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老姐妹，住在武汉市同一个城中村，清明时节，她们相约参加了“武汉工农兵赴南街学习旅游团”。因为她们三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红”字，大家就称她们为“三红老姐妹”，之所以冠上一个“老”字，因为她们三人都已年过花甲，最小的六十出头，最大的接近八十。
我是一个“老记”，一进团就很留意“三红老姐妹”，她们来自一个大城市的城中村，来游览一个小城市的城中村一一南街，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在我的想象中，南街虽然算富有，但比起她们村，有一些村民的家庭收入比南街还要高，更不用说她们会赞尝南街干部的“二百五”傻子精神了，她们村临近武汉中心城区，一亩土地价从几十万上升到几百万、上千万。单靠卖地，一般村民就拥有百万资产，千万、亿万的富豪也出现了，有的村官还住别墅、开宝马。
当我看到她们在南街的东方红广场唱歌、跳舞、拍照片，晚上到朝阳门广场与南街的大妈、大姐们一起跳广场舞，坐在雷锋号电动观光车向南街人欢呼致意，对南街的一切，可说是新奇、兴奋、崇敬。这使我感到惊异，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时，我有意坐到她们饭桌上，开门见山地向最年长的老大姐提问：“你们对南街的印象怎样?”老大姐听我这一问，立即站立起来，把佝偻的上身侭力挺直，眼睛也睁得大大的，把拿着筷子的右手指向天花板说:“一个天上!”又把左手按到桌下说:“一个地下!”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言简意骇，我的采访就围绕这个题目展开了。我跟随着她们从文化园到植物园，从植物园到革命胜地园，没有谈完，又相约回武汉后又谈了大半天。
老大姐谈的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事，我才知道在人民公社时期她是妇女队长，还是劳动模范。现在的身份是维权上访的代表，一直被列入监控人员名单。单凭她的身份变化，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谈话内容整理了一下，重要的有五条:
第一条:南街村是共产党领导，我们村是车匪路霸当权。南街人称他们的书记是“班长”，和大家拿一样的“工资”一一二百五，村民们都免费住进了漂亮的住宅楼，他还住在老房子里，他的爱人一直是后勤服务人员。我们的书记，他是凭着拦路抢劫、开地下赌博场发家，用金钱开路，拉选票进了村委会，又混进了共产党，他现在是村子里的首富，子女移居国外。十多年来，村民状告他结党营私、化公为私，都被他豢养的马仔们殴打镇压，直至勾结官府送进监狱。
第二条:南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村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南街的一切都姓公，土地姓公、工厂姓公、学校姓公、房屋姓公、医疗姓公，连每家每户的婚丧嫁娶也由公家操办。叫做“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公家包了，你一生都不用为生活发愁。
我们村里一切都姓资，集体土地要卖给资本家开发，科技园、产业园要引进资本来发展，你要种田做工要靠资本家来雇佣。
老百姓说得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亱回到解放前”。
第三条：两种城镇化：南街村的城镇化是由南街人主导的，他们是城镇的主人;我们村是由外来资本主导的，我们却变成了自己家园的附庸。
南街村的城镇化，不仅是临颖县的骄傲，还是漯河市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名声，早已漂洋过海，每年有不少的外国游客来观光，国外媒体的报道越来越频繁。当我们坐在“雷锋号”“井冈山号"“东方红号”的电动观光车招摇过市时，真是为中国农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倍感自豪。想到我们村，却深深地愧疚，我们村里的山山水水，比南街秀丽，我们村里的地理位置，比南街优越，我们村也已经城镇化了，但那是西方国家的城镇化，黄、毒、赌、黑沉渣泛滥，只有一部分村民成为资本的雇佣，大部村民仍然漂浮在城镇的边沿。
第四条：两种社会两重天。在南街，处处是傻子精神，共建美好家园;在我们村，一盘散沙，各奔前程，黄、毒、赌、黑横行。
在南街，游“东方红广场"，庄重、华美，我们不由得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革命圣地园的延安宝塔山，眺望南街村，我们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向共产主义前进。
我们村有“髮廊妹”，有“洗脚城”，有“卡拉OK”，有“地下赌场”……。旧社会的汚泥濁水，一应俱全。三个老姐妹的子女也深受其害：一家的女儿迷恋赌博，卖了房子还赌债，弄得妻离子散，另一家的儿子搭上了黑社会，想脱离也脱不开，黑社会分子每天聚集到家门口，恐吓、尋衅，为了不影响父母，他只好选择自杀脱身。这样的悲剧，每年都有发生。
