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另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张兆斌夸起公社的食物时总是神采飞扬：“市面上一个月催熟的番茄，我们自然得长好几个月，不打什么膨大素，你看着一小个，咬一口——甜的!”
有人按捺不住好奇心，“要长这么久，卖了能回本吗?”
他嗤笑：“卖什么卖，我们自己吃还不够哩!”
张兆斌是“黄河共富公社”的发起人之一，从2016年5月开始，六个人在河南焦作修武县租了50亩荒地，种下蔬菜和粮食，又养起鸡鹅和小羊，开启了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态农业。按职业看，这伙人都是外行：三个公务员、一个教师、一个律师、一个退休工人，没一个从事农业的，倒硬是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与专家指导下把这事儿风风火火地办起来了。
张兆斌和社员的信念在如今显得颇为另类：“我们搞生态农业不是为了赚钱——以人为主，不是以钱为主。”和国外的生态农业社区相比，他们的公社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几位发起者聚到一起，是出于对上世纪集体主义下团结文化的共同信念。不过，在计划经济消亡的年代，是“生态”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联合的方式：张兆斌夸自己的公社好，一是夸食物，“土得掉渣”;二是夸人，“都是有思想觉悟的”。
这片土地上，张兆斌这样的人小众，但并不孤独。他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主流经济的夹缝中，践行着各种另类的经济模式：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社，公平贸易运动、社区支持农业、社区土地基金等等。来自城乡不同背景，专注生产或消费不同端口，出生于不同代际的个体在边缘处奇妙地交汇，照见出种种有关劳动、土地和联合方式的不同可能。
白玛玖美来自距离修武县4000公里的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无人区”上，他和123户家庭，578位村民一同劳作、生产、按工分分红，自愿保留下了从1976年持续至今的嘎措乡“人民公社”。藏北脆弱的生态中，他们探索着与冰雪和野狼的共处方式，也探索着与他人团结和相互支持的方式。“这些草地、牛羊，是我们大家的，集体的。”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的郑冰长久致力于推广多元种植和乡村服务。原本是一名乡村教师的她，从开始做农业技术培训，带领一个又一个村的妇女跳广场舞，再到尝试合作社，如今已有了一个团队，为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和3800多户农户提供统销统购、儿童教育、互助养老等多个层面的服务。她总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叫村民发现农村的好，“空气好、自由、水好、太阳好、月亮好，找出一大堆的好，把自信找回来”。
2018年10月，人民食物主权“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实践”年会在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召开。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高校师生、NGO工作者、生态农业和合作经济的实践者在此聚集。本文在此次会议发言基础上写成。
但这并不单纯是一个“乡村牧歌”或“理想生活”的故事。看似美好而平和的田园生活背后，他们见证或体会了如今村庄面临的困局：乡村正在城市化进程中承受撕裂之痛，青年人大量流入城市，尚且在土地劳作的农民则日趋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扩张，而看似遥远的“全球化”，正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种子、食物与价格偏好，让原本缺乏自主权的农村更加被动——蒲韩乡村的郑冰经历过多次失败的合作社，也见过“外面来的商人”一个个如何以保险、存款、推销为名吸收农村的资金;曾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的袁清华至今还记得黑龙江省某个偏远小镇一家家囤积的大豆，在进口市场的冲击下，这些农民们在一路走低的农产品价格前束手无策。
说起“生态农业”，人们往往联想起贴着“有机”标签，价格高昂的盒装蔬菜——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超市的专门货架上，被烙印上“中产生活方式”的标记。但对切切实实地践行着“生态”的人来说，在重重困局之下，“生态”已经与一种主动的抵抗联结：它将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自己的食物;要求让真正提供食物与享用食物的普通人——而非中间商、市场、跨国公司——去决定在哪儿生产和生产什么;要求通过主张种子和食物权利，去主张乡村的权利和人的权利。
在此意义上，“生态”不仅仅意味着“健康”、“环保”，更意味着另一种过日子的方式：人们试图在抵抗与坚持中，发现人与土地，人与食物，人与他人重新联结的道路。
