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春节的《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的《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每年春节都有各种各样的爆款“返乡体”引起大众热议。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这些饱含乡村情怀的返乡故事，对于提醒人们注意城乡问题起到了不小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返乡体”是片面的，不能说明农村的真实情况，故事只是一时一地的孤立事件，不能代表农村情况。有媒体拿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去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一篇报道来企图欢呼出农村的真实样貌。
陈锡文认为，中国农村还有5.7亿人，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文中列出关于留守儿童和空心化的统计标准来描述“客观全面”的农村基本状况。
那么，这些科学的统计数据能否说明真实的农村情况?这些科学统计的标准是否合理?科学统计和返乡故事哪个能呼唤出真实的乡村情况?
科学统计科学吗？
在陈锡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数字统计：
“比如留守儿童问题，最近很多文章还是说中国有5000多万、甚至6000多万留守儿童。其实这个数据经过严格调查已经更新了，目前数据是902万留守儿童。”
为什么有这个变化?陈锡文表示：口径做了调整。具体来说，在2016年之前，在官方统计中，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而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留守儿童的定义改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到6102.55万，占全国儿童的21.88%。民政部在2018年10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
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其中原因不是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首先与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关。
还有，陈锡文文中提到的空置率：
再比如“空心化”，以往人们认为房子没人就是空心化，最近国家电网公司做一个统计，从每户电表数据来看，一年一户用电量不超过20度认为是“空置”。算下来，2017年，大中城市房屋空置率是11.9%，小城市房屋空置率13.9%，农村房屋空置率14%。农村房屋的空置率比小城市房屋空置率，仅仅多0.1个百分点，为什么就被炒得那么凶?
一年一户不超过20度电是什么概念?就是号称一晚一度电的格力空调也只能用20天。我们过年回家在家随便待几天用的电远远不止20度，那么，只有过年回家待几天的房子算是“空置”吗?
这样的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吗?如果这是经过实际社会调查过后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修改倒也无妨，就怕这只是为了让这个数字急速下降的把戏。
做农村调查的典型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留下了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是他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主席一生对调查研究极为重视，他本人是个调查研究高手。
从早期的《寻乌调查》到延安时期编印了《农村调查》，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十大关系”调查;60年代，为了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三年困难时期派身边工作人员回乡调查。可以说，毛主席的一生都在践行调查研究，用实地的群众调研作为调整方针政策的事实基础。
而在主席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数据统计是否来自于详细的群众调查呢?
2018年初，内蒙古和天津滨海区主动为GDP“挤出水分”，一时间引起多方讨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核算制度不因为少数地方、企业或单位的数据真实性问题而受影响。数据的真实性竟然不影响数据统计和核算制度，不禁让人发出疑问。
2018年以来，关于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的报道更是满天飞。新华社也多次否定这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扶贫方式。而这种不当方式仍然大量存在在现实当中，不少基层干部叫苦不迭。而关于贫苦人口和扶贫工作成效的“科学统计”就来源于这一张张表格，这样的“科学统计”科学吗?
最近更是有贫困户家里有价值38万元的钢琴的新闻，在干部慰问困难群众的家里发现红木家具的新闻，农村低保户被爆出开豪车等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
离开了扎实的群众调研，这样搞出来的“科学统计”科学吗?
不知道陈锡文所说的关于农村情况的科学统计是毛主席式的群众调查研究还是“精准填表”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返乡故事为什么年年红？
伴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这是一个人人发声的时代。人们对曾经的课本话语、CCTV、XX日报已经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首先信的是自己看到的事实，人们有了更多的自我表达渠道和愿望，原子化叙事成为当今的潮流。
比如最近很火的“两开花”这个梗。“六学”为什么能引起热议，六小龄童为什么能被捧上神坛又被群嘲?从前的文艺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现在的文艺作品为资本服务，这势必会出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兴起，本是集体主义结晶的《西游记》变成了六小龄童个人的狂欢。六小龄童想构筑自己权威、光辉、高大的形象，一方面有网友迎合，另一方面也逃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
再比如去年年初，“佛系青年”词条刷遍朋友圈，火遍网络。“佛系青年”能火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词映照了当下时代青年人的原子化特点。这些青年人崇尚一切随缘、不苛求、崇尚得过且过、不太走心的活法和生活方式。
曾经，中国城市以单位为基础，以大型国有企业职工为代表，城市居民过着高度集体化的生活，而中国农村也在农村合作社的组织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数次改制导致城市大集体逐步被瓦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原本占据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也变换了模样。城市中短期雇佣也在取代长期雇佣成为劳动关系的常态，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大量农民出走乡村变成农民工。原本有集体保障的城乡居民开始逐渐走向原子化状态，变成一个个背负着房贷压力、工作指标考核、父母养老、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等好几座大山的气喘吁吁的个体。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返乡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大家在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后发现的各种问题。在转型的过程中，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上的分化愈加明显，文化上的糟粕也在集体文化缺失的情况下都死灰复燃。以几个博士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率先发声，这实际上弥补了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农村主力很难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占据一席话语权的缺失。随后又越来越多的返乡日记，从各个角度诉说自己在家乡看到的事情。
不管是对糟粕习俗的揭露还是满怀深情地指出农村的种种问题，这些返乡故事能引发大众对于农村的关注，能引起大众对农村的广泛讨论，这是之前未曾出现过的情况。虽然个人的发声仍然处于原子化叙事范畴里，但广泛地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摹出真实情况的模样。
原子化时代呼唤集体回归
当我们把返乡故事提到的各种问题推给法律与社会秩序、推给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跟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个人毫无办法，这是为什么呢?有些问题有些困境不能靠原子化的个人来解决，必须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够解决。
在农村问题当中，原子化的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水利问题。放眼现在的农村，许多水库没有人管理、维护，称为病库、险库，许多沟渠被堵塞、填埋，许多农民只好望水兴叹。这样的工程不是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必须要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是怎样解决水利问题的?就是依靠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主席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和气概，号召、团结并依靠人民群众，治理江河、修建水库、开挖沟渠。保守的数据表明，全国共修建水库8万多座，新建人工河道近100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区5000多处，并基本解决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创造的这些奇迹，直接价值超过200万亿元。
再比如在很多返乡故事里都提到的大病无望的医疗难题面前，个体的力量更显微弱。人们纷纷选择众筹的方式想要团结起大众力量共渡难关。而在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就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更是毛主席直接催生出来新生事物，“赤脚医生”所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是毛泽东时代一项卓有成效的民生工程。依托当时的农村组织，培养农民自己的医生，惠及无数农民。也正因此，人们至今仍然对它难以忘怀，时常有网友回忆当时赤脚医生的点点滴滴。
在越来越多的原子化叙事的拼图中，由于本质的缺失，人们看起来是各说各话，但越来越多的个体叙事会逐步走向集体主义的回归。真正要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需要的不仅是个体的觉醒，更是集体力量的觉醒。
最后，我记得切格瓦拉说过：“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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