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这篇文章像在无际的黑夜中划燃了一根火柴，让无数读者看到了教育平权的希望——直播教学。
一块小小的屏幕，连接起了位于四川省会的重点中学成都七中和远在800多公里之外的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的禄劝第一中学。禄劝学子无需跋涉，便能接触到顶级名师的课程。3年来，248所接受直播教学的7.2万名学生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然而，沿着直播教学的路走，就真能抵达教育公平的终点吗?
城乡教育的沟壑之深，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消失的农村学生
2016年，湖南平江县南江镇万家村万家小学仅剩7名学生、2名老师。
2017年，朱烘丙是山西五寨县前所中心小学的唯一的学生。
2018年，2名老师、1名学生已是吉林省公主岭三门李村小学的全部人员。
……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类似的故事正在中国的多数农村上演。
一组冰冷的数据摆在人们眼前：近五年来，全国农村在校生和专职教师的人数都在锐减。在校生数量由4113万减少至3495万，减少了15%，而专职教师则由371万减少至312万。
这一数据中涵盖的不仅仅是农村小学，初中和高中也包括在内。
学生走了，老师走了，学校自然也无以为继。短短五年间，全国农村学校数量急剧缩减。4万余所小学、3千余所初中和33所高中在此间谢幕，退出农村教育的舞台。
这或许会让人们想起本世纪初的撤点并校政策。在“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背景下，一些农村中小学被关停、合并。
撤点并校带来的最直接粗暴的影响是农村学校数量剧跌。2000年到2010年，农村地区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消失。换言之，几乎每小时都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
由于撤点并校带来了辍学现象加剧、农村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早在2012年底就被叫停了。但2013年以来农村学校蒸发的现象却不减。
高中则更为夸张。2017年全国普通高中合计有13555所，其中城区6810所，镇区6070所，而农村仅有675所。
农村学生、老师和学校的减少，当然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只是学生流失的速度，似乎比城镇化的速度要快出不少。
学生们都去哪儿了？
有的农村孩子早早就辍学，走上社会;有的在家留守;还有一些跟着父母外出谋生，变成了流动儿童。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人们为了生计乘上了这辆高速向前飞驰的列车。而乡村、故土、家园等词汇则被面目模糊地留在身后，目送着背井离乡的人们越来越远。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中国0-17岁的流动儿童已达3580万。其中有1078.2万人是跨省流动，673.2万人是省内跨地市流动，459.4万人市内跨县，还有1369.7万人在县内跨乡。
如此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中看似隐形，实则无处不在。
从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研究分析来看，全国各省市中，城镇中流动儿童占儿童总数的比例均比较高，少则近1/5，多则过半。
城镇中流动儿童占儿童总数比例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和部分西部省份(如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
具体到流动类型，也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经济发达省市主要以跨省流动为主，其中福建的县内跨乡和广东的省内跨地市也较为突出。这一结果也与常识相符，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城镇化水平高、发展速度快、工作机会多，吸引了大量外地进城务工人员。
而中西部省份则以省内流动为主。由于发展不均衡，很多省会城市一家独大，吸引了不少人跨市流动。
在流动儿童迁移过程中，不同省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的孩子四散各地，而迁移中的孩子们更多地去往了北京、江苏、福建和广东。
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说，这些经济发达的省市机会多、挣钱快，是村民心心念念的“城里”。
而在孩子的想象里，城里有没有地方口音的英语老师、有无论怎么奔跑也不会尘土满天的塑胶跑道、有摆满最新出版的书刊的图书室……
想象纵然美好，可惜我们的城市并不是很欢迎这些孩子。
户籍问题带来的异地中高考难题使不满足条件的流动儿童不得不返乡考试;进公立学校难于登天，但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同样欠佳，还时常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流动儿童被迫面对的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合;父母忙于工作缺少陪伴带来的心理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2013年广州市启明关爱促进会秘书长刘秀琴表示，流动儿童的辍学率高达五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别无选择，只得继续走父辈的路子，早早离开了学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直播教育救不了教育不平等
不管是农村孩子，还是城里孩子，每个省份的学生必然都知道“那几所重点中学”。这些学校或严厉、或自由、或崇文、或尊理，但它们在坊间有一句共同的宣传语——“进了这个学校，一只脚就已经迈入重点大学了。”
它们坐拥全省前列的一本率和清华北大录取率，是当之无愧的凤毛麟角。它们中尤为突出的，被通俗地称为“超级中学”。
无人不知的超级中学有多好呢?
以国内某公认一流大学为例，有研究发现，在其2005年至2009年录取的学生中，来自超级中学的比例逐年升高，而来自普通中学的比例却在下跌。而这五年也正是自主招生名额逐步增多的五年。
这意味着在高考和自主招生两大录取机制下，该大学的录取名额向超级中学不断倾斜。
但是，超级中学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几乎是大门紧闭的。这些学校大多位于省会城市，农村户籍的学生本来就不多。就算全省招生，最后能考进来的农村学生也没多少。
2005至2009年，全国的超级中学为这所一流大学贡献了三四成的生源，但其中只有1.53%~3.69%的学生是农村户籍。
根据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统计，农村初中生平均辍学率达24%。100个初中生，最终只有25人可以进入高中，其余学生则流向辍学或中等职业学校。
即便没有辍学，超级中学的学生与普通的农村学生之间也可谓是两个世界。如果这是场赛跑，那农村学生必然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从学前教育到小学、初中，从补习班、家教到海外游学，从省级名师到英语外教，无一不是阻碍。
对于教育资源而言，“城拥挤、乡薄弱、村空壳”的现象似乎已成僵局。成都七中的“同步直播教学班”给云南禄劝第一中学送去的“那块屏幕”也许是黑夜中的火光，但毕竟不等于白昼。
有研究表明，在三年的直播教学后，参与成都七中网课的班级总分平均分与成都七中本部班缩小了20分。20分虽然也是可贵的进步，但与两班之间的绝对分值相比，差距依然较大。
更不用说能参与直播班的学生，本身就经过选拔，家里还有条件支付高昂的学费。对于学习主动性强、学习能力优异的尖子生而言，直播教学的确为他们接触更优秀的师资与课程内容打开了一扇窗口。
可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缺乏互动性、难度过大的直播教学往往难以使其真正投入其中，对学习成绩无甚裨益。
对此，国外一系列对于在线课程的研究表明，与传统课堂相比，并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在线课程有益于教育平等，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一块屏幕，或许能够改变一小部分人的命运，却依然改变不了教育不平等。更值得关心的，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对着一块屏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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