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当代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揭示书写了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优秀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时代的风貌，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卷，具有史诗的价值。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穷苦农民搞土地革命，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公平社会，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先是搞土地改革，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分给了穷苦农民，再接着搞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文化思想观念，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反映这个社会时代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杰作。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1981年，全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解体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是一种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一家30亩承包地，还分成了六七块，土地的零碎，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家庭小生产难以采用机械化作业，原有的水利设施难以有效的使用，新的水利农田建设寸步难行，先进的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应用，这种家庭小生产方式与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向背道而驰，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相适应的科学原理，因而，实行了几十年，全国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打工进城了，全国约有20%以上的土地撂荒了，山区大批村落荒芜废弃了，扶贫成了当前农村的第一位工作了，2017年全国人均进口粮200斤，我国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落空了，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过虽然农村形势严峻，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普遍提高了，40年前，城乡人民都实行的是粮食定量供应，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吃饱饭的问题，再往前推一百年，历朝历代饿死人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而如今到处可见垃圾桶里扔掉的白馒头肉包子。这是因为我国已经迈进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创造的社会财富那是农业社会不可比拟的，我国开始富起来了，农村的一部分穷困人群国家也兜底包养起来了，农村享受低保的人，一年定补4100元。我最近到一个移民小区采访，小区里设立了一个“巧手手扶贫车间”，为旅游商店加工酒瓶外包装，来料加工，制作一个手工费2元，一个女工一天可制作20—30个，1月可收入1000多元。有一个叫李二女的老奶奶已经80岁了，做得很起劲，我与她聊天得知，她一个星期可制作100个，一个月有800元的收入。她对眼下的工作生活特别满意。我知道她原来住的村子，全是旱地，种小麦丰收年亩产也只有200斤，扣除种子化肥成本，一亩地纯收入最多100元，老奶奶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就等于过去种8亩地的收成，而且旱涝保收，对比过去，她能不满足吗?但是这不能说明我国农业搞好了，只是我国有钱进口粮食，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而已，一旦国际上粮食市场出现危机，有人趁机用粮食来制裁我国，那问题可就严重了。所以我们不能因现在市场上粮食供应充足就沾沾自喜，忽视农村、农业存在的严重隐患。
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农村的变化比搞土改、搞人民公社的变化还要大得多，约有60%的农村人口转产进城了，这种变化真是史无前例。而反映农村变化的文学作品却显得滞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因为，农村处于急剧变革中，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中，作家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因而创作不出来有思想内涵的好作品。比如，有人拔高小岗村，上升为小岗精神，小岗村当年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是起到了破除人民公社僵化管理体制的破冰作用，但小岗人是一群没有集体观念自私自利的懒汉，包产到户几十年来，政府和社会企业对小岗村投入了巨资扶持，把派去的好干部沈浩都累死了，也没有把小岗村扶起来。小岗人能成为时代的先锋吗?会有歌颂小岗人站得住脚的文学作品吗?而全国百强村却无一例外全是搞集体经济的。文学作品如何来解读描写这种现象呢?作家确实感到很困惑。
我看到一些描写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有三种写法比较典型。
第一种写法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他写了一个北方山村孙、李两户人家几十年的命运浮沉，地主欺压长工，霸占长工的妻女，土改时，长工又把地主老婆、女儿压在身下，改革开放了，地主的后代又发财致富了，再把长工第三代女儿包养起来。伟大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就成了几代人命运的轮回，这种描写真是浅薄、庸俗、恶心。方方的《软埋》那就走得更远了。
第二种写法是王安忆的《小鲍庄》，她写了一个农村木匠婚外恋的故事。农村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是游离于农村的主流社会，无足轻重。如果写当代农村的故事，把党和政府在农村所起的主宰作用剥离出来，只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写，那一定不是真实的农村，未能反映出农村社会的本来时代面貌。
第三种写法是路遥的现实主义写法，其代表作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认为路遥的写法写出了真实的农村，写活了真实的农村人，反映了真实的农村历史进程。路遥的作品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高，但他对党的基层干部没有妖魔化，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真实可亲。近来有人说，路遥的写法老套，文学价值不高，但我认为，路遥作品几十年来畅销不衰，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这就充分体现了路遥作品的价值。
从新的历史角度解读描写近70年来农村的时代变迁，确实是一个摆在作者面前一个新的大课题，把握不好时代命脉，就写不好“三农”题材的作品。那么新时代命脉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而奋斗，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无可讳言，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中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我认为，即使党领导农民走了曲折的弯路，那也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应该相信，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向着社会主义大方向奋斗的。新文学的使命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前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判断，书写人民在新时代生活的甜酸苦辣、情感的喜怒哀乐、工作事业上成败得失、奋斗路上的曲折和进步，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文学作品要为人民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歌颂真善美，弘扬正能量，起到教化人民，鼓舞人心，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激励人民向新的生活奋斗，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在农村生活工作了50多年，亲历了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以来农村变革的全过程，早就想把在农村经历过的事写成小说，但就是把握不好写作的基调。我认为把人民公社描写成理想的天堂，那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但是把人民公社糟践为人间地狱，那更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别有用心。我后来从事“三农”理论研究，与山西代县党校副校长何平成为好友，何平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人民公社是官办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党带领亿万农民进行伟大实践创造的产物，制度设计很有创造性，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至今看来依然富有科学性、合理性，严格执行下来，哪能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在人民公社的后期，却严重破坏了六十条原则，因而把人民公社搞糟了。包产到户一刀切的改革，矫枉过正，这是造成如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新的时期，要振兴建设新农村，需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只有这样，党才能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至于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好，各地正在探索，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经验，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贵州省塘约村创造的塘约道路等。在何平的观点影响下，我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麦颂》。在这本小说中，我赞扬了学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但同时指出正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些极左做法成为搞垮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推广大寨大队核算经验，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大寨式的自报公议社员劳动评分经验，破坏了人民公社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挫伤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六十条》规定，兴办农田水利建设等基本工程，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可是在农业学大寨中，严重违反了这条规定，各地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不计成本地盲目大干快上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很多工程搞成了不起作用的花架子，劳民伤财，把生产队积累下的底子都踢踏光了。我对人民公社的这种写法，左右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凡是在农村待过的人，大多说我写出了真实的农村，写的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的那回事。这本书也是一本带有我自传性质的知青小说，我1970年知青下乡后，就基本没动窝，在那个山村待了40多年，主要以业余自费的形式搞作物育种，我在小麦莜麦大麦三种作物上育出经自治区审定命名的5个新品种。我的经历说明，知识青年在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而，在知青题材小说中，我这本书也是独树一帜的。
2011年，我创作了《科技活财神》长篇小说，反映了新时期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故事，塑造了农业科技特派员新的人物形象，该书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我不敢说我写的这两本长篇小说有多么好，但敢说叙事角度是独特的，塑造了从来没有过农村文学新人物形象，在全国没有第二本类似的书。
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革，文学不应该对这种大变革失语。最近我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又回石窑沟》和《要命的土地》，在网上发表了，引起一些反响。我写的《又回石窑沟》反映的是农民移民搬迁后，各种势力争夺废弃村落资源的斗争和农民的失落。《要命的土地》是针对眼下农村土地确权的问题创作的，有真实的原型故事。我一直认为，农业部搞的土地确权是无事生非，扰民之举。现实情况证实了我的担忧。
目前农村正经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反映描写农村的巨大变革是文学的使命，作家的责任，期待涌现出一批反映“三农”问题的优秀文学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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