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村调查，发表过多篇论述研究的文章和调研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具有诸多的实践魅力和现实意义。从1926年到1941年间毛泽东农村调查的重要文献包括《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关于农村调查》《寻乌调查》等文章，并被收录于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通过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文献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可以得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大启示。
作者简介：张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所做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得出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1](p.33)的重要论断。该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民情的体恤、对于国情的掌握、对于世情的了解，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把“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所遗留的宝贵思想遗产远不止此，在更深层次上还具有诸多实践魅力和现实意义。那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与实践中有哪些可以成为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指导乡村振兴战略?对此，本文进行深入研究。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1](p.3)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央的顶层设计，更是因为它符合了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提出：“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这继承了毛泽东在1955年所亲笔书写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p.527)的著名论断，而新时代又把乡村振兴重新提升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
一、坚持以解决主要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以多面受敌法为基本方法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强调了在错综复杂的事物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的基本形态是不平衡，又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面对如何解决矛盾，他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4](p.322)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有关方法论阐述中，毛泽东指出：“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如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pp.25-26)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
新时代亟须破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世纪性难题，即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提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p.556)面对城乡的矛盾，毛泽东指出需要用质的方法去解决，就是要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4](p.311)。多年来，部分区域形成了歧视农民的歪风邪气，设置了许多农村发展的障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开篇论述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富、共享、共福。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方法中，以一个人初来延安从陌生到科学、具体地了解延安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举例，给出了调研农村、治理农村的方法，即从观察到分析，再从分析到综合。这实际上是要求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善于分析，还要善于综合，有分有合，综合施治。他强调苏东坡用“八面受敌”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合理有效的，而“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p.2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多面受敌法的最好体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需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六者结合，缺一不可;其总体要求是把摆脱贫困作为前提，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者结合，缺一不可;其具体方略是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乡村五振兴”理论形成良性的协调、循环系统，缺一不可。
二、加强顶层设计，确保稳中有进、持之以恒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第一节“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1](p.21)中，强调农村工作信奉科学与长期调查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1](p.21)，在此基础上，为了与时俱进地适应事物的运动性、变化性、进步性，“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1](p.21)。如何做到长期，他具体要求：“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1](p.21)其中所强调的农村工作需要长期性、有耐心、有步骤等要素，奠定了农村发展的总基调，即稳中有进、持之以恒。新时代更需要这种总基调，才能不断地深化认识农村、发展农村、振兴农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完善属于渐进式，没有成熟的样板可循，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中有进、分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科学的战略规划，同样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坚持实践出真知，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起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栽盆景，不是造典型，更不是搞“大跃进”“一刀切”，需要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来抓，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结合十九大精神，首次明确了分阶段、分步骤、稳中有进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共分为三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阶段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阶段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要言之，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核心任务”[7]。
三、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多元化放活乡村经济
毛泽东格外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指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举世瞩目。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也明确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5]。但目前还应坚决警惕打着“趟深水区”的政策幌子，搞私有化或民营化，搞贫富两极分化，甚至是有悖于习近平有关“四条底线”思想，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8]。当前，部分地区所进行的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存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工商资本、国际资本集中的风险。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9](p.697)，资本主义的农业方式不符合社会化经营的总体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坚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确方向，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这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至关重要。中央所实施的土地确权的出发点是摸清农村集体产权的家底，但要“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2]。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实际上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背离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中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由此可见，在发展方向问题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核心在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制度和集体层经济实力的壮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有利于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集体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富共享共福。