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克思早就说过，当政治经济不平等时，教育也没办法公平。政治平等意味着教育权的平等，经济平衡则为教育实现物质保障。
在城镇化大潮下，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大规模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但因为城市的学位资源门槛高筑、高考制度及一系列户籍限制，这些农民的子女只能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
30年来，城市繁荣，留守儿童却成为被时代抛下的群体，他们长时间缺少父母的陪护，成长于闭塞的乡村环境，大部分人只能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城成为农民工。
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一代”今天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的子女却仍然继续在农村留守，成为“留守二代”。
近年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呼声不断，相关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但据《财经》记者调查，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留守年龄越来越小，单亲留守更加普遍，乡村结构基本瓦解，“留守二代”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
记者在四川绵竹的调查显示，面对现实问题，基层教育主管单位和乡村学校一直在努力摸索解决方式，绵竹乡村学校通过调动校内资源，补位留守儿童在家庭层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给留守儿童创造了相对友好环境，但治本之策仍需打破户籍壁垒，有序开放城市教育资源，以吸纳农民工随迁子女。
留守的代价
钟雨桐、黄妤晗是四川绵竹当地的留守儿童，他们拥有相似的童年。
7岁的黄妤晗，在绵竹市新市学校二年级四班就读。“一出生她爸妈就把她留在家中，一直跟着我们生活”。黄妤晗的奶奶说，“她爸爸去了菲律宾打工，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见到黄妤晗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孤独，略显黑黝的脸庞难见笑容，但眼神清澈，透着聪明。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前到校车停靠点，坐40分钟校车，8点前要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回到家先写作业，剩余时间就是一个人看电视，基本不出家门。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两位老人坦陈，除了照顾黄妤晗衣食起居，在学习上没有能力辅导，情感上也难有亲密的沟通。由于父亲远在菲律宾，黄妤晗已经记不清上次和父亲通电话的具体时间。
周末和假期黄妤晗都是一个人度过，大部分时间看电视，稍微幸运的是，隔壁邻居家有位读四年级的姐姐，黄妤晗遇到不会做的习题就去找她请教。
与黄妤晗同校的钟雨桐也是一位“资深”留守儿童，15岁的她已经留守9年，“她小学一年级就由我们带了”，钟雨桐的外公说。
钟雨桐的外公外婆并不识字，在学业上全靠她自学，在钟雨桐房间书架上，十多本二十四史全集整齐排在一起，多本都已被翻旧。钟雨桐说，这套书是妈妈买给自己的，这些年的闲暇时间都是翻这套书度过的。
尽管好学，但钟雨桐的成绩仍然只能排在中游，明年中考，她希望能考上绵竹市南轩中学。钟雨桐说，初二时有段时间找不到方向，又无人诉说，“那时特别迷茫，成绩也下滑了很多”。
钟雨桐似乎比黄妤晗幸运很多，父母半年可以回家一次，每周也可以通一次电话。而黄妤晗则还有希望脱离留守儿童的身份，她偷偷告诉记者，爸爸曾经在电话里答应她明年回家回绵竹工作，“邻居叔叔说可以帮我爸爸介绍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绵竹当地农民开始往成都、长三角、珠三角流动，而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守农村。30年过去后，当年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而他们的孩子大部分仍无法改变继续在农村留守的命运。当地一项调查显示，绵竹2017年留守儿童占比达51.54%。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针对留守儿童的长期跟踪调查显示，在认知能力测验中，即智商能力测试中，双亲都外出的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最差，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其次，非留守儿童最高;在非认知能力测验中，即情商能力测试中，差异更加明显，父母都没有外出务工的受访学生开放性、责任心和人情世故等维度上得分都更高，而低分则更多聚集在留守儿童群体。
单亲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黄妤晗和钟雨桐都是由祖辈养育长大，性格相似，看上去都非常安静，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小小年纪却很少露出笑容。
新市学校学生处副主任杨生敏表示，“首先，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孩子，但由于缺少父母陪伴，他们的突出问题出现在人际交往和自信心方面”，而这两大问题会伴随多数留守儿童终生，还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
杨生敏的另一身份是新市学校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曾两次参与过绵竹市教育局对全市留守儿童的心理调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由于留守导致的儿童心理问题已经越来越引发她的担忧，“很多留守儿童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上存在问题，在一次调查中，一位小学五年级的留守女孩告诉我，在妈妈过年回家时，她会对妈妈的拥抱有抵触”，杨生敏告诉《财经》记者，“等他们长大后，会在谈恋爱找对象中出现很多问题，很难建立好的亲密关系。”
还有个别留守儿童存在更极端的心理问题，在杨生敏的调查中，有多位留守儿童对她吐露曾经有过的自杀想法。“一位六年级的女生，成绩很好，在学校看不出问题，但在访谈中我发现她的手腕有割伤的痕迹，后来她告诉我了，父母离异，属于单亲留守，每当深夜想到自己的境遇就会绝望，想通过自杀解脱。”
单亲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农村越来越多，多位乡村教师提起这一趋势，杨生敏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留守儿童一代现已长大成人，由于本地适婚对象越来越少，多在外地打工时边工作边找对象，受社会环境影响，两人没相处多久会很快结婚、生子，甚至很多是未婚先孕，但生下孩子后，或因为贫困、或因为两人相处问题，婚姻破裂。
