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实践标准离开唯物论辩证法就“连儿戏还不如”
——评宣传小岗村的方法论问题
习近平去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要求，就是既要坚持和应用好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又要坚持和运用好实践是检验认识性的唯一标准。4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揭开了的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以后，实践标准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去年纪念改开40周年时，媒体掀起宣传改开伟大成，就纷纷运用实践标准，借以证实改革开政策、举措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如何正确理
和运用实践标准，却还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亟须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把我党我国建设得更好。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这就是真理的本质。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正如毛泽说所指出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在马克思主义里头，实践标准同唯物论、辩证法是有机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又贯串着辩证法。因之，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实践标准，就要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实践的结果。否则，就难于不失之偏颇，甚至“连儿戏还不如。”
去年纪念改开40周年，中央某主流媒体(以下简称《央媒》)发表重要文章，宣传小岗村带头“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央媒》2018年2月3日在题为《向着新航程扬帆奋进》文章中说：“40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按下红手印的18户农民当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抉择其实触碰到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极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如同释放了魔力，次年，小岗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20余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只过10个来月，这同一个《央媒》2018年10月16日在《小岗，与时代同行》又说：“40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为了吃饱饭活下去，1978年的冬天，严金昌等18户农民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秘密商议分田单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也定格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这里，显然是以实践标准判明，40年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而一旦实行分田到户，就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如同释放了魔力，次年，小岗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或“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应当承认，小岗村1978年分田单干后，次年“粮食总产13.3万斤”，迎来空前大丰收，“一举结束20余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这对小岗村来说，确是奇迹。它表明了分田单干后小岗村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次年就获得空前大丰收。这也是事实。
《央媒》的这种论断，俨然是以实践标准作为依据，有理有据，但仔细推敲，则大谬不然。因为此种“实践标准”，既背离了唯物论，又远离了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里头，实践标准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坚持和运用实践标准，首先就得承认这个标准的唯物论，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客观地看待实践的结果，一就一，二则二，是就是，否则否，来不得半点主观随意性。恩格斯说得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恩选集》第3卷，第527页)。观察自然是这样，观察社会当然也是这样。
所以，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实践标准，就一定要尊重唯物论，就得承认无论是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头一年的粮食产量，还是此前搞集体时的粮食产量，乃至比对前者相当于后者多少倍，都是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央媒》2月3日说，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如同释放了魔力”，次年“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的总和”，到10月18日又说，头年的13·3万斤“相当于的1955到1970年粮食问题产量的总和”。
而10月30日经济日报题为《小岗之路》却是这么说的：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这里也是以实践标准，证明了小岗村包产到户“如同释放了魔力”，夺取了粮食大丰收，也证明了它文革期间集体经济确是搞得很糟。这就比较靠谱，比较客观。
如果以此为准，两两对比，《央媒》的实践标准就“附加”了太多的“外来的成分”，远离了唯物论。
先看，小岗村“文革期间粮食年均产量”究竟是多少?
小岗村1979年的粮食总产，《主媒》说，13.3万斤，《经济日报》说是13.29斤，是一致的，真实的。那么，小岗村“文革期间年均产量”又是多少?
《经济日报》提供的数据：文革期间“每年粮产3万斤左右”。
但按《主媒》2月3日的说法：小岗村包产到户后的次年“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的总和”，只以“十年”计，每年的粮食总产是1.3万斤;“十余年”每年粮产就更少了。
这样一来，《主媒》就把小岗村此前搞集体时“每年是3万斤左右”主观臆断成只是1.3万斤，这是不是太随意，太任性，太“唯心”了?
再者，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头一年的粮食总产(13.3万斤)，究竟是此前搞集体时的多少倍?
《经济日报》说，小岗村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粮食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但只“魔力”成“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它摆出的依据是，小岗村“之前年是3万斤左右”，四年就是13万斤左右，确是“相当4倍”，即“一年等于四年”。
而《主媒》主流却把“一年于4年”，说成“一年等于十余年”，乃到地“相当于之前的16年”，把“4倍”无限夸大，吹成为“10余倍”，以至“16倍”，这岂不是随意“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岂不是远离了唯物论?
还有，所谓“一年等于10余年”，或“16年”究竟可不可能?
《主媒》2月3日为凸显小岗“魔力”，不惜采取“跳跃式”比法，断言“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即是说，从55年至70年，小岗村走集体经济之路，长达16年，总共也只产粮食13.3万斤，年均则仅8125斤。以小岗村分田到户时“可分地304亩”计，平均亩产仅只产粮26.7斤，除去亩种子，每亩实际“收获”也就10来斤。
试问：这在客观上可能吗?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吗?果真如此，那小岗农民还不如统统去讨米要饭更好，何必年复一年种地呢?
