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5月12日，徐师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关于转基因，徐师傅有话说》的讲座，在讲座中，徐师傅为我们解答了这样几个问题：
什么是基因编辑、转基因、基因驱动和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技术的科学和哲学基础是什么，存在哪些根本错误?
基因改造的政治运作过程是怎样的，以及技术是怎样被资本控制的?
基因改造的风险有哪些，国内外有哪些反对基因改造的倡议和行动?
作者|食物主权反转小组
责编|侯农
排版|童话
本次讲座的大纲，大家可以按图索骥
1、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回顾
11月26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据说，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具体来说，这次基因编辑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而CCR5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是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理论上讲，如果这个基因出现变异或缺失，就有可能关闭该受体对应的HIV病毒入侵人体的大门。
2、基因编辑和转基因分别是什么？
联系和区别又是什么？
2.1转基因、基因编辑、
基因改造、基因驱动
在基因编辑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最为熟知的概念是转基因。基因编辑与转基因都是基因改造(基改，GMO)，但两者也有不同。
转基因是导入其他生物基因的技术，例如在鱼的基因中导入其他鱼类的成长荷尔蒙基因，让鱼可以生长的更快。
基因编辑或RNA干扰技术，则能破坏特定基因，拓展基因工程技术的运用。例如破坏抑制成长的基因，就能够让鱼加速生长，长得更大。(如下图)
图片来源：《我们是白老鼠?基因改造食品》
与基因编辑相关的另一技术是基因驱动(GeneDrive)，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特定基因有偏向地遗传给下一代的技术，其目的是将人工造成的基因变化强制混入动物、昆虫和植物的全体族群，可能会导致物种灭绝、威胁自然系统。目前主要用于控制蚊虫，比如在非洲，把经过基因改造而无繁殖能力的雄性蚊子，释放到野外，试图让蚊子绝种，以控制疟疾。
2.2转基因分类
尽管转基因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基因编辑一样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技术被应用与农业，而非人体。但事实上，转基因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与转基因相关的科学、资本、哲学问题，同样值得社会普遍关注。转基因作物分为两类：
a.抗除草剂作物—抗草甘膦大豆、玉米和棉花
草甘膦是孟山都农达(Round-Up)除草剂的主要配方。草甘膦的作用原理是抑制植物中的EPSPS酶，从而使杂草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而枯黄。1982年，孟山都在作物中转入一种名为CP4-EPSPS的基因，使作物耐受草甘膦，从而开发出抗农达的转基因作物。自从有这种转基因作物，农达就只对杂草有用，而不会伤害转基因作物。正因为如此，转基因作物种植必须绑定配合使用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这种绑定关系的影响，我们在之后会重点解释。
b.Bt抗虫作物：Bt抗虫玉米、Bt抗虫棉
土壤中的苏云金杆菌分泌的Bt毒蛋白被转入玉米和棉花基因之后，玉米和棉花可以直接杀死鳞翅目(蝶和蛾)、鞘翅目(甲虫)和双翅目(蚊、蝇、虻)。
3.基因改造的危害：
在什么层面上反对基改？
3.1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
转基因的危害是不是未被证实?