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0](p.707)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能把西方农村资本主义私有制(如美国式资本主义家庭农场)变为普遍的光，而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应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此外，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准确把握时代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在1941年4月《农村调查》的跋中，面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毛泽东在劳动政策、土地政策、政治权利等方面提出了联合与斗争的两重性政策。他准确地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客观地认清了单纯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当时生产力和国情条件下是错误的，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且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1](p.19)需要格外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让自由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为了更好地抗日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他着重强调了在双重政策中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1](p.19)。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应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即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层经营不动摇，也应鉴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这两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割裂与对立起来。
四、正确对待“统”与“分”的矛盾运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越是在决胜小康的“最后一公里”，就越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更加需要重温毛泽东对于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所进行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在榔木乡对于合作社运动的分析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首席专家刘奇教授提出“乡村振兴需要第三次动能转换”[11]，即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已经历“分”的“裂变”、“流”的“流变”的两次动能转换之后，更需要使各种生产要素、各方力量集合发力，也就是需要“合”所带来的“聚变”。
毛泽东对榔木乡合作社的调查结果对新时代壮大集体经济仍有诸多启发。榔木乡合作社运动起自1931年红军所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之后的顾岭村。顾岭村的村民以自愿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每股五角，共筹集了80多元，以合作社形式做起了生意，取得了成效。村合作社取得初步成效后，于1932年1月将村合作社改为榔木乡合作社。1932年9月，全区按每股五角集资了800股，半年的时间400多元的本金共赚了600多元，利润率达150%，规模进一步扩大。该合作社账目明晰，“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1](p.316);利润分配的比例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实现了集体层经营的扩大再生产，其中50%作为公积金，30%用于分红，10%为营业者及管理、审查委员的奖励金，10%为文化教育费用，实际分红中为更大限度的发放红利而临时取消了文化教育费用，但毛泽东指出“以后应该恢复”[1](p.316);注重入股份额的差别不能过大，避免出现新的资本大户，如规定在“改股金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1](p.316);社员享有买货优惠的权利，比市场价要优惠，大致便宜2%;注重搭建分工明确的管理委员会，如“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1](p.316)。
《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而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4](p.301)“统”与“分”的矛盾是农村发展的最大矛盾，是农村发展的内部矛盾，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农业的发展。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2]“统”即有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采取集体劳动或经营模式，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分”即分田单干或家庭联产承包制或私人家庭农场，旨在发挥农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历史，以小农户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和集体规模经营交替进行，大致走出了从“分”到“统”，再到重“分”轻“统”的进程。而主“分”的小农经营无法有效地利用土地、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13](p.6)，这是对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4]新时代“统”与“分”的矛盾运动中，需要使“统”的集体主义思想愈发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思想。
当今中国壮大集体经济可谓是遇到了土地、资金、民心、领导觉悟、历史认识问题等重重困难，但毕竟新时代的中国在农业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物质精神水平等方面，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新时代，邓小平关于发展集体经济或集体化的“第二次飞跃”论中所提出的四个条件，即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多元化经营水平、集体经济水平正在逐渐成熟，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来实现乡村振兴正在路上。
五、发扬永久奋斗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曾着重强调了永久奋斗。其中所包含的四层内涵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一是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做怀揣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有志青年。毛泽东说：“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14](p.189)二是发扬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发扬青年党员的艰苦奋斗精神。“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14](p.190)。三是有志青年应永远“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14](p.191)，永久奋斗，他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四是要把永久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把事业干到底。毛泽东说：“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14](pp.193-194)
2018年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15]，强调了奋斗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并指明奋斗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与毛泽东所提出的“永久奋斗”的内涵一脉相承。习近平还着重强调了奋斗为了谁、同谁站在一起，提出：“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15]，并要求切实把奋斗精神运用到进行伟大斗争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为谁发展的重要问题，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于发扬永久奋斗的精神。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2]，必须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2]，并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五项具体举措。人才支撑措施要与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相连，振奋基层干部群众的精神。由此，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工作需要激发奋斗精神，贯彻共享发展理念，需要内外因相结合，努力选拔与培养大批高校毕业生返乡或去乡贡献智慧和才干，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加大选拔高校毕业生村官与选派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力度，培育一大批致力于农村科研工作的有志青年，使青年们敢于挑重担、挑大梁。
六、积极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和主体性作用