可见，应用实践标准如不尊重唯物论，不坚守“观察的客观性”，任意“附加外来的成分”，就会离开唯物论十万八千里!
《央媒》的这种实践标准不仅不客观，而且不“辩证”。
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由于实践是从低到高的过程，因而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也是发展过程。“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列宁说得好：“如果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从全部事实总和、不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的，那么事实就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还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这就是说，正确把握实践标准，辩证地看待这“实践的结果”，就得力求看“全部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的”的事实。否则，就“连儿戏还不如。”
遗憾的是《央媒》就是这样。
他们只精心地“片面挑出”某个“事实”，而不及其余。诸如，单单挑出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头年总产13万斤”，就以此断言实践证明，小岗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如同释放了魔力”。但这个村此后二年、三年，乃至十年、二十年“魔力”是否继续?又“魔”成了什么样子?却一概置于不顾。
殊不知，实践检验是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成败，要看尽量从“全部事实的总和”来看。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头年”，固然是释放出的“魔力”，但长远点看，它其实也就昙花一现，短暂得活像小孩子玩“冲天炮”，一冲就没了。
对此，《沈浩日记》就记载得清清楚楚。
沈浩原是一不大不小的“县官”，2004年空降为小岗村任“第一书记”。按说，小岗村“分田到户”，经过“释放魔力”长达23年，应是面貌巨变，满村辉煌。而令他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却是匪夷所思：
“小岗，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但20年来并无什么发展，年收入的水平还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若如此下去，这面旗帜也就自然倒下去了。”(《沈浩日记》2003年12月15日，第58页)集体还欠下3万多元的债负。
“小岗出名后，党和政府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不少帮助。但小岗现在依然是贫困和落后。”(《沈浩日记》2004年2月4日，第81页)
原来，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在党和政府那么大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下，竟然“20年来并无什么发展”，“现在依然是贫困和落后”。“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分田到户”的限局性。
可见，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法，承认实践检验是过程，全面观察实践的结果，就既要看到小岗村分田到户后“次年”释放出的“魔力”，粮食大丰收，又要看到此后“20年来并无什么发展”，“仍然是贫穷落后”，分户单干，局限性也很大。
另外，他们只“片面挑出”小岗村分田到户后的1979年年粮食“总产”为13.3万斤，却不顾按其可分地304亩计，每亩平均“单产”其实也就427.6斤，放眼全国，并谈不上什么“魔力”。其时全国农村，一个生产队、大队、公社，乃至一县，亩产高于437斤的，并非罕见。安徽邻近的河南，王宏斌领导南街大队，1978年粮食亩均就过了靠近了千斤，为小岗村亩均437.5斤一倍还多。笔者1974年作为湖南省委工作队到沅陵县马底驛公社平溪大队工作，所在的李山冲生产队是山区，当年粮产每亩已过了500斤，秋收后李队长还给我来信“报喜”。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33,211.5万吨，比上年增长高达9%，平均亩产量也达371斤。小岗村这么一个小生产队亩均尽管比全国高66.5斤，但也不宜吹得太玄乎。
再者，他们“片面挑出”小岗村分田到户前的极端贫苦落后，什么“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缺乏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实践似乎证明它们过去搞集体害人不淺，却不顾沈洁正是痛感分户单干“20年来并无什么发展”，“现在依然是贫困和落后”，才坚定选择重走集体经济之路。
2004年底，沈洁带领全村干部到大寨、华西村、南街村参观，学习他们坚持集体道路的经验。据《南街村村报》2004年11月28日报道，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一行13人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的带领下，来南街村参观，寻求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来访的13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单干按手印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通过参观学习，沈浩紧握档案馆副馆长张天顺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可见，70年来，小岗村就经历从集体到个体，再从个体到集体的发展过程。如果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前集体经济之路说得一无是处，为何只过20来年为什么又重走集体之路?
综上所述，正确把握和运用实践标准，就得尊重唯物论，客观地看待实践的结果，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就得尊重辩证法，全面地、联系地看待实践的成败，不可“片面挑出”某个“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实践标准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就“连儿戏还不如。”这样，小岗村小岗村几十年“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也就充分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农业时明确指出的“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乃至毛主席反复指明的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都是否定不了的真理!
(201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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