a.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团队通过两年的实验报告发现，被喂养含有低剂量NK603抗农达转基因玉米或农达饮用水的老鼠身上出现肝脏和肾脏肿瘤。
b.2016年由英国伦敦国王大学迈克尔·安东尼奥博士领衔的研究证实，用极低浓度农达喂养母鼠两年，母鼠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c.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草甘膦“对人类有致癌可能”。
d.拉美癌症发病率升高：拉美南锥体共同市场是全世界转基因作物产量最高的地区，其中单一作物的耕种面积全球最大，转基因大豆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南部的种植面积累计超过5,400万公顷。阿根廷圣达菲省南部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医学院开展的健康研究发现，当地2013年癌症发病率(每10万居民中397.4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每10万居民中217人)的两倍。在巴西，2007–2014年间共发生34,147例农业有毒物质中毒的病例报告。
3.2转基因除草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a.“超级杂草”出现
据一个行业调查显示，在2012年，在美国，受抗草甘膦超级杂草侵害的农田面积已经扩大到了6120万英亩。2012年，差不多一半的被访美国农民报告抗草甘膦杂草出现在他们的农场中，比2011年的34%大幅上升。这个调查还显示，抗草甘膦杂草蔓延的势头越来越强，从2011的25%增加到了2012年51%。
当抗性杂草首次出现时，农民们通常会试图喷洒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剂来控制它们。但是久而久之，喷洒再多的草甘膦除草剂也不再有效了。农民们被迫求助于毒性更强的除草剂和除草剂混合物，包括2,4-D(越战时使用的有毒脫叶剂橙剂的成分)和麦草畏。
一些美国农民选择回归使用劳动力密集的方法比如犁地，甚至手工拔草。2007年在乔治亚州，由于抗草甘膦的猪草蔓延，导致1万公顷的农田被抛荒。有报道说，在美国南部的这些抗草甘膦猪草太顽固，甚至把农机都弄坏了。
b.改变土壤中的微生物平衡，植物更易受病害
草甘膦会阻止氨基酸合成，随后抑制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蛋白质的合成。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让植物更容易受到土壤中病原体的侵害。
草甘膦还会充当矿物质螯合剂，而锌、铜、锰等矿物质是多种酶的辅助因子。矿物质被抑制，使得植物也更容易感染疾病。
如果植物中的矿物质被草甘膦螯合，那么您在食用这些植物后，这些矿物质就不能被您的身体吸收。相反，它们会被排出体外，或和草甘膦一起储存在您的身体内。
c.蜜蜂减少
除草剂的使用是导致蜂群崩溃症候群的重要原因。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估计，提供了全球90%食物供应的100种作物中的71种，需要通过蜜蜂传粉。2006年以来，全球各地陆续出现了蜜蜂大量失踪的神秘现象：在一个蜂巢中，只剩下幼虫和蜂后，大量的工蜂不知所踪，甚至连尸体都没留下，正所谓“活不见蜂，死不见尸”。没有工蜂提供食物和照看幼虫，整个蜂巢很快便走向灭亡。科学家把这个现象称为“蜂巢崩坏综合症”(CCD：ColonyCollapseDisorder)”。短短十年时间，全球有将近30%的蜜蜂消失了，并且蜜蜂数量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
d.先正达公司的除草剂阿特拉津(Atrazine)导致雄性青蛙的性畸变。
3.3基改对农民生计的危害
a.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产出不能达到预期
从1995年到2015年，印度已经有30万名农民自杀。仅2014年，印度就有510民农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Bt杂交种子在2002年引入印度，到2012年，全国92%的棉田已种上Bt棉花。经过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和后来的Bt引种，印度农民已经难以获得自留的、一季一熟的雨养棉花种子，而不得不购买高价的、一季两熟的灌溉棉花Bt杂交种子。目前，印度棉花主要在雨养地区种植。许多农民欠债累累，原因是需要购买昂贵的、商品化的转基因种子和化学投入品，却无法达到足够维持生计的产量。
孟山都(Monsanto)每年都在印度吸走巨额专利。访问那些种子公司的高层对农民自杀的看法，竟有人说“认识他们的人大概都会说他们是懒人吧、每个人都要感谢孟山都为印度带来的贡献”。
b.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与大规模工业化学农业的盛行密切相关
土地所有权变得高度集中。以巴拉圭为例，该国0.4%的土地所有者拥有56%的土地。阿根廷2010年50%的大豆生产控制在仅占总数3%的拥有超过5,000公顷土地的种植者手中。同一年在巴拉圭，1%的种植者拥有或控制着35%的大豆种植面积。
