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3日上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严海蓉老师在第五届河阳论坛上作了题为《农政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和食物主权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与在场嘉宾、老师、同学以及一些当地乡民分享了她在三农问题和食物主权等方面的研究和思考。
严海蓉老师以她在2015年东北地区调研时获得的一个农民哄抢公司包地种植的玉米这一具体案例来阐述她对当下“三农”问题的观察和关注，其中之一是农业和农民在发生分离。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政策曾经一直是去小农化的。从80年代开始一直在推专业户、土地承包户，允许务工，到90年代开始推进龙头企业等等，再到2013年，经营主体里面主要是专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龙头企业。直到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未来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严海蓉教授认为，这体现出国家在政策导向上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实中对小农的排挤和替代仍然在继续。这种排挤和替代的方式有很多，包括直接替代、间接替代、直接和间接的挤出等。严海蓉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小农的地位是越来越边缘化。
以上谈到的是农业和农民的分离问题。接下来，严海蓉老师又进一步分析了农民的分化问题。通过对1991年到2011年，20年间的农村十组人群的收入增长对比展示，严老师指出，贫困农民与富有农民在收入增长上有分化的现象，这种分化是显然的，并有增长的趋势，即有两极化趋势。此外，严老师还谈到了当下的化学农业或工业化农业的问题。她引用印度生态学家范当娜·希瓦的话，认为她把这个问题说的很透彻：
而为大众所熟知的化学农业、绿色革命在计算其所谓成就时采取的秘诀就在于简化法和成本的外部化。第一个简化是生物简化，因为它们把复杂的、互动的生态系统简化为作物，然后把作物简化为单一作物，单一种植，然后把单一作物简化为仅能作为商品出售的部分。然而，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第二个简化是经济上的简化和扭曲。生产效率是指单位面积的产出，然而生态系统的种种产出全部没算，农田的种种产出都没算，所计算的产出仅限于商品的部分。
在这里，严老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检验一下三农的提法。20世纪90年代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个不同的范畴大致可以重叠，“三农”这一整体性的提法体现了三位一体的重叠。严海蓉老师指出现在情况已有不同，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政府政策支持新的经营主体，支持农民的“去小农化”;资本下乡导致的农业和农民的分离;再比如，农民开始从属于资本，这种从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雇佣劳动的方式，也可以是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或其它方式。严老师认为，农村的分化问题也迫使我们反思原来提出的三农问题。因此，严海蓉老师提出了“新三农”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农民分化、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本化和全球化等。
接下来，严海蓉老师又谈到了当前中国农业的对外依存度问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严老师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于我们追求GDP的增长，导致各地追随着一种以耕地换增长的一个粗放型的城市化。因此，严老师提出我们对粮食的定位问题。对于粮食的定位有很多，有人将之定位为商品，而有些人认为它是准公共品，严老师认为后者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即粮食的生产它需要政府的保护，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由此，严海蓉老师提出了食物主权的问题。食物主权的概念是全球南方的农民组织、农民运动提出来的。在严老师看来，这个概念和第一届河阳论坛提出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是同脉同宗的。她认为我们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框架底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食物主权；而提倡和推动食物主权的实践也有助于传播生态社会主义的意义。食物主权包含了生产者的自主性、消费者的权益，也包含了生态多样性。严老师认为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资源的公共性。资本主导食物生产和流通领域是有问题的，食物生产和流通体系应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应该提倡农户自愿组织、土地集体共有、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农民合作组织。严老师强调，我们今天在呼唤绿水青山的时候，一定要反思工业化食品体系与全球变暖的问题，因为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体系也是导致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之一。
之后，严老师与我们分享了贵州大坝村的一个积极案例。这个村庄由最初的贫穷、破败到后来实现了脱贫、土地不再抛荒，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以生态农业为基础，再造金山银山，实现三大产业的融合，最终实现了村庄的振兴。她认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对于乡村振兴建设有益的经验，例如因地制宜、干部试错、集体普惠等。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的诞生是一种基层创新，也是中国道路的基层探索。
(本文由杜学志整理、经严海蓉老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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