在市场之下：割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郑冰说起“产业”来有股子闷气：“张口闭口产业，但是真的能带动农村富起来吗?”她的第一次失败来自芦笋：2001年，村里集中种植芦笋，恰逢当年秋，芦笋的价钱从上年的高峰一下子掉了下来，彼时她和爱人一边开农资店一边做技术培训，村里人赚不到钱，赊着农资店的化肥款回不来，催款的人一个个找上门，她急得恨不得逃离村庄。
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它甚至越来越成为村庄的“常态”。中国科学院的蒋高明和谷仙做过一项研究，仅以曝光的新闻来看，农产品滞销事件正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并且由零星分布逐渐演变成区域化滞销。波动的市场下，去年高价大卖的蔬菜很可能在今年价格骤降，农户难以掌握市场动态，又往往根据当年热门的作物进行集中种植，最终落得亏损甚至血本无归的境地。
蒋高明和谷仙指出，滞销的核心原因在于盲目扩大规模，在摸不准市场行情和容积量的情况下一窝蜂地卖产品。讽刺的是，农户忍痛低价售出的产品，到消费者手中却未必廉价：农民生产得多，但又毫无定价权，利润都被一层层中间商盘剥了去。
2017年，永宁县、贺兰县被倾倒在河里的西红柿。当时，农民售价已低至一毛一斤，大量西红柿仍然滞销。而根据土流网上市场同期西红柿价格统计，市面西红柿售价每斤稳定在2.5元左右︱图片来源：网络
一头是任凭市场摆布的生产者，另一头则是被蒙蔽的消费者。曾是软件工程师的罗其云在2007年回到大陆，感叹在国内“吃得好”的困难：普通的肉类和蔬菜质量难以保证，而所谓的有机食物“价格简直乱了套”。国外如纽约布鲁克林的ParkSlopeFoodCoop明确计算，出售的有机食品价格不应该超过进价的23%，但在北京，有机食品的价格可能高出普通食物几倍不止。2017年8月，她组织创立了北京食安合作联盟，对接生态农场并进行价格谈判，以尽可能为自己和其他消费者提供放心、平价的蔬菜。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罗其云渐渐意识到消费者教育的迫切性：有人质疑苹果不够大、不够红，她必须耐心地解释“苹果自然长出来就是那样的”，也有人抱怨食物口味不合心意，嚷嚷着拒绝支付运费。在她看来，消费者对食物的需要和偏好，连同他们参与消费的意识和习惯，都太过受到市场经济的形塑。在什么是好的食物，如何获得好的食物上，普通人的知识仍然极为有限。
对今天生态农业的践行者而言，仅仅生产“健康的食物”是不够的：在市场化、资本化的农业让城市与乡村日趋割裂之时，他们寻求建立另类的交易方式、流通渠道与信誉体制，来重新拉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公平贸易运动、社区支持农业等模式均致力于此：通过减少贸易过程中的层层剥削，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作关系，以保障双方的共同利益。
不过，如果说城乡二元对立之下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小农的危机的话，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中国的村庄与农民正面临更为严峻的结构性挑战。
在全球化之下：食物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陈儒玮来自中国台湾，是台湾“校园午餐搞非基行动”的共同发起人。他谈起自己反对进口大豆的一个原因：“台湾的大豆自给率只有千分之三”，他说，这意味着一千颗大豆里，只有三颗来自台湾本土的土地。
千分之三对当地的生产者意味着什么?中国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民对此或许有更切身的体会。2013年，严海蓉和陈义媛在《南风窗》上刊文提及，在看似偏远平静的东北村庄里，农民的生活正受到占中国大豆市场份额80%的进口大豆的严重冲击：
40多岁的何家萧是黑龙江省讷河县的普通农民，一家四口人耕作着自家17亩地以及从亲戚朋友处租种的39亩田地，大豆和玉米是他们的主要作物，然而，这56亩地只能为一家人提供1.1万元左右的年均纯收入。在进口市场冲击下，本地大豆价格年年下降，“去年秋收时两块三毛五一斤，今年是两块二一斤，一吨降了300块钱”，销路同样受阻，“屯里几乎家家都积压着一些没卖出去的大豆”。
被进口大豆严重挤压生存空间的农民是故事的一半，而故事另一半或许正在巴拉圭这样被跨国农业公司占据的地方上演。青年农业政策研究者周晚晴在自己的公众号“食农杂记”上记录了她的见闻：40年前森林覆盖率高达70%的巴拉圭如今只剩下不到20%的森林，由跨国农业公司主导的大豆田从北到南贯穿卡嫩迪尤、卡瓜苏、卡萨帕、上巴拉那和伊塔普阿等省，将巴拉圭境内的大西洋森林带破坏得面目全非。
巴拉圭抗议运动中的一面横幅：“农药侵犯人权——献给希尔维诺·塔拉维拉”︱图片来源：公众号“食农杂记”
如今，跨国公司已在巴拉圭布局下完整的产业链，从大豆种植，动物养殖到屠宰、加工，但当地的小农从未平等地享受这般发展带来的福利，相反，大规模化学农业的包围下，他们的处境愈发艰难：农民的土地被大公司买走，自身又难以在机械化的农场上找到工作，不得不面临失业的危机;大豆田的所有者用飞机频繁喷洒大量农药，更是让附近的村落和田地饱受毒害折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不稳定、慢性病增加……这些问题幽灵般困扰着那片土地。