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农民被排挤出农业，同时大量农民因为当地食用性作物无法与转基因大豆共存而被迫放弃种植传统作物。截止2007年，仅在巴拉圭，转基因大豆的推广就已造成14.3万个农民家庭被迫离开土地;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推广造成超过20万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
3.4基因改造技术背后的力量角逐
a.政治的角逐
首先要介绍一下美国著名律师史蒂芬·德鲁克的《改变的基因、扭曲的真相》一书。这本书将转基因技术背后的力量角逐分为了四个阶段。
角力第一阶段：势均力敌
1973年6月：出于对转基因技术的巨大威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恐惧，科学家团体内部发起了一次对话，并将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两封公开信，反映出基因工程确实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人们对此感到担忧是合理的。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一群科学家自发地限制自己的研究，并呼吁他们的同行也这样做。
在这一阶段，对重组DNA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要求减少政府监管，放开研究;一派认为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政府应该更大程度地介入，这两派关于基因工程的争论，势力基本势均力敌，达到一个平衡点。总的来讲对基因技术的担忧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联邦政府的监管还没有放松。
角力第二阶段：玩弄科学、捣破监管
1977年：平衡被打破，天平开始倒向生物技术科学家的那一边。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重要新证据的出现。关于新证据的关键消息是从三个会议中传出来的。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第一个会议于1976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召开，第二个会议于第二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尔茅斯举行，第三个会议是1978年在英国阿斯科特召开的)。三个会议共同传达的信息给人这样的印象：目前，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转基因是安全的，并且专家们对此已不再有任何担忧了。然而，这样的印象其实是被误导的。
误导手段包括：筛选参会人员、操纵议题，公布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且首要任务是讨论如何说服公众。会议的组委会主席戈尔巴奇在会后写了一封报告总结会议结果，这项结果(危险基本上不存在)不仅被媒体和公众接受，还迅速在科学界获得地位，得到著名生物学家的推崇，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进一步歪曲事实，声称证据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基因工程的风险无足轻重。
角力第三阶段：生物技术势力的扩张，质疑声音渐起
到了新阶段，基因工程技术从医学领域扩张到农业领域，从业者开始反对环境释放禁令。为了打消公众对于转基因的再度恐慌，分子生物学家一口咬定，转基因农作物非常安全，就像无法在实验室外生存的转基因细菌一样安全。
1981年4月，一些有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起了一项倡议，意图取消转基因的所有强制性管制措施，这与政府内部日益抬头的反监管的呼声遥相呼应。“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成为企业家了，而不仅是单纯的行业顾问，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把个人财富和事业的成功投注在了生物技术的牟利之上。”
角力第四阶段：国家权力挺转，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
为了给生物技术产业打开方便之门，里根政府调整了权力结构以限制美国环保署的角色。将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安全责任交给了美国农业部，而非最具有专业环境知识的机构，因为美国农业部对生物技术态度更友好，并且不愿意让转基因生物受到监管。
1986年6月18日签署的《生物技术管理协调大纲》最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将白宫的指令，“监管最终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纳入了这个大纲中。这样，监管的对象就只是作为产品的转基因生物的具体特性，而不是生产它们的方法——这使得转基因生物即便是用重组DNA技术生产出来也不会受特定要求的监管。尽管白宫将这个结果表现为是由科学驱使的，但是很显然其主导的驱使力量是政治。并且，就像十年前美国研究分析公司(RAC)的指南那样，它有力地让公众平静了下来。
b.资本的力量
以技术控制种子
现在农业生产中一般可以把种子分为三类：常规种子、杂交种子和基改种子。在基改种子的推广中，资本发挥了重要的力量。