“母亲离开了，父亲必须出去打工，孩子一出生就留给了爷爷奶奶，这些单亲留守儿童已经越来越多，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杨生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校园里，单亲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开始部分显现，绵竹市清道小学校长吴华富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溺爱和缺乏管教，这些孩子很难养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些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还将深远地影响他们的将来。”
与单亲留守儿童日趋增多的同时，乡村也正在以更快速度瓦解。在传统乡村中，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身份的村民建构起礼俗社会，一代代人成长其中，既学习社会知识，也不断约束自我行为，与乡村学校共同构建起孩子的完整学习体系。
钟雨桐、黄妤晗两人已经难以在村子里获得学习氛围，村里除了为数不多的老人外，再无其他人群，两人放学后就只能宅在自己家里活动，村民之间的互动极少，她们也难以参与其中学习。
曾有多位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正是乡村作为教化功能场所的瓦解，使得今天留守儿童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们唯一的学习场所只剩下乡村学校了，但乡村那种非正式的教化是学校的正式课堂无法替代的。
学校努力补位
留守儿童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出台了种种关爱政策，但多位乡村学校的老师表示，这些政策大多“雷声大，雨点小”，难有根本性解决方法。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乡村基层学校通过种种努力，试图补上父母关爱、乡村教化缺位后留下的空当，它们通过调动校内存量资源，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学习能力、人际交往提供友好环境。
吴华富告诉记者，清道学校的数名专职心理咨询师成为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的重要力量。据绵竹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曹霞介绍，绵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当地所有学校都配有心理咨询师，同时也都是在职教师，开始是针对震后学生心理开展辅导工作，但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扩展到留守儿童，定期对留守儿童展开素质拓展，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自信。
此外，杨生敏所在的新市学校会针对留守儿童开展诸多“一对一、一对多”的陪护，让年轻老师与留守儿童形成朋友关系，在周末、暑假这些留守儿童最需要陪护的时候组织集体活动。“暑假期间，我们针对留守儿童组织过一场夏令营，两天一夜，我确实看到了很多留守孩子在活动中逐渐变主动。”杨生敏说。
留守女孩在性健康方面的教育一直是乡村最缺乏的，“母亲不在身边，她们都没人指导”，杨生敏对记者表示，“学校这时候就要去引导，由女老师对留守女孩进行培训。”
在对绵竹市乡村学校采访时，记者发现，每所学校都有一个“乡村少年宫”，其中清道学校的乡村少年宫已成为当地典型，学校利用老师和校外志愿者资源，对在校乡村学生进行手工、剪纸、绘画、英语口语等方面的免费培训，留守儿童暑假期间可在乡村少年宫度过。
与绵竹市一县相隔的绵阳市安州区迎新乡小学则通过体育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可能性。
11月27日下午4点，迎新乡小学全校300多名学生在操场练习足球，副校长马顺洗担任教练。“我们代表中国去了俄罗斯世界杯参加了开幕式”，练球期间，一位六年级学生对记者说，口气颇为骄傲。
迎新乡小学留守儿童足球队拿了全市冠军，在当地已成为了佳话。据马顺洗介绍，迎新乡小学留守儿童比例高达70%以上。因缺少父母的教育，很多留守儿童行为习惯差、难于管教一直困扰老师。2013年，马顺洗开始在高年级选拔球员组建足球队，“我把这群孩子组织起来训练，总比他们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游戏强吧”。
马顺洗说，经过组织训练，这些孩子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健壮了，性格也大方了，“很多孩子还懂得尊重别人了，不再像以前那么自私。”
学校补位是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种摸索，但显然不是治本之策。
绵竹市绵远学校校长张杰先表示，在当前留守儿童问题上，乡村学校固然是重要力量，但是社会不能把所有责任放在乡村学校身上，如果全社会这样呼吁，留守儿童的家长更不会回到孩子身边，认为交给学校就足够了。
“家庭的责任始终是不可缺失的，有条件的家长应该回来陪护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是错误的教育观念。”张杰先告诉记者，而学术研究也早已证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Heckman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处境不利的孩子来说，早期家庭教育的缺失比物质财富的匮乏影响更大，家长应该权衡利弊再决定是否让孩子留守。
并非所有的农村家长都愿意承受与子女分离的代价，绵竹市绵远小学六年级的胡宸滔一家就曾试图改变孩子的留守状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13岁的胡宸滔一出生就被父亲留给爷爷奶奶，父亲在浙江做司机。他在家留守至四年级时，奶奶心脏不好，爷爷有糖尿病，父亲便把胡宸滔带到浙江，由于父亲没有缴纳社保，无法就读于当地公办学校，胡宸滔只能去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由于教材不同，父亲害怕耽误他的学习，便重新读了四年级。
胡宸滔本以为可以结束他的留守童年，入学半学期后，他就读的这所学校突然告诉他不能继续读书了。就这样，胡宸滔在父亲出租屋里待了数个月，春节时就随父亲回绵竹了。
无奈的胡宸滔再次成为留守儿童。《财经》记者在家里见到他，沉默少言，但私下里他对记者说，自己很珍惜当前的读书机会。胡宸滔的班主任黄静说，读五年级后，他学习很刻苦，和原来顽皮贪玩相比完全变了样，现在成绩保持在前五名。
“看到了父亲在外打工的艰苦条件，我好好读书就是希望明年能考一所好一点中学。”胡宸滔说。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表示，绵竹地区的留守儿童现状并非个案，它一定程度上是整个当前中国中西部人口输出地的缩影，父母为了家庭经济收入，需要外出务工，但他们并不是不想带着孩子去工作城市上学，主要是就业城市对务工人员子女制定的入学门槛太高。
冯帅章说：“目前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政策壁垒限制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获取城市教育资源的机会，有序开放城市学校资源以吸纳随迁子女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举。”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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