，我们一伙人去参观他的南繁育种田，顺便引麦种。裘志新热情接待我们，他那年引种圃里种了200多个小麦品种，裘志新为我们介绍每一个品种的来源系谱，及品种的优缺点，如数家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对各地品种资源如此熟悉了解，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人。李登海玉米研究起步阶段，也是得到了一位农学院教授从国外新引回的玉米品种资源，人家无偿与他共享。到了80年代，科研单位就有了知识产权的观念，相互就开始封锁起品种资源了，引种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当年社会风气好，那个时代搞育种的人都有一种献身科学的精神，一心为公，不在乎个人的得失。专家权威即使有私心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击基层科技人员。进入上世纪80年代就不一样了，后来的育种人更在乎个人的得失了。有的专家开始搞起了小圈子，专家们评科研成果，不看成果水平的高低，首先看是谁搞出的成果。甚至搞起投桃报李，轮流坐庄那一套。我以我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
我提供内蒙古旱坡地、旱滩地小麦新品系参加自治区级新品种审定试验：一年预备试验，三年区域试验，二年生产示范，光鉴定试验就搞了六年，超出国家审定品种的试验年限。我共提供了5个新品系，结果，我育的5个品系分别在旱坡地居参试品种的前3位，旱滩地上的居前2位，科研单位的育成的品系增产幅度远远落后我的品系。农业厅的一位副厅长坐不住了，他在大会上批评下属单位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怎么搞得，我们科研单位花了那么多科研经费，却搞不过一个乡里的农民技术员。”在这位领导的鼓动下，有的专家动开了歪脑筋，内蒙古品种审定条例规定的明明确确，审定品种有一个硬指标，增产幅度要达到5%。而我育成的这5个新品系，最低一个增产也在7%以上。开品种审定会时，专家临时动议，品质达到国家优质品种才能命名，结果我只有一个品系通过了审定，命名为蒙麦35号，其余4个品系全卡住了。耐人寻味的那一届评审会，其他科研单位都没有申报命名小麦品种，隔一年再开会，再不提小麦品种品质必须达到国优标准了，通过审定命名的4个小麦品种增产幅度全都在2.6%以下，就是这样的不公道。
蒙麦35号在试验中取得了四项历史性大突破——是超大穗，增产幅度最高，三年区域审定试验增产17.8%，二年生产示范增产72.6%;抗寒性最强、抗病性最好、抗倒伏性最好;是自治区唯一的一个品质达到国家弱筋优质小麦标准的品种;是本届唯一个人自费科研成果，而且年度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一百万亩。蒙麦35号参加科技进步奖评奖时，完全够得上评一等奖的标准，可连三等奖都没评上。我向自治区科技厅提出，我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谁能提出证据否定蒙麦35号几个“最”和“唯一”，我公开道歉，退出科技界，否则评审专家必须给我一个为啥没有评上的说法。自治区农业厅曾来我所在的乡召开过蒙麦35号的推广观摩会议，农科院一位副院长也参加了会议，他在观摩现场说了不少赞扬肯定的话，可他作为这届科技进步奖评审小组的组长却在评审会上说，“农民技术员没水平，哪有什么最。”操纵了评审会议，我同时向科技厅举报这位副院长，“你作为小麦育种专家，10年里得了6项自治区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农业部丰收一等奖。而内蒙古小麦生产上主体品种却一直是宁春4号，你育成的品种在生产上只有几百、几千亩的面积，你咋评上了一等奖呢?”我要求科技厅对此调查处理。
最后此事惊动了高层，越过专业小组直接给蒙麦35号评了一个三等奖了事。后来这位副院长评院士和自治区科技特别贡献奖也都告吹了，他背后骂我害了他。高层科技人员弄虚作假为自己评高奖，仗势欺负打击基层科技人员已经是见惯不怪的社会公害了。就连袁隆平都遭遇三番五次申请加入中国科学院而不得，后来他被美国科学院吸收为外籍院士，才挤进了中国工程院的门。屠呦呦、李登海至今被两院拒之门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学位，不在那个圈子里而已。基层科技人员遭遇不公正对待，自己只能忍气吞声。
我曾找过自治区和市级科技主管单位的领导，说我已经育成了3个品种，自治区每轮小麦审定试验，我都提供参试品系，难道就不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一点科研经费吗?领导说，科研经费只对地区级科研单位，对基层单位和个人爱莫能助，渠道不通。哦，党的科技工作群众路线已经不提了，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幸亏出名早，他们已经成为政府科研经费重点关照者，以后再难出现像袁隆平、李登海这样民科出身的人了，他们已经成为时代的绝响。
作物常规育种门槛很低，一把取花粉镊子、一个卷尺、一个天平、几个纸袋，就能上手，然而，谁能搞出品种，就在于尽可能地多掌握品种资源，了解各个品种的特征特性，科学地配制杂交组合，用沙里澄金的方式，把优异品系鉴定选择出来而已。谁认真，谁舍得下辛苦，谁的成功几率就大。民科出身的研究人员，都有一股献身科学的精神，当年李登海分田到户后，与媳妇在自家承包地上搞育种，那真是一种拼命行为。袁隆平已经90多岁了，至今下地工作劳动，这是一种献身科学的精神。我在云南南繁时，就见裘志新要到每一家南繁单位取经引种，而大的科研单位里工作人员就没有这份激情，他们也放不下架子到其他单位参观学习。所以裘志新他们的成功那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我第一年到云南南繁时，发现我的育种田里的杂交后代分离出麦粒数超100粒的麦穗，喜出望外，自以为捡到宝了。我兴奋地请来一位专家察看。这位专家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材料生育期长，小麦在云南冬天穗分化时间拉长了，自然麦穗就大，回到内蒙古种植，麦穗就不会这样大了。果不其然，回来再种植，再没有出现那种大的麦穗。但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如果用冬小麦品种与春小麦杂交，其后代应该能出现穗分化长的大穗品种呀。产生了这个念头后，我就找我们县科委主任游说，说我在青海省农科院南繁基地上，见到他们育成的一个蚕豆品种是多么的好。主任动心了，同意资助我去云南引这个蚕豆品种，共资助了我250元。这个主任是一个老古板，生怕浪费了国家一分钱，账算得很细，去云南元谋县通票来回96元，外出住宿费，每天不超2元，走半个月时间花不了30元住宿费，出差补助每天6毛钱，半月也就是10元，所以预算很宽裕。我高高兴兴上路了，去云南我引回了那个蚕豆品种，顺便连小麦品种也引了不少。返程路上，我走了河南河北山西北京等冬小麦种植区，白天下车到科研单位引种，晚上上了火车，趴在座椅下睡觉，节约下钱，多到一个地方引种，这一趟我引进了约200多个冬小麦品种。搞冬春小麦杂交，是我获得小麦新品种竞争成果的一个秘密武器。民间科学工作者都像我这样辛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内蒙古到云南、海南岛南繁育种经费是由自治区种子管理站所出。负责南繁管理的同志到每个申请单位现场考察，他们认为育出了有希望的品系，就资助南繁，有的社队良种场也争取到了南繁的名额，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扶持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一种举措，后来执行了3年就停止了。
总而言之，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所以能搞出突破性育种成果，首先得益于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工作方针好，社会环境好，科学技术界学风好，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拼搏奋斗，创造性的科研工作。进入新时期，党和政府为他们育种研究提供了更为优越工作条件，我记得新闻报道过，当年李鹏总理就动用了总理特别资金，来资助袁隆平的育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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