(1)常规种子：农民不只可以种植常规种子，还可以从生产的粮食中挑选出来年的种子——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农民用的70-80%的种子都是留下来的——自己留的、邻居留的、或附近村留的。
(2)杂交种子：不可以留种，每季都需要重新购买种子，种子公司由此盈利——但杂交玉米并不完全是科学胜利的结果,伯兰和卢温廷的分析(Lewontin&Berlan1986,Berlan&Lewontin1988)也不无道理。他们认为,杂交玉米是种籽商为介入生产程序而发明出来的。他们的观点为杂交玉米是科学胜利结果这一观点提供一个视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杂交农作物(尤其是玉米)的后代,基因结构很不稳定,而且产量远不及传统农作物,因此,杂交农作物的每一代种籽,都要在受控制的环境中培植,这就意味着种籽商的角色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3)基改种子：更是不能留种。
转基因配套农药
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之后，截至2014年，草甘膦的使用量在美国增长了9倍，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了15倍。
到2014年，根据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NASS)的统计，全国农用草甘膦年平均使用量增长至约2.4亿磅(约1.088亿千克)。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和美国环保署发布数据表明，自1974年草甘膦除草剂首次使用以来，其总量中惊人的一大部分使用(2/3)发生在过去十年。
以法律、国际协议控制种子
(1)国内法律：种子公司推动建立保护育种者权利和知识产权的国内法律。这些法律使育种者对开发的种子甚至发现的种子资源类似专利权的权利，从而排除了其他育种者使用相应的育种资源和农民保留种子公司的种子来年再用的权利。——孟山都推动了(且仍在持续推动)对种子相关法律的修改，使其可以掌控和垄断种子资源。在阿根廷，孟山都支持了一项历时15年的游说活动，旨在允许孟山都对每位为节省成本而将种子用于再次耕种的农民收取特许经营费。
(2)自由贸易协议：成为各种政府的首选工具。他们与商业游说团合作，推动制定限制农民留种的新规定。直至几年前，其中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出台。TRIPS于1994年执行，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种子知识产权国际标准的国际协议。它的目标是保证孟山都或先正达一类在种子优生交配和转基因技术上花钱的公司，可以控制他们生产的种子，防止农民重用。
(3)北方发达国家的谈判：国际贸易组织以外，特别是北方国家的强大经济体，发起的谈判比贸易协议更严格。它们通常规定签约国要使植物或动物专利化，或根据日内瓦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同盟”(UPOV)，建立一些类似专利权的植物品种保护。无论它们使用的是专利权还是UPOV，这些规定一般把农民保存、交换、出售或改造他们从所谓的“保护品种”留种的行为定为非法行为。1991年，UPOV公约的修改以小型和原始农业社区的利益为代价，赋予农商公司更强的垄断权。现在1991年版的UPOV通过贸易协定得以广泛推广。
造成了这样的影响：种子公司对种子的控制加强，在全球市场获取巨额利润，而农民保种的权利却受到严格的限制。
种子公司状告农民
1996加拿大的农场主珀西·施迈泽(PercySchmeiser)在自家的农场发现了抗除草剂的油菜，这些植株是临近农场吹过来的转基因花粉传播到他的农场造成的。第二年，他播种了从前年的油菜籽中选出的种子。不幸的是，这招来和孟山都公司旷日持久的官司。孟山都控告他在未支付相应费用的情况下，非法种植孟山都公司出品的具有除草剂农达抗性的油菜种子。这一官司最终以施迈泽的败诉结尾。
种子专利使小农几乎不可能再培育自己的品种，农民被剥夺了用自己的种子和知识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利，而只能依赖种子企业的巨头们。印度大约95%的棉花种子都控制在转基因种子商孟山都手里，农民每年只能选择向他们交专利税买种子，成百上千的农民因此被逼上绝路。
就像凡达娜·希娃(VandanaShiva)所说的：种子是食物链的第一环，种子主权是粮食主权的基础。如果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或是不能贮存，改良和交换开放授粉品种，那么他们就没有种子主权，当然也就没有粮食主权。
政府的作用
各国政府在对基改作物的管制上有不同的立场。
(1)俄罗斯全面禁止转基因：2016年7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限制转基因技术使用的法令，在俄境内禁止饲养转基因动物、种植转基因作物，禁止生产或进口转基因食品，违者将被处以罚款。
(2)欧洲：已经淘汰了包括转基因和基因编辑在内的基改农业。美国农业部年度报告说明，2016/2017年度，在欧洲，除了西班牙葡萄牙为饲料工业而极少量种植一种基改玉米之外(种植面积不到玉米种植总面积的1.6%)，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本国全境农田“非基改”(GMO-Free);严限严禁基改农业的同时，那些国家大力扶持本国有机农业发展并开始向“让农业回归自然”过渡。