毛泽东所调查的榔木乡合作社成立初期，党组织内部有社长、采办、会计兼营业员共三人，都体现出苏区领导干部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1](p.315)。毛泽东评价到：“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1](p.316)毛泽东非常重视在苏区设立合作社发展的榜样，通过榜样的模范作用和收集的经验来带动苏区其他落后区域的共同发展，并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为全国非苏区带来榜样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1](p.287)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还强调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树立勇于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认为做好农村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第一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pp.15-16)。而眼睛向下的关键，在于充分理解与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p.17)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第一部合写的重要哲学著作《神圣家族》中，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曾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6](p.285)“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p.286)在历史上，我国农村就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解放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合作化、集体化实践，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农工商并举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发扬创造精神，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层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小岗村与南街村、塘约村、代村、战旗村等不同类型并存的创新性发展模式。
其中关于山东代村模式，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时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人民日报》1月22日和23日报道的山东省代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代村原先是一个贫穷落后村，民心散，村风乱，是远近有名的‘上访村’，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王传喜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后，率领党支部带领群众把一个既贫困又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村民共同富裕的村。2017年全村各业总产值20多亿，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王传喜同志也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样要求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2]。可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乡村领导核心作用，带动亿万农民继续发扬创造精神，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此外，四川战旗村全面落实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视察该村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领航强堡垒、改革兴村激活力、乡村振兴谱新篇，充分发挥党总支的“火车头作用”，让战斗的旗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实践中高高飘扬。截止2017年，战旗村集体资产达460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462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53元，成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示范村。
七、重视农村调查，改变固化思想和腐化思想
重视农村调查是毛泽东开展农村工作的基础。毛泽东认为调查是解决问题的必经过程。他形象地把调查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调查过程要注重有始有终，切忌停留在表面问题，研究不深入，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准确的结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2)，是毛泽东对“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节中的重要表述。毛泽东曾总结说，“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1](p.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的不足是偏于城市而忽视农村的力量。这也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大约已经占到了60%，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将进一步下降，但是“三农”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地位不会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础性地位不会变，多数农民仍然居住在乡村的国情也不会变，这都需要持久地深入调查并完善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即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重点强调过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1](p.8)的保守问题，着重批判了“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1](p.8)的作风问题。他提出要大声疾呼改变这些同志的保守思想，以此“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p.9)。目前，由于改革以来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落实有偏差，很多干部形成了重“分”轻“统”的固守思维，往往“一分了之”“一包了之”“一流了之”，造成了“集体观念日益淡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比较普遍，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乡村秩序的基础受到冲击。”由此，集体化、集约化经营的链条被严重割裂、土地抛荒现象随处可见的严重问题。例如，有些农民虽然早已不以种田为生，对于获取土地流转费用也没有很高的热情，甚至是热衷于等待城市资本下乡以期土地升值，由此造成了农民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意流转的现实问题，极大地阻碍了规模经营、机械化经营和土地资源利用效果。这些问题亟待各级干部深入调研，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在1941年4月《农村调查》的跋中，毛泽东预见性地提出共产党员可能会被资产阶级腐化以及形成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时刻警惕。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p.2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拍蝇”行动中，加大对农村基层腐败和扶贫领域腐败的惩处力度。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
八、注重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实用性，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
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完成的《寻乌调查》中，开篇就谈到失掉别的任何东西都不着急，但失掉之前所做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的七处系统的农村调查，让他时常念及并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谈到爱人杨开慧被杀害时，也很在意杨开慧手中的五个农村调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损失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田间地头调查的重视，以及对于数据汇总与分析的重视。幸运的是最大规模的《寻乌调查》得以完整的保存，其中包括5章39节共8万多字，涉及了寻乌的行政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五大方面内容。这是因为，“《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与方法，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7]
毛泽东通过对寻乌所辖的七区四厢十二堡的调查，得出了非常详尽的数据。在对于寻乌的交通调查中，把水路、陆路、电报、邮政等交通方式都一一理清。毛泽东对于寻乌的商业目录的调查更具代表性。他把门岭到梅县的生意、安远到梅县的生意、梅县到门岭的生意、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都用个数、重量、价值、种类等数字单位来表示。特别是详尽、完整地列举了寻乌城的商业门类。如，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伙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手饰、大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同善社等。其中，杂货又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等131种，水货列举了咸鱼、海带、糖等39种并把其价格、用途分别进行说明，还梳理了各类水货的销量，并分为11种使用较多的门类和28种使用较少的门类。此外，对于农村人口成份和旧有土地分配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毛泽东不仅重视数据的完整性，还非常重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并不避讳存在的问题，敢于实事求是展开自我批评。例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明确指出：“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1](pp.42-43)。
现代农业的发展更加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农业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信息化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益农信息社建设、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农业农村大数据实践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新时代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到2017年底，或建成益农信息社超过8万个;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扩大到9个省份，相继推出了426项农业物联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18]。但对于大数据的自主创新、数据资源共享、大数据与农业社会治理的融合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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