第五条：南街社会安宁，我们村社会动荡。
南街村的人口比我们村多，但无论大街小巷，都是安静整洁。不像我们村，到处乱哄哄，最让我们惊奇的是，在公共场所，街道上没有看到警察，我们村不仅有民警，还有巡警、特警、辅警、协警、还不时有防暴车，坐满防暴警呼啸而过。警察在村里抓过多少人呢?仅上访的人就有几十人蹲过监狱，关过拘留所。
在我们村，一眼望去，无论商店、住宅、机关、密密麻麻的防盗网，南街村没看到防盗网。
除了以上五条，老姐妹还谈到村官和村官的作风对比，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对比，两极分化和平等的对比，新风尚和旧习俗的对比……。以后有机会，我还得写下去，她们还要继续谈下去，书名就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三红老姐妹”对南街的评说，一些改革精英们是不会认同的，他们会轻蔑地斥之为“妇孺”之见，一位“党国精英”曾怒斥小岗村人学南街，並引发了“南国精英”对南街村的大讨伐。这位“党国精英"的真名就叫“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的研究员，十五年前“一年跨过温饱线，十年难过富裕坎"的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带领小岗村干部十多人，两年内三访南街村，他们决定学南街把“大包干"的土地收归集体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大新闻”进行突出报道，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标出：
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提发展新路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人们真以为小岗村要学南街村了，哪知这触犯了改革精英们的神经，由党国英先生等人出面，大骂小岗人“犯了迷糊”，警告小岗人，如果走上南街路，那是要饿死人的。要搞规模化经营，也只能走美国人的家庭农场之路，千万不能学南街的大锅饭养懒汉。党国英先生的背后，有更权威的大人物做靠山，把小岗村重新拉回到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位置。
为了清除“南街道路"的“诱导”，由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南方报系，联合境外媒体组织了一次对南街村的“大清剿”。嘲讽南街村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愚民政策"，学习“老三篇”是教人思想僵化，东方红广场上的毛泽东塑像和马、恩、列、斯像都是罪恶的根源，应该尽早拆掉，南街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中的怪胎，南街神话早就破裂，他们搞的共产主义社区，已经私有化了，王宏斌和南街党委一班人，是最大的股东，他们实行的十大福利，他们宣传的“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从剝削劳动者得来的，国家银行的贷款钱支撑着南街神话……。
由一个南方大区的党报、党刊联合境外媒体对远在千里外的中原腹地上的一个村庄，进行这般疯狂的攻击，凭着党的组织原则也说不通，唯一的解释是，改革开放是他们“杀出的一条血路”，他们自命为“领头羊”，为什么不跟着他们树立起来的样板做，“小岗人要走南街路”这还了得，这才是他们“发疯"的原因。这场斗争，今天还未结束，对南街村的各种诽谤还在继续。三红老姐妹游南街时作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谈话会犯忌的，因此，她们身居何村，她们的真名实姓，我也不能说，但我相信，老姐妹对南街村的评说，实在比南方报系的大秀才们要高明得多，比之党国英先生这等大理论家要正确得多。赞同、拥护和支持三红老姐妹的人，一定会比读那些大人物疯狂文章的人多得多。这应了一句老古文一一“肉食者鄙”;也应了毛主席的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在“武汉工农兵”与南街人的座谈会上，有人说：“中国如果有一半的村庄像南街，中国将影响全世界。这是中国的“软实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只能“望尘莫及”。有人说：“南街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社区，是资本主义复辟鼓吹者的噩梦!”
写于2019年清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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