(3)2018年，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种植面积达到7504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39.5%。
自2014年以来，美国的三个主要基改农作物(玉米、大豆、棉花)的农田比例大体不变或略呈下降。就本年来说，其种植面积比例如下：
玉米农田：基改为92%，非基改为8%;
大豆农田：基改为94%，非基改为6%;
棉花农田：基改为94%，非基改为6%。
另外排名前十的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巴拉圭、巴基斯坦、中国、南非、玻利维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总统布什每一次到中国访问都要推销其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抗虫棉种。
(4)中国：目前只批准转基因木瓜和转基因棉花两种作物的商业化种植。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华中农大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由于还没完成后续的品种审定，商业化种植还未被允许。但是，转基因主粮作物的研发人员和种子公司一直在推动这些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滥种：辽西地区转基因玉米泛滥成灾。据报道：2015年5月至12月，《绿色和平》农业组在辽宁省先后七次进行实地调查，在黑山、新民、法库、彰武和康平等市县随机采样玉米种子、田间样品和玉米制品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在7个玉米品种样品中有6个被转基因;在45个田间样品中有42个被转基因;在粮店21个玉米面粉样品中有20个被转基因。翔实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辽西地区有95%的玉米被转基因了，转基因玉米已经进入国家粮仓、进入百姓餐桌!
2015年9月，《中国经营报》报道黑龙江大豆“已有规模化种植的可能，播种面积或已达10%”，即300多万亩。
2005年4月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面积至少2万—2.5万亩，湖北在2004年最少有950—1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
4.反对基改的行动
4.1中国反基改行动
a.要求撤销对基改作物的安全认证
2010年3月份两会前夕，百名学者联合致信全国人大，建议撤销转基因水稻安全认证。李成瑞、韩西雅等老干部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撤销转基因安全证书。
b.崔永元反转
自2013年起，崔永元与方舟子因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展开论战，同年12月崔永元到美国考察转基因安全性问题，采访了50多位人士，包括科学家、农业激进分子和消费者，拍成了纪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随后在网上发布，获得过亿的浏览量。纪录片的重要发现是“美国人稀里糊涂地吃了17年转基因，根本不是放心地吃。”
自2014年起，崔永元每年都在政协提出“转基因问题提案”。2014年和2015年，反对转基因滥种。2016年提案“严查农业部有关官员在转基因监管中的严重失职”。2017年提交两个提案，分别为“关于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监管上失职的提案”和“关于基因编辑农作物监管问题的提案”。
c.北京市民状告孟山都
2014年2月10日，北京市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要求农业部公开孟山都公司为草甘膦除草剂进入中国市场提交的安全性试验报告，该部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2016年8月，来自北京和西安的市民起诉“农业部致函教育部阻碍各地学校食堂使用非转基因油信息不公开”案公开审理，原告要求农业部办公厅公开2011年9月28日给教育部办公厅要求阻止各地教育局下文要求学校食堂禁止使用转基因食用油的“公函”。12月，法院判原告败诉。
2018年4月，北京市民向农业农村部发起行政诉讼，要求立即撤销批准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在我国销售和生产的行政许可资质。
d.黑龙江禁转
2016年12月，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将“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写进《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根据立法，全省备耕期间全面排查封堵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的“黑色”渠道。在生产环节检测玉米、大豆种植田，发现转基因立即铲除。
