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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期间，每年都会上演一道春运奇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根，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的2.5亿多位农民工再也没有上班的心思，他们都盼着和家人早日团聚。这个时候，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飞机场，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即使那些买不到票的，乘两轮摩托也要回家过年。“春运”和“一票难求”成为媒体最热闹的词汇。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交通运输现象，即大量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群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徙”。中国人讲究春节家庭团圆，工业化的社会变迁，逼迫农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中国农民很少流动，春运问题未引起有关方面关注。80年代中期以来,回家过春节的群体里增添了打工族，节后农民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
春运期间，中国城乡大约发生30亿人次的大迁徙。在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城里人还在拒绝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在城市里仅仅是“苦力的干活”，而想进城的农民依旧未形成自觉的城市意识。这多少有些类似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了国门之后，不少人到国外去“洋插队”，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苦力，挣美元或者日元。但那些洋插队者，很难有机会融入发达国家。遗憾的是，目前政府依然没有清醒认识到社会结构巨变的现实，有人以“二元结构”形容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很少有人了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心酸。最关键的是，很少有人自觉地将农民工看作他们其中的一员。例如，农民工这个称号就多少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春运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是因为全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汇入春运的人流。外国人则对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充满好奇，惊叹不已。“父母在，不远游”早已被生存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击碎了。虽然古代经商游学的，走西口的，闯关东的，进京赶考的，回乡省亲的，也大有人在，但那时候的人群移动较之今天的春运人群，不可同日而语。“春运”是近四十年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赋予“春运”很多新内容，也使它每年都要热一下。
当今的青年农民，除了农活不会干之外，很多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全都会。简单一点的，他们可以当垃圾清扫工;轻快一点的，他们可以看大门，守库房;技术含量低的，他们可以当码头装卸工;复杂一点的他们可以工作在苹果手机的生产流水线上。如今，城市是靠大量的农民工来运转的，一旦农民工停止了流动，城市的瘫痪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如果农民不再生产廉价的粮食给城市，城市的动荡也很快就会发生的。
在自然界里，动物迁移是伟大的壮举。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沿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超长途飞越;总数超过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转场运动，都已创造了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最令人震撼的动物迁移：近18万头北美驯鹿，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
然而，所有动物界那些伟大的特征，都无法跟发生在中国的人类迁徙记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迁徙的记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八亿，总流量超过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
从某种角度看，春运就是“春晕”，即一次农历年间的自我“电击”。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跟农业告别，成为梦中的都市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春运“迁徙”就将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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