全球化的发展与跨国市场的扩张，将世界各地看似毫不相干的农民的命运紧紧联接：那些挤压着原产地小农生存空间的大豆，经货运轮船一批批运往其它国家，在新的市场上掀起第二波冲击。为了生计，进口国的豆农或者转向其他作物，或者大量使用商业种子和农药，让本地生态和粮食安全蒙上又一层阴影。
反抗一直存在：墨西哥一些乡村的农民在为农业工业化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长期抗争，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农民开始有意识地缩小农业规模，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土地上来，而这些年来，陈儒玮同样在为食物的主权奔走，号召台湾校园使用本地农户所耕种的健康食材。2011年，台湾第一个以公部门角色推动的在地校园午餐计划在彰化县溪州乡启动，四年下来，当地校园已有九成以上的米和蔬菜源于在地。
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的意义在上述背景下凸显：它们一面受到全球农业市场化与企业化的冲击，一面也成为人们反抗跨国企业对本土农业侵占，捍卫国家主权并维护农业多样性的重要阵地。
团结起来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古学斌长期致力促进中国乡村的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多年来的活动与调研中，他发现一个问题：大陆很多市民购买生态产品，是为了个人的健康，而许多农户参与生态农业，也是希望获取更高利润——这始终是出于私人的、经济的目的。
而在他看来，生态农业的最大挑战与根本目标，乃是“人的改变”：“我们应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观念的转变，即参与生态不仅仅是为了私利，更是一个公共的行动”。古学斌坚持，合作经济绝非经济那么简单，它同样关涉文化和价值，关涉一种“从私到公”的自主意识之觉醒——在劳动与购买中，农民与市民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同样是为了土地，为了生态，为了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结构下捍卫食物与人民的权利。
在郑冰这样的实践者口中，这种想法时常以更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搞生态、搞合作，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农业在地化、农民自主权……这些宏大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脑袋里，无非是“发现自己和村庄的好来”。
令郑冰自豪的，是她和团队确实在努力唤醒人们去重视乡村多元的经验价值，去相信农民自身的主体力量。在谈起自己的“功绩”时，郑冰免不了回到2001年，那年秋天，她顶着冷嘲热讽开始组织村里的妇女跳舞，一开始大家还有犹豫，后来“一到下午，整个巷子都是妇女跳舞”，这一跳，便从一个村跳到了周边十几个村，再由第三年跳到了周围43个村。郑冰意识到，藉由这样一些共同的活动，大家开始从家庭中走出来，团结起来，思考大家怎么能生活地更好，它所带来的是精神的唤醒与自信——正是这支跳舞的力量，为日后蒲韩乡村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强调将生态农业、合作经济与社区服务结合，让生态成为一股真正“团结”的力量：它一面呼吁城市的消费者一同参与到农业合作化之中，将消费者教育融入单纯的经济关系，促进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同盟意识;另一面则期望通过“劳动”和“服务”重塑农民的自我认知与合作关系，为乡村注入崭新的、内生的活力——国内如蒲韩乡村、绿耕城乡互助社，都格外注重在以合作农业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的同时，通过社区组织与社区生活增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对乡村价值的坚定信心。今天，当“乡村振兴”被城市化的思维主导，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下大建模板建筑和旅游民宿，让乡村和农民愈发成为资本附庸时，上述努力更显得尤为可贵。
纽约大学著名食物政治教授玛丽恩·内斯特尔(MarionNestle)曾写给一位年轻农民这样一段话：“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的农场的存在和你务农的方式就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政治是一个团体运动，你不可能单打独斗。”彼时，他在美国最大有机农业会议MOSES上，见证了3000多位美国生态农民共同对抗常规农业和大型企业对他们的竞争与压迫。
这或许也是国内致力生态与合作经济研究、推广与实践的人们所期待与奋斗的情景：人们将看清自己的境况，看清世界经济和政治与自身的内在关联，将摈弃分歧，“为自己，也为自己所关心的环境、社区、健康的食物精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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