2017年8月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转基因食品监管工作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求销售转基因食品设立专柜，同时加大对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检测力度。
201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连同其它代表和委员共同呼吁在国家层面立法“非转种植”，为国家保留“非转样本”。
e.拒绝基改食物，推广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实践
山西省永济市的蒲韩社区以社区组织、生态种植、留住年轻人而享誉全国。今天的蒲韩社区覆盖了两个乡镇的43个自然村，联合社包含了28个合作社，3865个农户会员在8万亩土地上转向多元生态种植，对接了永济和运城的8100个消费者家庭。
食物主权调研过四川宝华村的生态柠檬、贵州大坝的生态刺梨，邀请过河南黄河共富社、内蒙古生态小米的组织者参加年会，还邀请过四川简阳新天地水稻种植合作社袁勇和江苏省扬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顾克礼(自然农法)讲授生态种植技术。
台湾校园午餐搞非基
在台湾，最近十几年以来，“校园午餐搞非基”行动团队等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推动了校园食安方面的政策变革并监督其执行，2015年底“立法院通过修订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明订学校供应膳食者，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鲜食材及其初级加工品。”
4.2国际反基改运动
a.反草甘膦运动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对草甘膦等有机磷农药致癌性的审查评估,将草甘膦重新评级为“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
美国维恩·约翰逊诉孟山都案：2018年8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裁决，因为孟山都公司刻意“隐瞒除草剂危害”，致加州学区一名使用孟山都除草剂的园丁(原告维恩·约翰逊)罹患癌症，判决孟山都公司赔偿该园丁2.89亿美元(约19.8亿元人民币)，这包括2.5亿美元惩罚性赔偿和超过0.39亿美元补偿性赔偿和其他费用。
在美国，孟山都还面临超过8000起类似的诉讼。
10月，拜耳申请对案件重新审理，但加州法官维持了陪审团的判决，拒绝了孟山都公司要求重新审判的要求，同时将陪审团的惩罚性赔偿金从2.5亿美元消减至3900万美元，总支付金额从原来的2.89亿美元消减至7800万美元。
b.世界反孟山都游行
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五月，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百万民众坚持不懈地参与“反孟山都游行”游行。
人民食物主权从2015年开始加入“反孟山都游行”的行动，当时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反转志愿者拉横幅拍照，并把这些照片放到“孟山都滚出中国”的网站，当年得到了超过100万多点击率。
c.国际孟山都民间审判
2016年10月，来自五大洲的几百名农民、律师与环保运动者聚集在荷兰海牙，在人民法庭上控诉孟山都。经过历时6个月的审理，法官们判决孟山都犯下四宗罪：危害环境，土壤、水源、植物和生物多样性;掌控种子专利，危及食物权;危害健康;迫害科学家，威胁科学独立研究。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法庭，评估孟山都对环境、健康和人类造成的侵害。虽然我们不能在官方法庭控告孟山都，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问答环节
问：为什么黑龙江省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非转的省份?
答：我博士论文调研的一部分就是在黑龙江进行的。黑龙江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在农业、食品安全方面弦绷得很紧。另外，黑龙江的主要作物是大豆和玉米，而转基因作物中最主要也是大豆和玉米。以上两条可能是导致黑龙江对转基因的抵制比较强烈的原因。
问：我们普通人平时买食物，怎么判断它是不是转基因的?有没有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
答：哪些食物是转基因的是每个担忧食品安全的消费者都想确切知道的。我们国家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两种，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虽然我国已经通过对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不过，转基因滥种的现象依旧存在，市面上有可能买到未被标识的转基因大米和含有转基因大米的产品。
问：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玉米，是转基因的吗?
答：大部分是的，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生产。
问：酿酒这个行业会使用转基因作物吗?如果使用的话，对白酒有没有影响?
答：我对酿酒行业不是很了解，只知道酿酒有时会使用高粱。有报道称孟山都公司研发了转基因高粱，因为高粱是不含谷蛋白的作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谷蛋白不耐受，以高粱代替其他作物制作食品是潜在的商机。
问：我听说麻雀和蚂蚁不吃转基因大米，是不是事实?
答：我们没听说过。我的一个组员探访过一个在京郊种玉米的人，他用的是老种子，长出来的玉米特别容易招虫子(玉米螟)。他的说法是虫子喜欢吃非转基因作物，至于麻雀和蚂蚁，我们就不清楚了。
问：结合上次讲座，农业规模化趋势越来越强，小农越来越弱。这样一个过程中，转基因技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看待?
答：这个问题很好。转基因技术和农业的生产模式有关系。种植转基因作物需要配套使用大型农业机械，所以和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挂钩。农场和合作社关心成本问题，大规模生产有助于减少人力成本，所以可能更受青睐。转基因和大规模工业化学化农业相互促进。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视角，转基因农业对作物本身、土壤、生态环境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转基因食品最终会进入消费者餐桌。所以，转基因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生产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每一个人都承担后果，肩负责任。
问：目前国际上质疑转基因的团体有哪些?
答：有多种多样的，包括科学家团体、消费者团体、环保组织等等，只不过它们等声音往往容易被资本支持的挺转声音淹没。所以我们希望食物主权能够成为一个平台，为反对声音提供发声渠道。
问：袁隆平认为中国的转基因技术落后，应该支持，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答：袁隆平认为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背后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转基因技术是一个高端技术，是我们必然要学习、应用的一门科学。这种假设忽视了转基因技术背后的隐忧。但是，转基因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转基因技术研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商业利润和政策导向。
问：刚才讲座中对转基因作物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除草剂进行的，但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除草剂，并且对转基因食物进行标识就可以接受转基因技术了呢?
答：对待转基因问题的底线是要标识，要保护消费者最基本的知情权，这一点我赞同。但是说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就不是非常赞同了。正如我在前面的讲座内容提到的，目前我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还不全面，无法把握结果。它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虽然我主要讲的是除草剂的问题，但转基因的种子和除草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离开A谈B。
问：我认为转基因技术要大力发展，百花齐放。抗除草剂只是一点，应该培育抗旱、抗盐碱的转基因作物。
答：我认为培育具有抗旱、抗盐碱性状的作物不需要使用转基因技术。很多地方的农科院使用常规育种技术，就可以培育出和转基因技术一样的具有耐旱、耐盐碱、粗放管理性状的种子。不论是杂交技术还是转基因技术，它们得到发展，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技术，还有各种各样其它原因。比如常规种子没有得到足够发展的空间，大部分农科院的研究重点转到杂交种子上，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常规种子农民可以自己留种。杂交种子只能每年重新购买，如果留种的话，产量会变低。至于转基因种子，则不仅仅是来年不能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配套农药，商业利润更高。所以这背后是有资本在运作的。
主持人：我想说一下我的感想，转基因技术不是简单地保留、否定技术的二元论。现代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应该具体分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山都并不是本着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进行研究生产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反转反的是技术被资本操纵这件事，而非技术本身。
徐思远：我想顺着主持人的话往下说，我们要打破“技术中立”的幻像，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不同势力相互斗争的领域，是由不同的声音构成的。
问：中美贸易战涉及生物技术的谈判，这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感觉提问的伙伴是食物主权的忠实读者。在最近的一篇推送中——
问：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可以在阳台上种蒋高明老师的种子，这是不是也算是在实践中倡导反转的立场?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蒋高明老师有自己的农场，全国各地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实践，在践行生态种植的理念。我认为，除此之外，普通人可以做的还有很多。除了参加类似今天讲座讨论之外，还可以通过购买的行为投票，让消费行为影响生产行为。今天的听众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更可以从生产者的角度尽一份力。当然还可以做宣传的工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食物主权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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